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化期

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给美育思想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先秦多元化美育思想的结束。此时期儒家思想定于一尊，成为社会文化、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指导思想。对于美育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淮南子》继续沿着《吕氏春秋》的轨迹前进，成为先秦各家思想的综合体，并且它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同时儒家思想得以逐渐崛起的状况，在美学中既重天地自然的中和之美，同时也强调社会伦理的秩序之美。二是《礼记·乐记》、《诗大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等所体现的儒家美育思想。其最重要之处则是《乐记》中所讨论的“乐”起源于人情物理以及“乐以治心”的美育观点。《诗大序》中提出的“诗教”理论，包括“温、柔、敦、厚”的诗教态度，“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教标准，“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诗教方式等。董仲舒的美育思想则鲜明地体现出目的论特色，有着强烈的伦理政教色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可见在董仲舒这里仁是美的，天因为覆育万物也体现出一种大仁之美，这里的美其实是伦理上的善。三是东汉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他从“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疾虚妄”“为世用”等观点来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强调真实、朴素、理性、实用之美。王充美学观的出现同时也宣告了汉代儒家定于一尊的儒学观的衰落，因为王充在批判谶纬神学的烦琐和虚妄时即声称要“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论衡·自然》），这一切都预示着魏晋那个摆脱儒家伦理政教束缚，崇尚个性自由的时代即将来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高扬人性、崇尚自由的时代，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把人从天的威权下解脱出来来讲，魏晋南北朝则是把人从儒家的政教伦理体系中剥离出来，更加强调人性的自由和自然。当然，中国传统美育精神在本时期也获得了空前的发扬。这时期美育思想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为言谈和辩理之美。《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名士挥麈谈玄正是体现了这种美。这里的名士所挥舞的麈尾是一种用驼鹿毛制成的用来拂秽清暑的工具，它形如羽扇，可又不是扇子，虽说它有拂秽的功能，但又绝不是拂尘，总之是一种表示身份的特殊工具。有了这种特殊的工具，魏晋名士在清谈时更多了一种别样的风韵，更添了几分风度之美。除了仪容之美，音韵声律之美在清谈时则更为重要。邓粲《晋纪》记载：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玄言家们在清谈时，听者即使听不懂清谈的内容也为名士们的风度和辞藻声韵之美所叹服。以此可见，《世说新语》形象地为我们展现了清谈家们谈玄时的风度之美。

二为自由放达之美。《世说新语》中表现为服药、饮酒与纵情之时。当时的士人如王羲之、嵇康等皆好服食药物，希望通过服药来延年益寿，获得容貌和心理的审美体验，也有的是为了在灾荒或动乱之时保护自己。服药这一习惯，间接地改变了魏晋名士的穿衣风格，因为服药后身体膨胀，不得不穿宽大的衣服，久而久之，着宽衣就逐渐变成了名士的一种特色，这样的形象在当时被人们所向往，模仿成风。除了服药，饮酒也一度盛行。这与当时魏晋时期的政治黑暗有关，士人们无法与当时的时势抗衡，唯有借酒消愁，在酒中超脱自我，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与此同时，魏晋人也十分重情，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情无一不看重。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人对情感的重视从人到自然风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对万事万物无一不看重。从这里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情感的地位曾上升到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

三为追求容貌仪态之美。《世说新语·容止》专门记载当时人的容貌举止，其中有多篇涉及魏晋时人对容貌仪态之美的追求。如西晋文学家潘岳是有名的美男子，他和貌美的夏侯湛一起出行，时人称为“双璧”，“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说明潘岳姿容美妙，风姿闲畅，深受妇人的喜爱。另如王羲之评价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山涛评价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等等，都是追求光亮明丽的容貌之美。正如宗白华先生指出的，“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而《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八则云：“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注引《说林》：“韩康伯似肉鸭。”可知当时鄙视肥壮而欣赏瘦削的身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欣赏清秀瘦弱的人，以至于当时士人一度流行富有女性色彩的打扮，以文弱白皙为美，以强壮黝黑为丑。貌美者多被人夸赞，而丑陋者多被人嘲笑，这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渴求。

