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被忽悠的中国情报官
直到进入1950年7月,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
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他认定这两个方向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处处与中国作对的美国人打一仗。并且按照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尽快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
随着美军卷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立即由南方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了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并且一再向金日成强调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大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毛泽东就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美国人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让中国人到战场上去和美军缠斗。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角度而言,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7号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号毛泽东发出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均充分表明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
如果仅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于鸭绿江北岸,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明显包含有主动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
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必然会受到极大损伤。
毛泽东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考虑问题。
7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奉命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向罗申大使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从敌后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回电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武汉协和医院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成文以政务参赞的名义,火速前往朝鲜。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商学院俄文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遂平组织平津流亡同学抗日促进会。同年入西南联大,后到延安,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1年任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起,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成为战争熔炉锻造出来的一名资深老情报官。
全国刚刚解放,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又将这位老情报官转型成为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也就是金日成的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向南大举进攻的当天,柴成文奉命离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急赴北京报到。可见他的任务,与这场猝然爆发的战争的关系有多么紧密!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
同一天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柴成文,同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以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这次紧急召见,改变了柴成文的航向,他的人生经历也因此变得风生水起,更具传奇色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立即宣布参战,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且公开表示要大力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从而完成在亚洲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部署。
这样一来,金日成在朝鲜半岛上挑起的战火,就与台湾、越南,以及整个远东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周恩来告诉柴成文,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要准确地掌握战场动态,就必须尽快派自己的军事观察员前往平壤,说:“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己有什么意见?”
原本已经接到通知,将前往柏林大使馆工作的柴成文,万万没有想到会被突然改派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解放军军官,这不是自己可以考虑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总理,我服从组织决定。”
周恩来对他说:“美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倪志亮同志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略作停顿,周恩来又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更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其他人员由刘志坚同志负责挑选,章汉夫同志帮助他们做必要的业务准备,争取尽早出发。”
经过紧急筹备,几天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
除柴成文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50年7月8日清晨,周恩来再次接见了当晚即将出发的柴成文工作小组一行,对他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说:“你这次作为高级武官兼政务参赞去,就待在金日成身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大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多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并及时向中央报告战场情况的变化。”
柴成文小组7月10日早晨到达平壤。金日成当天就接见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劳动党中央高级招待所住下,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并指定时任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的徐辉(“延安派”),每天向柴成文介绍战场情况。他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在柴成文的房间里安装了一部专线电话。
金日成对他说:“你拿起这机子,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有什么事,你直接对我说。”
不仅如此,金日成还吩咐朝军总参谋部指派专人,每天晚上给柴成文小组送来最新战报。
享受金日成直接安排下的这种“特殊优待”,让柴成文很是意外。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朝关系并不十分协调,有时甚至是很紧张的。据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充当协调人”。
正因为如此,柴成文离开北京时,还带了一封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信中郑重其事地向金日成特别强调“此人是可靠的”。
8月12日,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身体尚未痊愈,即抱病赶到平壤上任。9月2日,柴成文接国内电召尽快回北京汇报工作。在和倪志亮大使、武官朱光、参赞薛宗华等人一起商议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柴成文根据情报分析,提出敌人有很大可能将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判断。经过讨论,其他人也同意他的这个看法。9月4日,倪大使和柴成文又和金日成见了一面,了解了一些前方最新的情况,并向金日成当面提出了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
9月6日白天,柴成文动手整理所有了解到的朝鲜战场有关情况,写汇报提纲。还没弄完,中南海西花厅的紧急电话来了,命令他立即回国汇报情况。
柴成文片刻不停,马上动身,于7日凌晨飞抵北京。
8日下午,柴成文即向代总长聂荣臻作汇报。
其时,朝鲜人民军正与美韩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打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战局已处于胶着状态。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与轰炸沿海港口。
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防御圈内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调回日本,正在积极编组新的陆战师。这表明美军已在努力进行反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以此拉开反攻的帷幕。”
聂老总打断柴成文的汇报,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
柴成文回答:“我们认为登陆地点很可能在仁川。自古以来,仁川都被称为是汉城的西大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至关重要。只要拿下仁川,敌人就能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被围部队相互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这一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几个小时的汇报过程里,柴成文侃侃而谈,聂荣臻则不时地提出问题。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荣臻将汇报提纲拿过去,说要马上呈报给毛主席看。
柴成文赶紧说:“我这个提纲是匆忙手写的,很潦草,原本打算弄完后再抄写一遍的,北京催得急,只好拿着草稿就飞回来了,既然毛主席要看,最好让我抄一遍再上报?”
