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联解密档案与一位中国学者
1950年,在围绕着北纬38度线的殊死对抗中,漫长的战线像钟摆一样来回往复地摆动,整个东北亚紧绷得如同一根“琤琤”作响、即将断裂的弦。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
中国为什么要出兵帮助朝鲜人打仗?
中国出兵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金日成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是求之不得,还是万般无奈,甚至心存疑惧,不愿配合?
这些重大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是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个极大的谜团。朝鲜战争结束后仅仅过了10个年头,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开始说不清,道不明了。
1960年6月2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拣出来,作为攻击毛泽东的武器。
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让我们透过沈志华先生买回来的苏联解密档案,看看赫鲁晓夫和彭真当时是怎样激烈争吵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来之后,你们派罗申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这一仗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得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当面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的。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58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你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我告诉你,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从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也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这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
从这场双方脸红脖子粗,指鼻子戳眼睛的争吵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梳理出以下信息:
当年,中苏两党高层在内部,在“我们这个小范围里”,都完全不回避战争是金日成首先发动的这一事实。
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斯大林或者是毛泽东,批准或决定金日成发动了6月25日凌晨的那场差一点引爆地球的进攻?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打开的第一盏政治绿灯。
5月,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下,不得不飞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北朝鲜即将向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毛泽东很生气,当即停止会谈,派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询问。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对金日成即将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有否决权的,如果毛泽东不同意,金日成绝对不敢打响第一枪。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行使否决权,换言之,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盏绿灯。
不仅打开了绿灯,他还坚定地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档案文献证明他是这样对金日成说的:“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他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他敢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打过去,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那你就先动手打,你要打得顺利,就用不着我们帮忙了,要是打得不顺,我们再接着帮你打。”
这种以武力撑腰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犹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对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后来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马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
不过,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一匹马埋头使劲硬往前拉,有一匹马帮着往前拉,还有一匹马如果真的不想动,那两匹马也没有办法。
虽然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订时“火树银花不夜天”,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把它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刻意庆祝。然而从彭真和赫鲁晓夫的争吵中,已经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中苏双方高层领导集体其实从来不曾有过半分胜利的欢愉。
赫鲁晓夫把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对这一重大问题,这些年不断解密的档案资料,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从客观事实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立即演变成为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以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
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
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的档案全部没有解密,所以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苏联人。但全都是瞎猜,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主要参战方一星半点的档案文献,到底毛泽东怎么想的?斯大林怎么想的?金日成怎么想的?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湮灭在厚厚历史尘埃之下的真相。
后来,各国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国家大乱之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1994年金泳三总统访问俄罗斯时,叶利钦总统又把216件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送给了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随后也公开了一部分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档案文献。
在史学界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上一笔的是,当时还是草根史学研究者的沈志华先生看准时机,豪掷大把真金白银,飞到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刚解密不久的苏联国家档案——当然也包括朝鲜战争档案。
沈志华原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后因卷入一桩说不清楚的“涉外案”,稀里糊涂坐了两年大狱。服刑期间,他仿效革命导师列宁,用牙膏皮搓成小棍做笔,以向狱中图书馆借阅的书籍作稿纸(写在空白处),用面盆扣膝做桌子,凭着对自己毕业论文的记忆和展开,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书,这部4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也确定了他此后的人生事业走向。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数百万元,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直至55岁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破格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飞去莫斯科买档案这一重大行动的发轫,源自于沈志华1994年个人出资在深圳举办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献的关系就如同厨师与食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献的公布而推翻一个早已形成的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
当时他就已经知道,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行动就晚了。
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亲如兄弟”。苏联这个曾经令世界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几乎是在一瞬间便轰然倒下了。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像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
沈志华的脑海里爆闪出一连串巨大的问号:苏联是怎么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最后再看一眼他们逐渐隐没在历史烟云深处那孤零零的背影?
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
沈志华下定决心,乘虚而入,乱中夺宝,非把苏联解密档案买回来不可。
他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还真有行动。
他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中宣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
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历史学家的食材,苏联5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学历史出身的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当然需要苏联档案,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沈志华大包大揽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没关系,我今天来见你,只是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专家小组,我要人,你给我派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以及买回来后组织力量翻译,编辑出书等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来承担好了。”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且带有古侠士之风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手续,由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
而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3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
苏联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说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档案俄罗斯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狠狠敲中国人一笔钞票: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俄罗斯人眼里,似乎只有美元才是真金白银。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3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挨到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3点还要喝下午茶,4点半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还能干什么呢?
沈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另想他法。
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主多客少,6张嘴巴,就吃掉他460美金!
