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包公廉政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清心为治本，有助于提升官员廉洁自律

包公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一直将“清心”作为修身原则，做事光明磊落，不贪污，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包公曾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哪怕是自身位居高官时，着装及饮食都如同自己做平民时一样。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立下家训，要求子孙后代不得贪赃枉法。包公为官期间，坚持与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抗争。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期间，他曾上表《乞不用赃吏疏》，其中有言：“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包公所提出的措施给予贪官污吏以沉重打击。当前，仍然存在少数官员以权谋私、铺张浪费、作风不良的现象，民众对此深恶痛绝。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东汉荀悦“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之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党的干部要严于律己、廉洁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党的十九大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二）直道是身谋，有助于强化官员公仆意识

包公为官期间，以“直道”为原则，直谏君主，立朝敢言，弹劾权幸大臣。“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在包公看来，官员不仅要清廉，更重要的是为百姓做事。当前，少数官员理想信念缺失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淡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些官员身上，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较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三）孝肃慰平生，有助于完善官员选任机制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崇高理想即是重孝举廉，孝和廉都是君子德才的彰显，小孝持家、中孝敬业、大孝爱国，不能将孝理解为私德，它亦是一种公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孝顺自己的长辈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老人，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幼儿时不应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这也是孝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曾言：“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廉是政治品德，亦是社会公德，官员要廉洁从政，民众亦要廉洁奉公。中国古代社会通过重孝举廉从而选拔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包公所处的宋代沿袭汉代以来的政策，将孝悌品行列入选官制度，孝行突出的获得升迁，反之，则会受到免职的处分。《宋史》记载侍卫马军都虞侯王荣“母老不迎养，供给甚薄，太宗闻而怒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荣事亲者若此……’即诏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包公孝行突出，为官清廉公正，敢于担当，为官近三十年来“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对于德才兼备、干在实处、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包公廉政思想的文化内涵，并充分利用好其当代价值，为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廉政思想和廉洁品德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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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