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巨人之间的较量
在莫斯科市的中心位置,有一组极其宏伟的宝塔样的楼群。楼群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形成一座“大城之中的小城”。小城一面靠着莫斯科河桥,一面朝着壮丽的红场。小城的塔楼造型千姿百态,有的是圆形顶,有的是尖形顶,有的是棱形顶。最高的那座塔楼,是莫斯科市著名的自鸣钟,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响起美妙的音乐,全市都能听见。这座由塔楼组成的小城,就是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下榻的国宾馆,也坐落在这一大片宫殿建筑群里。
12月21日,斯大林的寿辰在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各国领导人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只剩下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仍然待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宾馆里不打算走。
本来,苏联方面精心为他安排了很多活动,参观集体农庄大型企业,看芭蕾舞看电影,去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可是毛泽东想谈的事儿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去。
1月20日这天,毛泽东忍无可忍,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声色俱厉地大发了一通脾气,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发脾气也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外交手段,挨了骂的莫洛托夫当然会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给毛泽东捎来口信:22日再接着谈。
20日晚上,毛泽东给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份电报,心情明显有所好转,说:“22日我就要和斯大林谈到实质性问题了,估计会有所突破。”
结果22日上午谈了整整半天,斯大林老是在日本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上绕来绕去,就是不提毛泽东最为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
于是,毛泽东回到国宾馆后马上对外宣布,他又病了,头疼得厉害。三名苏联医学专家马上奉命赶到国宾馆给毛泽东治病,可检查来检查去,专家也搞不清楚毛泽东的病根在哪里。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里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宾馆大门一步,外界很快就猜测到中苏之间闹不愉快了。舆论沸沸扬扬,特别是英国报纸,说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发生了争执,已经被软禁了。因为这种手段是斯大林对付不听他招呼的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常用的手段——岂止软禁,关押、秘密处死也是屡见不鲜——如今用到毛泽东头上,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其实,毛泽东既不拂袖而去,又拒绝参加主人安排的一切活动,而且还犯头疼,弄得斯大林也很紧张,再三让莫洛托夫前去动员他参加个活动,公开露露面,报纸上一发消息一登照片,所有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可任凭莫洛托夫说得口干舌燥,毛泽东就是头疼,疼得来什么活动也不能参加,不能露面,连相也不能照。
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回忆录里说:“到30日这天我们内部开了个会,因为老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建议毛主席还是露个面。毛主席也不愿把事态弄得更糟糕,说:‘露面,你让我怎么露?’我说:‘你发表一个对记者的谈话,报纸一登,电台一播,西方记者制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说明你没被软禁嘛。’毛主席采纳了我的意见,让我马上去安排接见记者的事。”
沈志华教授对笔者说:“迄今为止,中国或是俄国的档案馆里,都没有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原始档案。这份对记者的谈话稿究竟是由谁起草的,也不知道。王稼祥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谈到这个事儿。”
只有毛泽东本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讲话稿是斯大林起草好以后,由莫洛托夫转交给他,他照本宣科对塔斯社记者念的。回国后,毛泽东对他的同志们说:“1950年元旦这天傍晚,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稿,斯大林突然改变观点了。这个谈话稿是他亲笔起草的,他给我当秘书。”
斯大林同意,是因为他开始转弯了。
2月1日,塔斯社广播了毛泽东接见该社记者的谈话。《真理报》同日也全文刊登了。
第二天,斯大林就派莫洛托夫来找毛泽东。斯大林终于决定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正是因为他已经决定对固执得出乎他想象的毛泽东作出让步。
为什么让步?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当然,这绝非杜鲁门先生的本意。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如果金日成向南朝鲜发起进攻,依据这一条约,美国必然会出兵帮助南朝鲜。
而这一情况的变化,直接涉及斯大林对不久就要爆发的朝鲜战争的通盘考虑,美国人介入进来,他马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时刻,他绝对不可能和拥有一支能征善战、全世界最庞大陆军的中国彻底闹僵。
但是在斯大林眼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比这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
正是由于在欧洲,包括在中亚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他才会想到要另找途径来分散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自己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如果能够答应毛泽东结盟的要求,新中国就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这样一来,苏联的东方战线就有了安全保障,而且具有了在亚洲向美国挑战的力量。
他之所以此前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此后又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太大了,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不小的威胁。
其次,中国的榜样作用太诱人了。美国连中国这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曾经给予大量援助,并被视为盟友的国家都不敢去干预,它又怎么会有胆量轻易地去干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呢?