送礼也是件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秀才都不清楚俄罗斯人到底喜欢啥玩意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送礼对象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下足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待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太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一拍脑瓜子,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直接钻到农户家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
俄罗斯人爱喝酒,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搂着肩膀大叫“哈拉绍,哈拉绍”(顶顶好的意思),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了一大桌。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
酒过三巡,红霞涌脸,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的难处,请俄罗斯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罗斯学者马上“心领神会”,积极建言献策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办,俄罗斯人出面复印,比你们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既省了大把的票子,还省下了大把的时间。
为了尽快把档案文献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3名同伴在宾馆里待了两个多月,每天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大列巴(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行家里手,拿着他开的目录寻找档案文献轻车熟路。这批俄罗斯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待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罗斯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上的内容,俄罗斯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礼品费,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1994年的140万哪,那是个啥概念——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买回这批档案文献后不久,已经逐渐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完,紧跟着,沈志华又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翻译成中文。一帮学者跟着他整整埋头干了7年,一套34卷36册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
关于这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沈志华本人在《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的序言中是这样叙述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19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罗斯档案馆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整理了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于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钟,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编辑和校对,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的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所谓白皮书),后来又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于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搜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当然,这个理想暂时只能在海外实现。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步伐比沈志华预想的要快得多,2003年,就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3卷)一年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便隆重推出了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沈志华主编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文献,不仅苏联史和中国近代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过去在国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曾经受到过不少“刺激”。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外文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当时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文献的难处。在购买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们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作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向社会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都可以用。”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20000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川流不息。他不仅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免费使用,对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管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成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不取分文。
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资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
有了档案,随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拿着同一份档案,解读却大相径庭,争论也相当大。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的看法更是不尽相同,特别是涉及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问题。
简而言之,两个重要问题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者是因为很多档案还没有解密,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就有相当大一部分迄今为止依然深藏不露,这就很难让人完整地了解到决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是怎样讨论的。
二者,中国档案则更多的还没有解密。当然还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档案。比如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那几次最为重要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历史的空白。
没有档案的原因非常简单:不允许记录。
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档案,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再加上其他与此相关的有记录的会议留下的档案资料,来对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决定,和他与斯大林、金日成往来的电报、信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然后再做出合理的推论与判断。
国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秘密协议的。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和日本更是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
然而,苏联解密档案证明,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纯属被动反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策划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把毛泽东蒙在鼓里。毛泽东虽然一开始从战略层面支持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有前提,那就是你得等我先解决了台湾问题,你再统一。后来同意金日成动手,是被迫的,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更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
从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45年8月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就已经对战后远东的局势有了他的设想。
地处远东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一直引起世界大国的关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就提出了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问题,宣布“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德国投降前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提出了朝鲜“托管”问题。
美国总统考虑到朝鲜4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行政官员,觉得朝鲜人根本就没有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于是提议在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并主张战争一旦结束,应尽快使朝鲜获得独立。
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关于朝鲜问题,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从美国本意来讲,最好是单独全部占领朝鲜。”杜鲁门还说,“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
此外,美国估计攻占朝鲜将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由苏联去承担,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因此,美国虽然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但并未准备近期内在朝鲜实施登陆作战。
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战败投降3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莫斯科时间5时(东京时间为8日夜间11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当面宣布,苏联政府从8月9日0时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5年8月9日0时一过,苏联红军15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进行全线总攻击。
美国和苏联对日作战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攻打太平洋和日本本土,苏联负责消灭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由谁负责,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分工。主要是谁都没有预想到战局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美国人一扔原子弹,苏联150万大军立即兵分三路杀入东北。
其中,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挥戈进入北朝鲜,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平壤,并立即乘胜向南方挺进。
8月10日,从东京传出日本内阁决定无条件投降和苏联红军迅速进入朝鲜北部的消息后,美国这下着急了。他们突然意识到整个朝鲜半岛倘若全被苏联红军控制在手中,今后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重大威胁。
当天夜里,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在国防部长助理麦克洛伊的办公室举行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鉴于美军眼下正陷在太平洋地区和日军激战,根本抽不出兵力登陆南朝鲜。会议认为事到如今,最好的结果是由美国与苏联分别占领朝鲜。
而具体的做法便是赶紧划一条线,用它来挡住苏联人向朝鲜南部的大举进兵。
历史常常会因人为的因素而变得让后人啼笑皆非。
匆忙中承担划线任务的是美军上校迪安·里斯克。麦克洛伊只给了他30分钟时间,因为美国国防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一帮协调大员们,此刻全都坐在隔壁他的会议室里一筹莫展。
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红军已经将百万日本关东军击溃,挺进朝鲜半岛北部,很快就会向南推进,完全彻底地占领朝鲜半岛。而远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想抢在苏联红军之前进入朝鲜,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么,究竟在哪里要求苏军停下来,才是合理的呢?这必须是一个既能让斯大林接受,同时也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而且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
迪安·里斯克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将和朝鲜打交道,并且因为朝鲜战事他从此将官运亨通。他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来又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占据着美国国务卿的宝座。
已经不太年轻的迪安·里斯克上校拿起鸭嘴笔,面对着眼前一张陌生的朝鲜半岛地图,上面既没有现存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没有任何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参考,而30分钟的时间远不足以让他做出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
于是,他提起手中的红色鸭嘴铅笔,干脆利落地在狭长的朝鲜半岛大约各占50%的地方,拦腰画出了一条直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美军上校参谋分割成了两半。
这一道落在地图上的红色印痕,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
美国国防部赶紧在这一天发布了第1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三八线”以北,美军负责“三八线”以南,接受盘踞在朝鲜国土上的日本军队的投降事务。
朝鲜人民刚刚摆脱了日本的奴役,又开始陷入南北分裂的状态,从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