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美育

家庭美育指在家庭之间和家族内部开展的美育，它不仅是家庭教育的组成部分，还是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的前奏和补充。家庭美育非常重要，人一生的习性大多来自儿童时期的养成，儿童的第一教育环境就是家庭。传统中国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核心、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国之本为家”，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国家要治理好，其基础是家庭要治理好。故而《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共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修身和子女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观念、以诚信为中心的品德教化、以谦恭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以及以坚韧为中心的成才理想，在方法上强调父母的威严和言传身教的引导。

中国古代家庭美育随同家庭、家族及其家教的发生而发生。在氏族公社时期，当母系家族逐步解体形成了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个体家庭以后，家庭美育就随之逐步萌生。其时人类原始审美意识和原始形态的艺术已经发生，这些家族、家庭在举行庆典、婚丧、巫医等活动时，常伴以歌、乐、舞活动，陈以带有装饰性、审美性的石器、骨器、陶器等器具，并注重服饰、举止、礼仪的美化。这些活动既是宗教、礼仪活动，同时也是非自觉的家庭、家族美育过程。

到五帝时代，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成了“显贵”，他们开始自觉注重家学、家教。舜接帝位后，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可谓中国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家庭伦理教育和家庭伦理美育。

西周时代，家庭美育有了新的发展，据《礼记·学记》记载其时已“家有塾”。春秋战国时期，国学衰废，私学崛起，家塾、家教和家庭美育也随之占据重要的地位。诸侯公室颇重家教，他们仿效周王室，也办起家学教育，内容为“六艺”，尤以礼、乐、诗、书为“大教”，因为这是为君权永保世袭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其时民间也重“家业世传”，士、农、工、商所掌握的产业、文化、知识、技能都在父子、兄弟之间传授，如管仲所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国语·齐语》）。美育也在家庭内部展开，如孔子就十分重视对其子孔鲤的家庭美育 。汉代以后，童蒙教育、家庭美育渐趋成熟，家庭为单元的“家馆”和私人所设“书馆”遍布各地。汉代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政治家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是幼承父业，均成一代史家。汉唐至明清的家庭美育大致有其相沿成习的固定方法，即主要通过文学艺术鉴赏、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进行美的熏陶。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兄弟，南朝梁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兄弟，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等均以文学齐名，这些都是家庭美育的硕果。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美育主要有四种方式：①习字，书仪；②蒙书，为儿童启蒙教材；③经史子集。家教、家庭美育除习字、蒙书外，长几年后，还教以经史子集；④通过家诫、家训、家书传递家风。例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家训家书，对子孙后代的人格塑造和性情培养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颜氏家训》无疑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有名最成熟的家庭教育著作。全书上下两卷20篇，涉猎的内容广博，范围颇大。开篇“序致”说明了撰写家训的宗旨和目的，全书内容涉及“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19个方面。其家庭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作者颜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在文学、书法等艺术领域造诣颇深，故《颜氏家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其具体论述相对集中在《文章》和《杂艺》两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审美至尊，儒教从两汉时期的独尊地位逐渐式微。《颜氏家训》一方面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认识到审美教育在培养独立人格、陶冶情操和丰富人生趣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重视培养后代的审美文化修养；另一方面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对南朝梁代以来追求感官之乐、放弃审美自觉的文风和社会风气给予严厉的批判，坚持审美教育的经世致用，堪称儒家复兴的前奏。颜之推既强调文章可以“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 。人们在对艺术的欣赏过程中能体验到一种真实人生所缺乏却心向往之的精神愉悦，文学艺术则有助于实现自我心灵的陶冶和情感的涤荡，“此乐？？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 。但是又指出“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文人才情横溢，容易恃才放旷，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文章》篇中，说“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驱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也就是说，撰写文章应当以义理情致为主脑，以气势风格为筋骨，以华丽的辞藻为外饰，“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者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废也” 。故而作文如能以古文的文体裁制为根本，以今世的辞采律调作枝叶，两者并存不偏废，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此文对魏晋以来文人的造诣、得失，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对文德、辞藻、内容并重的见解即使时至今日，仍可谓真知灼见。身处乱世，颜之推告诫子孙要修炼性情、内敛锋芒，不要恃才傲物、狂妄不羁，避免在乱世作无谓的牺牲。这种以保全生命、提升生存品质为出发点的家庭美育观，是从生存论意义上对文学艺术和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关系的探讨，对我们今天的审美教育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