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谁是赢家
毛泽东后来没完全按斯大林说的办,斯大林说好了双方都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毛泽东心里的想法肯定和怒火冲天的斯大林不一致。这很正常,国家利益不同嘛。他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在回国宾馆的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问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特地提醒中国方面,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可毛泽东愣是装作没听明白,回去就给胡乔木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后者以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
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沈志华从莫斯科买回的解密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斯大林还专门叮嘱毛泽东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声明,毛泽东呢?偏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这就让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怎么能够代表政府呢?你毛泽东这么干,不是故意破坏我们之间达成的计划吗?
毛泽东用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不满,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苏联高层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偷着乐的,那就是美国人了。
所以,斯大林必须做出让步。
不过,要斯大林让步,得给他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斯大林的脸上也挂不住。
关键时刻,就显示出了周恩来的大智慧。
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代表中共对外蒙古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才换来了斯大林的投桃报李。
28日,周恩来去见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还要找你谈个问题。”
斯大林说:“谈什么都可以,你谈吧。”
周恩来说:“我想和你谈谈外蒙古问题。”
同样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师哲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一听,脸都白了,严肃地说:‘毛泽东已经答应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问题了,你怎么还给我提?’”
周恩来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
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赶紧问:“那你们的意见是怎么办?”
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顿时放了心,说:“这样很好。”
周恩来接着说:“我现在拿来了我们已经起草好的声明,请你看看。”
斯大林看完,脑袋瓜子轰的一响,这才明白周恩来的用意何在。
声明说:“鉴于外蒙古已于1949年1月举行了全民公投,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意愿,所以我们承认其独立的现实。”声明还白纸黑字地写道:“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
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
这样一来,中国方面的意思就非常明白了:你如果同意我们提出的协定条款,我们就承认已经成为事实的外蒙古独立;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没有必要发表这个声明,马上打道回府。
中国方面把承认外蒙古独立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己方要求挂起钩来,以此促使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
会谈记录表明,苏联方面经研究后,于1月28日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条件。
这就和过去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吃了大亏,毛泽东受了委屈完全不一样了。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喜欢这么讲,给党内同志的印象就是他忍辱负重,才争取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他受过斯大林一段时间的冷遇这不假,但是,他这一趟去莫斯科,完全达到甚至远远超过了出发前预期的目的,中苏谈判关键时刻的两次重大让步,都是斯大林作出的。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得已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当时外蒙古的具体情况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既有蒋介石政权签约在先,又有外蒙古全民公投在后,再加上苏联人实际上固若金汤,深入骨髓般的严密控制,以新中国的那点微弱的力量和影响要想拿回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倘若不立足于现实,而靠理想色彩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办事,那就非把什么事情都搞砸了不可。
但是丢掉了外蒙古的蒋介石反而不干了。
即便已经沦落到困居海岛的地步,蒋介石仍然认为只有“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正朔,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个昙花一现的政权,你斯大林跟毛泽东签的字不算数。既然你苏联人单方面撕毁了1945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合约,那么,该条约所涉及的一切内容,均已自行废止。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收回外蒙古主权。
但所谓收回主权,不过是派个人在地图上将外蒙古改回来,过过眼瘾罢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蒋介石政权从那以后一直坚持,外蒙古仍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倒打一耙,反污外蒙古丢在了中共政权手里。因为台湾出的“中华民国”的地图是秋海棠,而大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公鸡。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势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
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从强大的苏联手中收回东北的主权。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外蒙古与东北远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泽东只好拿共同的意识形态当作“武器”用,甚至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场装病的好戏,再由周恩来出面经过艰苦谈判,终于成功地迫使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者,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巨额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新中国成功收回东北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以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两者均已迫使蒋介石的旧中国,以条约的形式予以确认。
可以作个比较,至今为止,北方四岛(千岛群岛)问题成为了插在日本人心窝上的一把尖刀,日本收回无望,这更显得当初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条件下,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
鱼和熊掌兼得岂不更好?但,只能面对现实选择!
