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金日成的求援信
金日成在发动战争之前和他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千方百计对中国封锁消息,只有一个解释:不愿让中国军队介入他发动的这场他认为手到擒来的战争。
但是,仁川登陆以后,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27日,沿着京(汉城)釜(山)公路突进的美韩军与从仁川登陆的美军会师,人民军的退路被全线封锁。已经挺进到南方的人民军腹背受敌,顿时阵脚大乱,无法招架美韩军队的反击,纷纷扭头北撤,沿途又遭到美国空军的肆意屠杀,很少有部队能成建制撤回到“三八线”以北。人民军全部被打残了,打垮了,打得没形了。落入美军包围圈里的人民军残部各自为战,顽强突围,许多队伍化整为零,官兵们逃进深山,化为就地坚持的游击队。
当然,投降的也多如过江之鲫,他们主要是从南朝鲜抓来的壮丁,一听枪响,便风起云涌,争相缴械,甚至反戈一击。
人民军虽然没有被“联合国军”全部围歼,但遭受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和致命的。根据战后资料统计,突入到南方的8万人民军真正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只有2万多人。在损失的兵员中,1万多人伤亡,2万多人被俘,成为游击队员的有2万人以上。
而且,人民军的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失。
金日成在离鸭绿江不远的江界建立的战时首都向全军发布严厉命令:“我们一些军官,被出现的新情况吓得惊慌失措,擅自丢弃武器,放弃阵地。现在,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一步也不能再退!”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号召:“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土地!”
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莫斯科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糕。”
这一次,是斯大林相信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
27日,就在麦克阿瑟和李承晚在汉城举行“还都大典”的前一天,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斯大林严厉批评朝鲜人民军各级指挥机关在指挥和战术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并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必须对这些错误负直接责任,特别是拖延了撤退时间。
鉴于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政府的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
斯大林致电金日成,要他在4天之内将部队撤往“三八线”以北地区,恢复到战前状态。同时还给什特科夫大使和拉祖瓦耶夫总顾问下了一道死命令:绝对不能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成为美国人的俘虏。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斯大林还试图从外交上找到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进而缓解这一局势的办法,中国出兵仍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虽然也同意马特维耶夫的提议,但也还只是局限在同意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火速派遣1500名司机到朝鲜来救急。
显然,在斯大林遥控、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这场战争遭遇如此惨败,甚至使斯大林对建议金日成向毛泽东求援一事都颇觉脸上无光。故而特别告诫拉祖瓦耶夫:切记让金日成“不要提莫斯科”。
28日,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的金日成实在没招了,连夜把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们通知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战局的办法。
会正开着哩,又接到前线急报,说韩国军队作为“联合国军”的前锋,已经大模大样地越过“三八线”,正气势汹汹向平壤杀来。
在国家政权存亡续绝的生死关头,政治局委员们都急白了脸嚷嚷: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还坐下来议什么请求中国人帮忙有必要无必要呀,赶紧向毛泽东同志写求援信吧,再耽误就来不及啦!
政治局委员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毛泽东尽快出兵参战,除此以外的任何手段,都已无法挽救朝鲜危局。
金日成的考虑则是既要毛泽东派救兵,还得要面子。
所以,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人民军已无法阻止具有巨大优势的美国军队占据南部朝鲜;而美军一旦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势必会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是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因此政治局一致认为,必须向苏联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苏联不便出兵,至少也要促使曾经许诺过帮助朝鲜的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向中国方面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此,在起草了求援信之后,金日成于29日晚还向什特科夫询问美国人是否真的会越过“三八线”。他表示,他还是想依靠本国的力量统一国家,但他不清楚美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因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无法组织起新的部队,即便仓促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有效地抗击美国这样的强大敌人。而且整个党政军机关和残存的部队,全部都得退到中国东北,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苏联大使表示,对此,他不能提供任何肯定的意见。
金日成在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很有意思。他说:“同志们说得都很好,我们是应该请中国人出兵帮助我们。但是,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一切,给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把仗打成这个样子,现在请中国人出兵帮着我们打,斯大林同志会怎么想?”
