3.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其实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表明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
7月1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
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明确表明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公开向斯大林表明中共的政治立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就积极策划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事。
那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十分频密,斯大林就是君临于一切领导人头上的最高精神领袖。
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了一个高层政治协商会议,听取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意见。
压倒性的意见,都是劝毛泽东不能去。
一位著名辛亥老人还打了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说出一句十分雷人的话:“哪有中国的皇帝刚登基就去拜见外国皇帝的,咱泱泱中华大国,新朝伊始,从来都是等着外国使臣毕恭毕敬前来朝觐的啊?”
但毛泽东的想法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他要去见的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言九鼎的斯大林,谈的是有关新中国前途与安全的头等大事。他不主动去,以苏联的强大国力,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难道还能指望他纡尊降贵,主动到北京来拜望自己?
新中国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便匆匆启程了。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蒋介石和斯大林1945年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虽然毛泽东曾当面向米高扬说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心底从来没有放弃过收回外蒙古的念头,早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他就说过,“外蒙古必将回归到一个新中国”。
而此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因为他相信,1945年的莫斯科外交仅仅完成了一个苏联和旧中国之间的条约。一旦新中国诞生,这个条约就会变成明日黄花。这种对苏联盟友的热切期望既支持了中共领导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也造成了胜利到来时中共领袖们对苏联的极大失望。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时至1949年年末,中共完成了从一个从事革命运动的在野政党到国家执政者的龙门一跃。而恰于此时,苏联政策却阻止中共和外蒙古的“兄弟”关系向国家统一转变。
结果,外蒙古从一个沟通中国革命和苏联的纽带,一变而为引起欧亚大陆上两个红色巨人民族情感碰撞的第一粒火星。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主要是中苏双方事先没有沟通好,斯大林不清楚毛泽东到莫斯科干什么,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直到后来才明白,毛泽东主要是为条约而来的。”
已经解密的档案表明,毛泽东既不是去莫斯科治病,更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沟通好而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毛泽东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便单刀直入,端出主题。斯大林则居高临下,滴水不漏。弄得毛泽东一气之下,才称病闭门谢客。国家初创,百废待举,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在莫斯科的国宾馆里托病待了两个多月。
更不存在双方沟通不好的问题。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当罗申问及毛泽东的访苏目的时,周恩来明确回答:“除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之外,将与斯大林当面商讨中苏两国的签约问题。”
可见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与苏联结成同盟,向世界昭示中国的“一边倒”政策;二、以新的中苏条约的形式,赋予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及法律保障。
再者,毛泽东赴莫斯科之前,他还直接给斯大林发了三封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我来莫斯科,主要就是为了和贵国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而且特别希望斯大林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可是,斯大林偏偏就不给他任何答复。
当时斯大林高高在上,毛泽东也不好屡次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发第三封电报时,他就巧妙地拐了个弯儿,貌似谦恭地说:“你看我是否需要带周恩来同志一起来莫斯科?如果你要是觉得可以和我们签订一个新条约的话,周恩来就跟我一起来?”
斯大林仍然不作任何答复。
毛泽东着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1949年12月6日,索性带上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加上翻译师哲就出发了。
此外,他还带了满满一火车礼物,因为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大寿,他总不能空着一双手上主人的门吧。
寿礼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三家一起给斯大林送寿礼。中共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翡翠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两套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
双方的礼物极不对称,斯大林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全是金手表、金项链、金烟盒等,还有一辆防弹小轿车。
万里迢迢祝寿,还特意带上蔬菜水果当寿礼,正应了中国人“礼轻情意重”这句古话。当然,这恐怕也是毛泽东不拘小节的独特个性,与中国诗人的浪漫气质使然。
途经沈阳时,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极为愤怒的事。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对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苏联铁道部部长、斯大林的特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
科瓦廖夫回忆说:“1949年12月,我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科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说毛泽东去苏联是为斯大林祝寿)时,毛泽东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就明白了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当时很生气。当我们回到专列上时,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了他的专列上了。毛泽东愤怒地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我代表全中国人民,已经给斯大林带去了礼物。请你转告这些同志,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市委书记焦若愚被盛怒的毛泽东惊吓得目瞪口呆!
12月16日中午12时整,毛泽东的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斯大林给他的礼遇看似隆重,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共产党执政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全都到车站迎接他。
不过,这样的规格很高但还不是最高,让毛泽东深感不快的是斯大林本人没有出现在欢迎官员中——而毛泽东肯定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曾亲自到火车站,欢送前来与他谈判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率性的毛泽东不加掩饰,故意把自己的愤怒挂在脸上,弄得前来迎接的苏方大员全都有些尴尬。
但是,毛泽东的不快很快便倏然而飞。当天傍晚6时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集体宴请了他。
一见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员介绍,便大步上前,亲切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注目端详了好一阵,才表情夸张地激动说道:“毛泽东同志,你红光满面,容光焕发,想不到你这样的年轻健壮。”
斯大林分明已经忘记了他当初对罗斯福所说的,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普加乔夫式的人物的评价,对眼前的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是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很激动,面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伤心处,毛泽东眼圈发潮,竟然哽咽起来。
毛泽东的悲情来自于当初他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时,被斯大林理解为是借此排除苏联最信任的王明,故而苏共对中共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斯大林当然明白毛泽东话里的意思,他亲热地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拍了拍,一脸肃穆地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全世界的真理!”
一席话说得苏共领导们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怨气尽消,开怀大笑。
领导人聚会或是合影的时候,站在中心位置的斯大林,总不会忘记请毛泽东站在他旁边,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全都知趣地站到了他俩的后边和两侧。而且开会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都一律用俄语,只有毛泽东说的是一口地道的中国湖南话。
可是好景不长,一提到中苏条约,斯大林马上就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