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虚心使人聪明,骄傲使人犯傻
朝鲜已经打得地覆天翻,毛泽东却毫不知情。斯大林和金日成不谋而合,均对他封锁了开战消息和情报。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会抽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开始对中国封锁消息,继而又要中国同意参加战争。。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据一位在金日成对“延安派”搞大清洗时逃到北京来的朝鲜高层人士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朝鲜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就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备战情况。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人到北京通报情况。对此毛泽东十分愤怒地对师哲说:“金日成真不像话,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抱怨归抱怨,不过,毛泽东这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考虑出兵了。
7月7号,就是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13天,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的会议。7月13日,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在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边防军,抽调了四野的主力第13兵团的38、39、40军,和留在东北的第42军,一共4个军,进驻中朝边界。
之所以选中第13兵团,重要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第13兵团作为国防机动部队,部署在中国腹部,可以随时调动到中原地区。这支原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中,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作战,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作战勇敢。
第13兵团领导班子的配备也颇费心思,经中央军委反复研究,决定“临阵换将”,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改任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将最精锐的炮兵第1、第2、第8,以及4个高炮团、3个汽车团、2个工兵团等,与第13兵团一起,共约25.5万大军,在中朝边境布防,以防不测。
由于军情紧急,时年40岁的邓华只能与即将分娩的妻子李玉芝匆匆告别。
登车之际,邓华对妻子说:“瓦罐难免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况味。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曾泽生的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志愿军司令部电台队长杨雨田回忆说:“为了掩盖部队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个15兵团的番号仍然留在广州,不动,只由邓华司令带领我们原班子的人马入朝。因为我们离香港很近,香港搞情报的人很多,也很厉害,部队稍有变化,人家就知道了,何况是这么大规模的调动。”
相比编入东北边防军的兄弟部队,第42军的动作更早一些。
6月29号中午,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派秘书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送来亲笔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吴瑞林同志:即来军区面谈。高岗”。
见面后,高岗对吴瑞林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42军7至10天之内,集结于通化、梅河口一线,整装待命。”
在新中国的国防部署中,最靠近朝鲜的东北,当时还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东北军区成建制的部队,只有6个警备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仅有的一个军级建制,还是从第四野战军中北调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执行中央屯垦任务的第42军。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那时候还是第42军某团一位宣传干事。他随部队最早入朝,并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晚年他回忆说:“42军实际上变成我军第一支生产建设兵团了,部队到了齐齐哈尔北安一带,立即动员官兵搞大生产,意思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枪都集中保管,官兵手里使上了锄头、镰刀,整天都到地里去搞生产,大家想的都是秋后怎么样能向国家多交点粮食。眼看庄稼长势非常好,这个时候,要求突然又变了。42军很快就开始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木也不伐了,枪也重新回到手中。简短的动员后,部队马上坐火车开到通化柳河。我们师部住三原浦,我们团住小通沟。在那地方整天就忙着集训备战,做战前动员。战士们可高兴了,为什么呢?大米、白面,用东北话叫作可劲造,猪肉天天都有,还管够。”
从7月份组织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就发出指示,“8月5日完成集结,作好出动准备”。
后来被迫推迟的原因是,苏式装备正陆续运来,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一时来不及完成换装——当时中国方面的想法是全部志愿军都换穿朝鲜军服,秘密出兵帮助金日成。
