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斯大林趁火打劫
斯大林此时除了指导金日成如何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还着手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督促中国尽快出兵。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与金日成一样,都有一个逐渐转变认识的过程。最初,他俩高度一致,都不同意中国出兵。金日成不同意是因为历史深层对中国的抗拒与排斥,而斯大林不同意的道理非常简单,从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越过苏朝国界,他们就开始在北朝鲜苦心经营,已经将北朝鲜完全建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让中国大军进入朝鲜,金日成以后听谁的?
战争是6月25日开打的,3天后,金日成这才想起还没来得及知会毛泽东一声,于是就派人去北京跑一趟。毛泽东一见金日成派来的特使顿时火冒三丈,对他说你不用来了,我已经从法国报纸上看到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生气归生气,但是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还是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参战——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就投入了这场战争。
25日凌晨“三八线”上炮声一响,美国东部时间26日杜鲁门主持会议就决定出兵干涉,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28日美国飞机就开始往一路南下的朝鲜人民军头上狂扔炸弹。东西海岸海面上的几百艘军舰也开炮轰击金日成的人民军。同日,由日本出发的美陆军24师的先遣支队最先在大田登陆,紧跟着更多的美军渡过日本海,登上了釜山。
美军一参战,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时就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金日成能不能顶住?
中苏两国紧跟着都采取了一些动作,苏联向中国建议,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事物资。
7月2日,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
两天后,中央军委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大使讲述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帮助人民军作战的具体设想。
而此刻心里最先犯嘀咕的就是金日成本人,美军飞机当头一炸,美国军舰沿着东西海岸一轰,人民军一下就被炸蒙了,打乱了。
金日成这下着急了,当初毛泽东主动提出帮助他时,他拒绝了,而且把话说得太满,自己放不下脸面向毛泽东求援,就找什特科夫帮忙,托斯大林出面,请中国出兵。
他的理由很充分,“既然美国人已经出兵帮李承晚打,那么天经地义,中国人也应该出兵帮我打”。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却迟迟得不到斯大林的回电。
这让金日成意识到,斯大林内心和自己一样,也是不愿意让中国人进入朝鲜的。
斯大林撂下平壤心急如焚的金日成不管,却于7月2号指示北京城里的罗申大使去见周恩来,转告“斯大林同志对美国出兵朝鲜的问题非常关注,希望中国同志做好准备,如果需要的话,能够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周恩来说:“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现在已经有4个军开赴东北,部署在鸭绿江南岸,随时可以过江。”
其实这时中国军队并没有准备好,中央也还没作决定让部队开往东北,在鸭绿江北岸集结。因为成立东北边防军是在5天之后,即7月7号的会议上决定下来的。在这之后,13兵团才开始向东北开拔集结哩。
周恩来紧接着说:“我们有个条件,如果中国出动陆军,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协助我们作战。”
此等军国大事,罗申哪儿敢做主,马上驱车赶回大使馆,向莫斯科拍电报,汇报他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向斯大林讨主意。
7月5号,斯大林亲自给周恩来回电。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1.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2.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这个电报非常重要,以前这个电报没有披露的时候,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争论非常大。中国人说斯大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俄国人则说“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回事儿,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承诺过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所以完全不存在什么‘出尔反尔’的问题”。这份电报一出,俄国学者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该份电报明确表明斯大林向周恩来承诺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此事铁板钉钉,只是他没有具体讲什么时候出动,出动到什么地方,出动多少。
这时候,美军的干预仍然未能抵挡住气势如虹的人民军的凶猛进攻,战线很快推进到了洛东江一带,接着再往下打,便进入了胶着状态。这是因为人民军的战线越拉越长,美军飞机与舰炮轰炸也越来越厉害,人民军的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
而“联合国军”则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狭小的洛东江以东战场上,不仅兵力大增,且因作战区域狭小,火力也相对集中,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应有尽有。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你灭不掉我,我也打不过去,就在洛东江一带与釜山外围,没日没夜,杀声震天,大战三百个回合。
其实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已经连续给金日成传递过3次信息,明确指出:你现在的重点问题是在后方,你已经把战线拉得太长,如果美国人在你的后方一登陆,把后路一切断,你就完了。不过,你别紧张,现在我可以出兵帮助你。志愿军替你守着后方和东西海岸,你在前面打,突破洛东江,拿下釜山,这仗就结束了。
而且,毛泽东的想法是志愿军全部换上朝鲜人民军服装,各级指挥员都取了朝鲜名字,朴什么、金什么、崔什么的。
可是,那时候人民军打得很顺,金日成委婉地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他内心深处担心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毛泽东也把中国愿意出兵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中国人在苏联人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脚,对毛泽东的意见不置可否。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中国政府“该出兵时未出兵”这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同时也让麦克阿瑟产生了“中国人绝不可能在金日成大败时出兵”的严重误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让中外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也寻不着真正的原因何在。
7月7日,英国首先向苏联提议,希望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利和平解决这场战争。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电告毛泽东和金日成:“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理的和不能被接受的。”
7月8日,斯大林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泽东,金日成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
第二天深夜,中国外交官即奉命紧急进入朝鲜。
7月13日,斯大林电告罗申转告毛泽东:“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你们的部队。”并称:“这个师及已在上海的另外几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待中国飞行员掌握技术后,都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