如果亚洲相当多数的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揭竿而起,美国还有余力来对付苏联吗?
中苏两国一旦正式结盟,那么,就会马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就再也用不着保持一贯小心谨慎的低调态度。甚至连在行军途中,准备登上日本北海道的苏联红军,在麦克阿瑟的厉声恫吓下也不得不掉头返回,让斯大林丢尽了脸面。这样的奇耻大辱,令斯大林永生难忘!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会在远东由此从守势转入攻势,斯大林是不会让苏联来冒这种风险的。
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比如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让中国出面去英美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控制的东南亚地区施加影响,这不就能非常有效地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吗?
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又怎么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归,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设法把他变成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助一臂之力的盟友呢?
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他从这一年开始,对自己过去支持国民党而冷落了共产党的做法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并逐步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力度,虽然这种支持碍于《雅尔塔协定》约束显得小心翼翼,害怕惹恼美、英两国,因而不敢公开张扬,甚至支持得有些偷偷摸摸,却已可以看出来斯大林对中共态度的明显转变。
斯大林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对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好与中国另订新约的理由时,对他的苦衷就已经讲得十分明白了。只是到1950年毛泽东访苏并与之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斯大林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行攻势路线。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由否定到肯定并成为主要的策划人的态度巨变,也正是这一方针转变的具体表现。
斯大林一旦把问题想通了,他的意见就会立即变成苏共中央的政策与方针。
1950年1月1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次日上午去拜访毛泽东,通知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苏联人摆上桌面的这个新的协定,基本上保留了1945年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旧条约的内容,除了答应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把旅顺港归还中国,其他的一切照旧。
中国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而且针锋相对,抛开苏联人搞的协定,自己重新另搞了一个。规定,旅顺港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中国。
中国方面加了一个时间,你不能老不和日本签约,就老赖着不还给我们,所以加了个时间上的限制。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立刻归还中国。
26日,中国把这个自己拟订的草案摆上桌面以后。苏联人马上表示反对,提出要对中方草案进行修改。
沈志华买回了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后的文本,对中国方面的主张,斯大林几乎全部画上了红叉叉。打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和惊叹号——这足以表明斯大林对中国人想法的愤怒。
但奇怪的是,仅仅过了两天,苏联方面退回来的这个文本,几乎就和中国方面起草的差不多。仅仅就是把立即归还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也一并推迟到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给中国。
沈志华认为,现在尚无法看到26——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怎么讨论的档案,但是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人在两天之内再次作出了重大让步。
为什么会多云转晴?
沈志华的解释是:就我看到的档案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待就两个月不回来,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反对支持,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你支持它干吗呀?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了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看清楚情况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国民政府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去莫斯科了。
这样一来,美国人就面临着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儿,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政府必须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能再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了。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就失策了。
所以艾奇逊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大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么怎样才能亲近中共呢?这个不难,我们把蒋介石一脚踢开就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解放,我们不管。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赢了。
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
12月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美国人的想法呢?原来美国政府有意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测政治风向,以备必要时与新中国的领导人“暗通款曲”,可毛泽东写了篇《别了,司徒雷登》,说这位美国大使“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也将他给赶走了,这样一来,双方就再也没有沟通渠道了。
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意思就是,你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
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应,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还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么的友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美国也只是随大流,跟着走,进了北京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紫禁城的警卫工作。要不是咱美国大兵帮你们中国人看着门,皇宫里那些宝物啊,早就被老毛子和英、法等国的匪徒们抢光了。
而且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全世界只有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中国同胞们想一想,你们的外蒙古是被谁逼着分离出去的?你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谁霸占去了?
虽然美国人的目的是想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破坏中苏结盟,但所谈的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又分明全都是事实,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吧,美国人太坏了。我们要立刻发表声明,反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