但是,金日成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中国请求派军事参谋小组到朝鲜绘制地图、了解战况,也同样被他拒之于国门之外。
金日成这一推,就推到了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之前,高岗亲自赶到13兵团召开干部动员大会,让准备入朝作战的首批部队5个军,全部换上了朝鲜人民军军装。指挥员也都有了个朝鲜名字。
中国方面万事俱备,但金日成就是咬紧钢牙不松口,仍然不同意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甚至连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够提供一批朝鲜地图这样的事,他也置之不理。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得不用日本人绘制的老地图。结果由于年代太久,地形和地名的改变,图上的东西和地面上的东西很多已经对不上号,给志愿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首先试图攻克的重大目标就是汉城。“联合国军”直插汉城,切断了人民军的后方补给,使人民军陷入了美军的大包围圈中,配合空中的狂轰滥炸,迫使人民军已经不能及时集结和突围,不得不从包围釜山的洛东江战线紧急向北撤退。
麦克阿瑟希望在9月25日以前夺取汉城,那天正好是战争爆发3个月之后。阿尔蒙德提到,麦克阿瑟非常希望在那一天发表一份夺回汉城的公报,因此要求陆战队要严格遵守他定下的时间表完成各自的任务。
但是,美军在汉城南郊却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的勇猛抵抗,大约有1万名装备精良的生力军从北部急速赶来,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和“联合国军”决一死战。西海岸人民军防御部队和一些汉城市民,被组织起来在汉城市区和城郊进行了防御。市民们必须自带工具,替人民军修筑防御工事。当局还把武器发给他们,要求其参加汉城保卫战。北朝鲜的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也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发出慰问信,支援和鼓励“汉城保卫者们展开顽强的斗争,以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
9月21日,“联合国军”的进攻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开始出动飞机疯狂轰炸汉城。他们向市区投掷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把汉城不少地方变成了一片火海。所有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全都奔涌着逃难的人群。23日,美军终于攻入汉城市区,与守军逐街逐屋地进行巷战。
墨尔本《先驱报》特派记者沃尔于9月24日从金浦机场经杏州去汉城,乘水陆两用履带车渡过汉江,跋涉2.5英里,然后乘吉普车进入汉城市内。他看到途中的道路上堆满了残砖碎瓦,约有5厘米厚,尘土在车后像拉开了烟幕一样,随风飞扬,连一米的距离也看不见。激烈的巷战过后,电线耷拉下来,被破坏的车辆到处都有。有一些房屋笼罩在烈火浓烟之中,难民捶胸顿足,大声哭叫,情景非常悲惨,就连他这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
“联合国军”突入汉城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巷战,让沃尔这样的随军记者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没有直接受到战火伤害的南朝鲜人或许是对战争司空见惯的缘故吧,他们居然对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激烈的战斗表现得漠不关心——当然,炸弹落到他们的房屋或头上时又另当别论——所以在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汉城的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减少,孩子们也若无其事。“联合国军”到来时,向他们招手和挥旗,有的还能喊出两个生硬的英语单词:“哈罗,口香糖!”
进入巷战的第二天,道路上不少行人被打死了。沃尔到市内去看了德寿宫,或许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有军事上的特殊作用,这一带巷战造成的破坏相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他还在途中看见3名北朝鲜女兵,手中握着“波波沙”冲锋枪倒在大街上。他听到不远处什么地方,枪声还在响个不停,那就表明巷战仍在进行,人民军士兵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麦克阿瑟大概是过分地陶醉于自己在仁川登陆战的神机妙算和辉煌战果上了,竟然没有及早制订一个乘胜拿下全局的后续计划。明摆着他此时最应当做的是从仁川一直打到东海岸,一举切断南下人民军的退路。这部分军队是金日成的全部本钱,此时已经溃不成军,一旦被全歼,“联合国军”再向北打就不会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了。
可偏偏麦克阿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犯了傻。他丝毫也没有在陆地上向东直插的打算,反而让刚在仁川登陆的第10军重新登上军舰,沿着朝鲜半岛绕了大半个圈,赶到东海岸的元山港登陆。让从釜山一路打来,本已疲惫不堪的第8集团军向平壤方向攻击前进。
这就等于是放开中路,让人民军余部有机会逃到北方,得以重新集结。
10月10日,当运载第10军的庞大舰队还在元山港外等着麦克阿瑟派来帮忙的日本人扫除水雷时,一支南韩军队已经沿着东海岸,徒步进入了元山港,使麦克阿瑟的这一番煞费苦心的调兵遣将,完全成了无用功。美国记者讥讽他“导演了一场‘联合国军’在海上举行的武装大游行”。
大人物一招不慎,会耽误历史进程,甚至动辄以几万、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总结麦克阿瑟的这段经历,可以套用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虚心使人聪明,骄傲使人犯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