到了这样的地步,悲痛欲绝的金日成才最终下定请毛泽东出兵救命的决心。
求援电稿拟好后,金日成请出席会议的什特科夫先看看。
苏联大使汲取了前一次被斯大林骂得来狗血淋头的教训,多了个心眼,急忙摆着手对金日成说:“别给我看,千万别给我看,直接发给斯大林同志就行了。”
紧接着,什特科夫将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以及由金日成与朴宪永联合署名的求援电报连夜发往了莫斯科。
微妙的是,这封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救援的信,却在地理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圈。金日成的求援信既不发给毛泽东,也不发给周恩来,而是交给什特科夫,请苏联大使发给莫斯科。而斯大林早在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就曾当面向他明确表示过,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苏联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卷入进去和美国人正面厮杀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是恳求中国政府出兵保国救命,朝鲜政府一、二把手联名发出的这封信从头至尾,却几乎看不到中国两个字;至于笃定会在中国政府出兵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居然吝啬得连姓名也忘记提一下。
莫斯科苏联外交部
致葛罗米柯同志:
转呈我收到的金日成和朴宪永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译自朝文)。
此信是朴宪永同志亲自交给我的。
什特科夫
附件:
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给斯大林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我们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向您,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您经常对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我国人民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在这封信中想简要地向您通报目前我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前线的局势。
在美军发动仁川登陆战役前,战场形势不能说对我们不利。
那时敌人接连失败,一直被赶到南朝鲜最南端的一块不大的地区,我们很有可能取得决战的胜利。这种局势大大动摇了美国军队的威望。
这时美国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为了实现无论如何要夺取朝鲜作为自己军事战略基地的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它动员了太平洋的几乎全部陆海空军,于今年9月15日实施登陆战役,在仁川地区登陆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敌人占领仁川后,正在汉城内进行巷战。
形势十分危急。
人民军各部队正英勇地抗击着向前推进的登陆之敌。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敌人各种型号的近千架飞机,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夺取了制空权,对我前线和后方实行昼夜不间断的空袭。在前线,敌机械化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无阻碍地进行机动作战,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同时,敌机肆无忌惮地轰炸铁路、公路,摧毁电报电话线路、通信设施和其他目标,破坏我军给养供应,瓦解我军的作战意志,使我们无法适时展开反击作战。我们在整个战线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敌军在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所有联系之后,已使仁川登陆的和突破我南部防线的这两支部队会合,从而使汉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南部作战的人民军各部队已被敌人从北面加以分割,散处于南部的人民军目前无法补充弹药、给养和干粮。此外,一些部队已失去联系,有些已被敌人包围。
显然,敌人只要一攻占整个汉城,就将向北朝鲜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上述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美国的侵略最终将获胜。
为了保证军队能得到一切必需品和不断向前线运送给养,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空中力量。然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有信心克服面临的困难,决不让朝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我们果断地采取坚决的措施:组建和训练一些新的师;把在南朝鲜动员来的十余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更有利的作战地区;武装全民,准备打持久战。
尽管如此,如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措施,而且还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
因而,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
我们的上述建议妥否,请您给予指示。
顺致敬意!
朝鲜劳动党中央金日成朴宪永
1950年9月29日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斯大林同志,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请你赶快出面发句话,让毛泽东同志赶紧派兵来救救我们吧!
尴尬、犹豫、痛苦、绝望,金日成经过再三煎熬,最终仍然不得不向毛泽东求援。而且求助的对象并不单单是中国,而是“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难道他那颗硕大的脑瓜子就真没想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阿尔巴尼亚、古巴这样的小国家,真要出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营,在这节骨眼上能救得了朝鲜?这大头还不得落在咱们中国人肩上!