聂荣臻说:“不要再耽搁了,能看清楚就行。”
当天下午,这份提纲便出现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完后当即批示:“请恩来约柴成文具体一谈。”
当日深夜,柴成文便被召进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朝鲜战况。
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已呈强弩之末,难以再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耗下去,将十分不利。
周恩来问:“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
由此可见,这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预见到北朝鲜将会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已经为时不远了。
时隔一日,柴成文又专门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完后向柴成文提的问题是:“如果战局逆转,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你看行不行?”
柴成文回答:“朝鲜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打游击恐怕很困难。不过,在靠近鸭绿江北部山区,倒是可以坚持的。把后勤和医院放到东北,打不赢就往我们的地盘上跑嘛。”
果然不出柴成文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来的朝鲜半岛的变天,与他事前的分析判断,大致无二,也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
9月20日,周恩来再次召见柴成文,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第13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处长崔醒农,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40军118师参谋长汤敬仲。他们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5人系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通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与柴成文一同赴朝工作。
周总理宣布“入朝先遣小组”的任务是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之后说:“在中央就出兵朝鲜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宜用其他名义,你们对外均称大使馆武官,由柴成文同志安排一切。”
9月27日,柴成文一行乘专机飞到沈阳,再分乘5辆吉普车赶到平壤,金日成给5名中国“武官”批准签发了委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
这时,“联合国军”已经夺回了汉城,战况急转直下,先遣小组原定去汉城,现在只好改变路线。
据柴成文回忆,先遣小组在朝鲜前后活动了两周时间。由于情况紧急,平壤已经处于大撤退前夕的混乱之中。
10月1日晚上,金日成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与柴成文代办。
在首相官邸,金日成明确向他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
以后,柴成文两次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并多次参加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军情要务的会晤;彭德怀与金日成商议重大事宜的电报,也由柴成文亲自转报。在板门店谈判期间,柴成文又成为了中朝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参加了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炮火纷飞、白刃相搏的战场的谈判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后,柴成文回忆说:“我刚到平壤的时候,还很高兴,金日成给我的待遇不低嘛。拿起电话就是金日成的声音,而且他中国话讲得和中国人一样溜,我们通话都是用中国话,根本用不着翻译。后来日子稍长我一想,老这样可不行,别人是一国首相,我这么个小武官,怎么能天天给他打电话呀?可这专门给我安的专线电话,除了金日成,其他任何人也打不通。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全都不敢和我搭话。我一日三餐都是在劳动党中央大院的食堂里吃饭,经常见到他们。而朝鲜劳动党中有一大批高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在延安生活过的,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副相武亭等人,都是这批‘延安派’,他们和我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是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武亭那时还是唯一一个进入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外国人。可是,除了同样是‘延安派’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他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总政治局局长——遵照金日成的指示,每天来给我送战情通报。其他人即便我每天和他们在食堂里见面,却很少有人敢和我搭话,见了我柴成文犹似路人;我主动上前招呼,他们也不回应,扭头就走,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好像我是个麻风病人。后来,徐辉悄悄告诉我,让我不要怪大家,金日成有指示,不准和我接触交谈。”
再说每天送到房间里来的战报。当时柴成文挺高兴,有现成的情报,自己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后来才明白,金日成每天派人送给他的战报,都是第二天的广播稿。
比方说,7月9日他接到一份战报,马上发给了国内。第二天,这份战报便作为来自朝鲜战场的最新消息,被中国的报纸、电台告诉了全中国人民。
可是柴成文却在10号这天无意中看到该战报竟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
同样的情况还有,他7月19日发往北京的情报,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天的《劳动新闻》上。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成文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
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此时因工作关系常常到使馆吃可口的中国饭菜,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掌握战场动态的参谋团,也遭到谢绝。
不久柴成文回国述职,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聂荣臻操着一口川腔把他训斥了一顿:“柴成文,你搞些啥子鬼名堂?总理派你过去搞情报,你咋个天天抄人家的报纸?我们都看了报,你送回来的东西,报纸上全都登得有嘛。”
柴成文一脸委屈地申辩:“金日成每天送我的就是这个,给我装的电话只通金日成一个人,朝鲜同志又全都不敢和我说话,他就是安心把我弄成个聋子哑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