除了对言谈、自由放达和容貌的追求，魏晋时期的美育思想成就还包括以山水诗和宗炳的《画山水序》所体现的山水自然之美。而宗炳的绘画美学思想则集中体现在“澄怀”“应目”“味象”“神思”“畅神”这几个方面。所谓“澄怀”，即敞开胸怀，以超然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万物，摆脱世间功利，忘记世间烦恼，以平静虚无的心态去感受生活，感受生命的美好。当人心静时，会进入一种特殊的审美心境，无欲无求，对自然风景产生特殊的审美体验，即能达到宗炳所希冀的艺术创作最佳的心理状态。除了山水之美外，还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颜之推《颜氏家训》所代表的社会伦理之美。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当时的美育中佛教绘画、雕塑、讲经、唱导以及佛家的玄理思辨美学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魏晋时期美育思想的特点主要有多元化、个性化等。如果说两汉时期的美育特点为壮美的话，那么此时由于作为美育思想主体的南朝美学受江南明媚山水的影响、老庄及佛家玄理的熏陶，与受中国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影响、注重伦理宗亲的思想相比，其美育思想更加强调个性，因而显出柔美的特色。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美育思想也随之演进，特别是李唐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继两汉之后的又一盛世，同其开放兼容的时代精神相应，美育思想也有十分鲜明的特点。此时韩愈和白居易作为儒家美学的代表，一个强调道统，提倡“养气”和“不平则鸣”，显示出强烈的原始孔孟儒学色彩；另一个则“唯歌生民病”，提倡采诗以泄导人情，同时又认为“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宁家国，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风俗，是作乐之本情矣”（《策林·四》），要求恢复礼乐以重建秩序。此时道家美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司空图，其文艺理论之作《诗品》，用形象化的语言描写了诗歌的各种风格，在这些文字中也体现出返璞归真的人生理想，恬淡潇洒的审美趣味，意在言外的艺术追求，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十分明显。如他描写“冲淡”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描写“疏野”的“唯性所宅，真取弗羁”等语句莫不体现了这一点。佛家美学在此时的主要发展则是禅宗的出现，它所提倡的不立文字，直见本心的悟禅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感性化、经验化的特点，而它所提倡的诸相无碍、法理圆融的理想境界也给后世的士大夫以长久的精神滋养。

宋元以来的美育思想首先是和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宋代儒学吸收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儒学为外壳同时包容佛家和道家思想的理学；至明代王阳明更大张心学，提倡心外无物，天地、文道合一的审美精神。他的审美教育主要是从儿童入手。在他看来，儿童就犹如初生的草木，教师的教育要顺应着草木发展的时期进行浇灌，教育应在教授儿童伦理道德的同时根据儿童的个性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借助审美的艺术，培养学生审美的能力。反之，如果教育不当，对儿童反而是一种伤害。此时，王阳明认为审美教育重在人伦，应以教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重，通过“歌诗”“习礼”“读书”来陶冶性情，提升儿童对情感态度的表达，让其学会用文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与情绪。王阳明对审美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因为他从儿童的角度展示了个体审美教育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他还未能摆脱传统伦理道德对审美教育的禁锢，他的美育理念始终还是围绕在儒家传统道德理念中，这样的审美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依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不能真正地追求个体的审美艺术发展。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儿童还是笼罩在传统伦理道德的阴影之下。

尽管王阳明的美育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在形式和方法上有些变化，但美育思想并没有停止其发展的脚步。周敦颐提倡寻“孔颜乐处”；张载提出气的“充内形外谓之美”（《正蒙·中正篇》）；邵雍提出“以物观物”和“明心见性”；二程的“存理灭欲”和“作文害道”，朱熹对乐教“消融渣滓”（《朱子语类》卷三十五）“养气之助”（《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诗教“讽咏以倡之，涵濡以体之”（《诗集传序》）的重视；陆九渊提出“先立乎其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李贽的“童心说”无不反映出传统精英美育经过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同这些美育思想特色密切相关的是乡绅阶层知识分子的兴起，因而此时美育的重心有所转移。相对于先秦两汉对国家政教伦理的重视，此时转而更注重知识分子的内在修省。同精英美育相对的则是随着社会的演进，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以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代表的社会大众美育的兴起。由于其接受对象的大众化，以及受众文化水平的相对较低，此时的美育思想更显出世俗化、娱乐化等特点。由于其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演进趋势，因此代表着美育史上的新变和发展方向。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进入了近代社会，社会生活剧烈改变。国外美育思想的输入，使美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提出来，并且以美育提高国民素质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通俗普泛的大众美育成为美育的主流，中国传统美育由此逐渐转化成一股潜流，但两者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