可想而知,即使北朝鲜到了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的地步,金日成仍旧在和毛泽东玩虚招。
金日成当然知道共产国际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时组织过一支国际纵队,支援反对佛朗哥政权而遭到政府军围攻的共产党支持的武装。他退而求其次,假如苏联不愿出兵参战,那就把这样一幕,搬到他统治的国家重新上演。
10月1日凌晨2点50分,斯大林接到金日成与朴宪永的电报后,立即给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回电。
平壤
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9月3日和10月1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的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断。
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共和国进行防御的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朝鲜共和国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
1950年10月1日
随即,斯大林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电告金日成:“金日成同志,你和你领导下的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可嘉,令人敬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战斗。但是,鉴于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们与美国人关于国际事务的约定,苏联是不能直接派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我们认为,组织国际支援部队是个好办法,最好是中国人去,因为他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件事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商量。”
斯大林电报里说的中国人“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的意思,在这里是指那时的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当然也无义务执行联合国的任何决议。
同一天,斯大林也给北京发来电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
斯大林的电报发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的领袖们正神采奕奕,站在高悬着大红宫灯的天安门城楼上,手把汉白玉栏杆,俯视着巨大广场上汹涌澎湃,纵情欢呼的人海。
国庆之夜,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大片升腾而起的焰火把夜空点缀得多姿多彩,明亮的探照灯光柱,在空中欢快地跳跃。广场上,欢声笑语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焦灼的苏联大使罗申送来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进到城楼上的休息室,将电报匆匆浏览了一遍。
毛泽东直到天安门庆祝仪式结束,乘车返回中南海才得到报告,就在他接到斯大林的电报的几乎同一时刻,东京广播电台正在播送麦克阿瑟总司令向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金日成发出的“投降敦促书”。
从9月28日开始,大批南朝鲜军队已经陆续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此时已经在战场上占尽上风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将领们说:“这条线只是地图上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
10月2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建议:立即在朝鲜停火,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
无人理睬。
接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和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到丰泽园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毛泽东首先态度明确地表示:“这件事要管。”
周、朱、刘三人的态度一开始都很谨慎。刘少奇、朱德和林彪表示反对,周恩来也很犹豫。毛泽东见意见难以统一,于是提议次日拿到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上再作决定。
现在,战争已经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对亚洲革命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毛泽东身上。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双双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迫使毛泽东必须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三、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决定中国是否出兵的高层会议尚未召开,但是,中国的战争准备机器已经轰然发动——实际上,毛泽东早就把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
9月25日晚,北京。印度大使贾瓦拉姆·潘尼迦与通常都是愉快、友好、坦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共进晚餐。
晚饭后他们聊天式地谈起朝鲜正在进行的战争。聂荣臻平静地透露说中国人不打算袖手旁观,坐视美国人打到他们的东北边境。
他对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政府对美军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
将军平静轻松的语气,给被这个消息所震惊、迷惑的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聂荣臻继续说道,“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人可以用飞机轰炸我们,可以摧毁我们的工业,但是我们能够在陆地上打败他们。”
潘尼迦提醒说,这样的破坏将会使中国倒退半个世纪,甚至中国的内陆地区的大城市也可能遭到大规模的轰炸。
“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也许会杀死我们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重大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显然他对原子弹的威力早有考虑,然后又说,“中国经济毕竟主要以农业为主。原子弹在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是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会倒退。或许,我们只有静候这种情况发生了。”