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将领们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就可以获得这些飞机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决台湾问题。
在此之前,一大批苏联飞机已经进驻到了上海和徐州一带。
这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对上海进行的一场大轰炸而催生出来的结果。
待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不让毛泽东消停,三天两头派飞机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了26次。
可以这么说,虽然整个中国大陆的地面被共产党占领了,但天空却依然还是国民党的,它的空军可以旁若无人地在大陆的天空进进出出,想炸哪儿就丢几个炸弹下去。最远能飞到四川成都、重庆上空撒传单,时不时还往你重要的地方空投几个特务下来搞破坏。
1950年2月6日这天对上海的空袭最为严重。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军人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而且使全国物价上涨的风更厉害了,本来就瘫痪了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歼击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市的所有电站进行了打击,轰炸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
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总领事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都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作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
接着,莫斯科又通过其他渠道接到报告,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欢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级将领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实施这个行动,国民党正在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
轰炸的具体时间,是在2月6日中午12点25分,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正在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刚由百老汇大厦改名)12层参加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个会议。防空警报响起的一刹那,陈毅猛一抬头,透过玻璃窗,看见了让他这个经过无数次枪林弹雨考验的将军都毕生难忘的一幕:近20架巨型轰炸机呼啸着沿黄浦江掠来,直奔杨树浦发电厂方向而去,紧接着,几声炸弹爆炸的巨响震得会议室里的玻璃都嗡嗡作响,一瞬间屋顶的电灯全部熄灭。
陈毅心里一惊,马上意识到,发电厂被炸了!
这一天,位于上海杨树浦、闸北地区的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等多个重要工厂,遭到敌机密雨般的轮番轰炸。而且轰炸极为精准,敌机这一天投下了60多枚重磅炸弹,竟然有10枚在上海发电厂厂区内爆炸。
轰炸后第二天,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常务副市长心情沉重地来到发电量最大受损也最严重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被炸情况,慰问受难群众,指示电厂争取在48小时内部分恢复发电。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连夜开会,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防空和善后措施。大家痛苦地感到,目前我们没有防空能力,无法遏制空袭,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害。
“二六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80%,给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没有电力供应,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长达三四天时间,造成被困市民大多昏厥。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市场萧条。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则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郊区也发现少数武装特务搞暗杀抢劫。
仅仅在一天之后,即1950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头版上,赫然登出了这样的通栏大标题《美制匪机再滥炸本市,人民损失重大,迫切要求复仇》。
面对国民党的轰炸,新中国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根本无能为力。当时中共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仅仅保卫一个北京就已经勉为其难。
所以,陈毅马上打电报给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让国民党的飞机这么猖狂,怎么得了,必须马上请求苏联空军帮忙。刘少奇立即致电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他俩出面请求斯大林给予紧急援助。
毛泽东和周恩来马上向苏联方面提出援助。
斯大林一口答应苏方派空军提供保护,但却来了个趁火打劫,立即加码,提出增加补充条款的问题。
葛罗米柯拿出苏联人拟定的《补充条款》,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能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
根据这一协定,苏联事实上独家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一来,即便中苏结成了同盟,中国实际上也只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
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求得斯大林赶紧派空军保卫处于惊恐之中的大上海,毛泽东被迫作出让步。
周恩来仔细一些,考虑到在东北的朝鲜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问了一句:“朝鲜人算不算?”
葛罗米柯回答:“朝鲜人没事,我们主要是指美国人。另外,你们尽快把日本人全部赶走。”
斯大林也信守承诺,1950年3月13日,派巴季茨基中将率领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从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米格-15战斗机4次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共击落6架轰炸机,一举解除了对上海的空袭威胁,还不断飞越海峡,对台湾进行轰炸,吓得台湾上上下下忙着“深挖洞”,以躲避来自大陆飞机的报复。
1950年6月19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
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加重了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防空的任务,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1950年8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来采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机122架,教练、通信机16架,总共138架飞机。
同年10至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的空军部队。
这些苏联空军部队是到1951年7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回国的,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的出现,可以说是有力地保证了新政权的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
由于缺乏经验,中苏在这次军事合作中也出现过失误。1950年10月,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的一架图-2轻型轰炸机进行训练飞行,因事先忘记向苏方通报,结果被苏军雷达发现,误认为是台湾过来的飞机,把它给击落了。
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
从10月19日——也就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中国空军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