中苏签订友好条约的消息见报后,由于有的地方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甚至出现了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事件。
而事实恰恰相反,真正吃了大亏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斯大林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大的亏,条约一签订,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就必须退缩到海参崴。毛泽东丢下自己的军国大事不管,待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斗智斗勇,主要的目的就是坚持通过条约,合法地收回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而这恰恰是苏联从俄国沙皇开始,就苦心经营的一个远东战略构想。沙皇如此,列宁如此,斯大林乃至以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莫不如此。所以俄国人办的道盛银行出钱修建了中长铁路、南满铁路,租用了旅顺港,后来又开辟了大连港,可是到了1950年2月份,随着中苏条约一签订,这一切全都让毛泽东一口袋收了回去。与此同时,苏联驻扎在东北的30万大军和各种势力,也会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退出东北地区。
这件事,对苏联的战略损失,简直太大。
斯大林从1924年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到他1953年去世,除了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罗斯福、丘吉尔谈判时不得不作过一些妥协让步,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不唯他马首是瞻?唯独中国来的这个毛泽东同志,太厉害了,弄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爆发冲突的时候,无论斯大林怎么放下身段,邀请铁托去莫斯科见个面,谈一谈,铁托都不敢去,生怕斯大林给他设下鸿门宴,一去这辈子就极有可能“望穿秋水,不见贝尔格莱德的倩影”。
可这毛泽东多厉害呀,来了就把莫斯科当自己家似的,一住近3月,每天只干“吃饭、睡觉、拉屎”3件大事。
一个国家元首,刚建国就扔下自己的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一待近3月。此生阅人无数的斯大林,哪儿领教过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最终斯大林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毛泽东如愿以偿了。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自然是有原因的。当时的苏联就国际局势而言,他手里只捏着中国这一张牌可打,就是他必须和中国结成牢固的同盟,才能确保苏联东线的安全。
而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真正愿意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牌,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科瓦廖夫于1949年12月24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他们始终对英、美两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幻想,为了不激怒英、美,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国工会参加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英美势力较大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这份报告的情况是高岗向科瓦廖夫反映的。
时间再往前移,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向罗申大使提到,美国有一个有意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而且美国正在策划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
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对斯大林产生影响,他极不愿意看到中国亲近西方国家,并渴望中国成为苏联集团中最重要的一员。但鉴于桀骜不驯的铁托的背离,明显具有非同一般的雄才大略,可是又让他难以捉摸的毛泽东是东方铁托的可能性极大,斯大林不能不存有顾虑。对于中共要求帮助解放台湾他一再拒绝,唯恐毛泽东一旦完全统一中国后,会再无后顾之忧,也就不再有求于苏联人。
但是,现实又清楚地提醒他,苏联和中国结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形成的。对于苏联来说,这项条约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的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状态,也保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最为可靠和体量极其庞大的同盟者。
而现在,他认识到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己就不能不在重大问题上对毛泽东作出一些让步 。
而毛泽东手里捏着3张牌可以打,他既可以选择和苏联结盟,也可以选择和美国结盟,还可以走中间道路。
当然,当时毛泽东本人怎么想的并不清楚,这只不过是历史学者们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的一种客观分析后得出的判断。
所以强大的斯大林最终向倔犟的毛泽东作出让步,只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中国的学者们后来除沈志华以外,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朝鲜战争。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就毛泽东等少数人非出兵朝鲜不可?
其实,中国坚持出兵,主要就是为了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毛泽东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的,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只有中国参战,才能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斯大林对毛泽东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的背后,其实就与他早就和金日成策划于密室中的朝鲜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苏联人紧锣密鼓谈判中苏友好条约时,另一场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却又背着中国人的谈判,也正在同时进行之中。
2月4日,金日成在平壤与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会谈,最后金日成决定用9吨黄金、白银及有色金属矿石换取苏联军火与装备,并要求苏联人答应把1951年给他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
2月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回电,“苏联全部满足金日成同志的要求”。
从这以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1949年6月,斯大林又给了金日成雅克战斗机100架,T-34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大炮230门,枪10000多支。
斯大林从中苏条约基本定稿到3月中旬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就给了金日成相当于过去两年所给的军备。
唯一原因,就是斯大林已经决定发动朝鲜战争。
如此重大的事情,斯大林为何要瞒着正在莫斯科与自己会谈的毛泽东?
于情于理,这都说不过去呀。
原因正在毛泽东访苏前夕,和斯大林通的电报里。
毛泽东在电报里与斯大林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向南方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
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把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他却只字不提。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为了和他建立更加深厚的私人友谊,居然把他派到中国的特使科瓦廖夫呈送给他的秘密报告,以及高岗向他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情况当面交给了毛泽东。
科瓦廖夫在接受冈察洛夫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他这份批评包括毛泽东本人以及中共高层的秘密报告,竟然是在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途中,在专列上完成的。
他说:“陪同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共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京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及其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泽东。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份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了毛泽东。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泽东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正当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际上已经注定了高岗的悲惨命运。”
对于科瓦廖夫与高岗,赫鲁晓夫有着更为详细的回忆:
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铁路专家科瓦廖夫,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高岗早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泽东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岗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泽东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
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