9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便从英国方面收到了关于聂荣臻与潘尼迦的谈话内容,但是却不以为然,因为英国人在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上加了“旁注”,他们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很不可靠的报告者,并且在过去有过亲共和反美倾向”。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酒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这种美帝国主义疯狂的暴力侵略行径”,并公开宣称,“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表示出心中的愤怒,平素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怒形于色,几乎每一句话都透出了最大的音量,并且一下又一下,用力挥动着未曾受过伤的左手——看上去就像在用刀劈什么东西一样——声色俱厉地说:“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美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居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到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除了公开的声明外,周恩来还通过其他渠道向美国传递了中国政府的声音。当得知“联合国军”可能已经越过“三八线”后,于是,10月2日到3日间午夜刚过不久,潘尼迦大使被召到了周恩来的府邸。中国人知道告诉了印度人,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人,因为,那时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已经断绝了一切沟通渠道。
周恩来向潘尼迦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在约见潘尼迦前,周恩来曾特别嘱咐自己的翻译浦寿昌,在“要管”的翻译上要加重分量,这两个字的意义非比寻常。
潘尼迦立即向本国的政府汇报,并在第二天通知了英国的外交代表。
10月3日上午,周恩来的警告通过英国渠道迅速传到了华盛顿。
遗憾的是,美国当局由于受到英国人的误导,仍然认为潘尼迦是同情共产党的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传声筒”,没能掂量清楚这些话的真正分量。
潘尼迦再次转达的警告,仍然没有受到美国人应有的重视。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里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
正因为如此,杜鲁门反而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北朝鲜的决议,因为此时决议正在辩论之中。
对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的这些声明和信息,美国单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恫吓和外交勒索”,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不过是“说说而已”。新中国不敢直接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较量,不会插手朝鲜问题。
美国政论家詹姆士·雷士顿在描写华盛顿对印度政府转达的周恩来警告的反应时笨拙地调侃道:“尽管共和党确信,中共总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吩咐行事,可是叫毛泽东自杀,他总还是要犹豫一番的。”
事实证明,美国当局的判断大谬。
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先礼后兵,言之有预,对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警告再三,先告诉你,别欺人太甚;再告诉你,别过那道生死线;最后甚至明白摊牌,你要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不管。然而那个年头的头号强国听不懂或不愿听懂这个“言之有预”,根本就没有把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放在眼里,仍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的国家”来认识这个古老土地上的新生国家,认定了欺侮了你也是白欺侮。这个时候,除了掂枪挟炮起而反抗侵略,还能拿什么东西与他们平等对话、平等交流?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之所以在中国人民中具有毫不含糊、毋庸置疑的号召力,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并不久远的历史教训中就能很方便地比较鉴别:这直奔家门而来的客人,究竟是好心,还是歹意!
寇能往,我亦能往!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的世界头号强国都可以声称“安全”受到威胁,因而远涉重洋肆意践踏他国的土地,那么被这把侵略凶焰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中国,在得到邻国之请后伸出援手扫清家门,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非议的呢?
一年后,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曾对周恩来说:“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
美国军史家斯蒂芬·豪沃斯在《美国海军史》中如此写道:“可以理解,中国军队是不能容忍敌对的部队靠近鸭绿江(中国和北朝鲜的边界)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
客观地说,由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中美之间这种战前的信息沟通在表达的渠道和方式上,确实容易出现信息表达不完整、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但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成见和蔑视,却大大削弱了这种沟通试图达到的效果。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法利2014年10月29日在《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反思文章《致命教训:中美两国上一次走向战争》,称:“上一次的中美战争没有可称赞之处。这场即将被双方忘却的战争经验,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决策者的深刻教训。朝鲜战争绝非意外,误判和沟通不力,使这场战争超越了必要的界限。”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
美国作者贝文·亚历山大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现在回顾起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间接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令人悲哀。红色中国领导人无疑感到,他们完全是以负责而正式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为双方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外交代表。印度是一个主要的中立国,并且大家公认,通过它与英国的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和美国官方的高层取得联系。周恩来之所以选中潘尼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朝鲜问题来说,印度试图保持不介入态度并由此受到双方的尊重。然而,华盛顿之所以注意潘尼迦却是由于他的亲共名声,而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主要中立国的大使这一官方职位,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影响尽失。”
10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出兵问题。周恩来首先改变态度,赞同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然持保守态度,将帅们则是一片反对之声。
事后毛泽东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
特别是军队将帅,异口同声表示同美军作战没有胜算。
“这个仗打不得,美国一个团的各种火炮超过了我们一个军;美军一个团的汽车比我们一个军的汽车还多得多,我们和美军的差距太大,没有取胜的把握。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入朝作战,极有可能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山区,看一看形势发展,能不打就不打,我认为这是上策。”
说这话的,是林彪。
师哲在回忆录里说,“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