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和平、奋斗，救中国”

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的三年半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普遍的革命洗礼。

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境地下，“打倒列强，除军阀”便成为其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果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战，或是只通过几支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痛教训，无疑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自然地产生了联合和合作的需要——共产党需要寻找朋友，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不仅内部成分十分复杂，而且还存在着严重脱离群众等问题。但是，这个党却因其领袖孙中山、因其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政体而在中国享有一定的威信。除孙中山之外，在国民党内还有一批忠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进分子，如宋庆龄、廖仲恺等。他们对革命的认识，虽然跟共产党有区别，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却是坚决的，并且也愿意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国民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已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1922年，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

当然，对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曾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建议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与前两次不同，由于孙中山回到广州掌握了政权，共产党人不必隐藏而可以半公开地活动。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报告。大会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发生了激烈争论。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马林的这些观点，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在客观上却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从而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了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

张国焘、蔡和森等虽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并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因此，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从争论中看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都存在着片面性。

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决议和宣言明确指出：党的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独立性的原则。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从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也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从而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和发展。

党的三大以后，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步加快，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由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1923年10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此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在鲍罗廷的具体指导下，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大大加快。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孙中山又专门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又聘为政治顾问）。此外，为了推进这项重要工作，他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其后又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谭平山（共产党员）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国民党的改组，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明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并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1923年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的邀请到达广州，积极协助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李大钊、瞿秋白等还参与讨论和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而且，为了使国民党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等倾向，共产党人还多次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改组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出席此次会议的165名代表中，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占20多位，他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3日，孙中山对此做了说明，并强调对内要反抗封建军阀，对外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

这个大会宣言，对孙中山历来提倡的“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则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的重要原则是，“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节制资本”，就是要将“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等等。新三民主义这些新的革命精神和新的内容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也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此次大会还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二、铁血北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孙中山生前一直想把广东建设成一个巩固的革命基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实现。

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东征军，分三路讨伐陈炯明。刚刚组建不久的黄埔军校的3000名学生和许崇智部的粤军，在右翼以破竹之势，迅速击溃了陈炯明军的主力，并且控制了东江地区。第一次东征告捷。

乘东征军回师之际，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又于1925年9月重占东江地区。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残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连战皆捷，并于11月全歼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与此同时，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又通过南征，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邓本殷部。由此，广东全省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获得了统一，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军也扩大到8个军，从而奠定了北伐出师的基础。

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到1926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已有14年时间。在这个国内外形势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历史时期，北洋军阀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或纲领。到了这时，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结束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6年7月9日，黄埔军校师生与广大国民革命军将士一道，在工农民众的支持下，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城市广州誓师北伐。随之，“打倒列强，除军阀”“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便成为了凝聚人心、响彻云霄的战斗号角。

然而，此时北洋军阀的力量还十分强大。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及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20万人；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则盘踞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五省，拥兵20万人，且战斗力较强；势力最为雄厚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达30余万人。反观国民革命军，其时只有8个军，兵力仅有10万人左右。如果单从双方总兵力来看，北洋军阀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北伐军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失尽了人心，而国民政府则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后，被全国进步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在人心向背上国民革命军占有明显优势；其次，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国民革命军已经形成相对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全国的有志青年也从四面八方纷纷南下广东参加革命军，国民革命军的士气十分高昂；再次，国民革命军还得到了苏联在军械和经费上的有力支援；最后，北洋军阀的三支主要力量虽然都各据一方，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实力，但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疑忌，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这就在军事上便于北伐军各个击破。以上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使其完全具备兴师北伐的实力。

北伐战争开始后，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下，国民革命军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所部。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消灭孙传芳。最后，集中兵力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辖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援军击退而退守湖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在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中，第四军内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6月初，独立团以引人注目的战功，占领了湖南攸县。7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师。7月9日，也就是克复长沙前两天，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沙。7月27日，蒋介石决定亲赴前线，并率其嫡系第一军两个师自广州北上。8月12日，抵达长沙之后，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努力下，会议作出了集中力量进军武汉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继续采取中立的决策。此后，北伐军首先集中兵力在两湖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并连克复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北伐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战役——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叶挺独立团在这两场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卓越功勋。10月，北伐军又进抵武汉，并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攻打武昌时，叶挺独立团再次立下战功，他们率先攻入武昌城。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因此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同年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率部进军陕西、河南，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自1926年11月起，北伐军在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又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间虽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双方均能集中力量对敌。人民群众的支援也是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等等。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对北伐军迅速取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工作，使广大普通士兵深刻地认识到国民革命是为了打倒军阀、解放人民，因此极大地凝聚了人心，鼓舞和提升了士气。但是，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为北伐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个人威望，此后他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三、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出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曾发出过调舰命令。就在这时，广州城内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在这种十分诡异的气氛中，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随后，又逮捕了李之龙，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并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密切监视苏联顾问。紧接着，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又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职务的提案。这一事件即为“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果断提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是，其时在广州的由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使团却不赞成反击。他们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方遭受重大挫折，反击会在南方同蒋介石的关系搞得紧张起来，影响苏联对华政策的实施；事件的发生是苏联顾问团的工作，“主要是军事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所致，等等。由此，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也为他在国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中山舰事件”一个多月后，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为了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进一步排挤出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又采取了一个重要举措。他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并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需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这个“具体办法”，便是所谓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该案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对于这个提案，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意见也并不一致。但是，由于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又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这个提案采取了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暗伏杀机、“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廷的“忍让”和压制，《整理党务决议案》最终得以顺利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的通过，对国共两党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地位也由此变得十分被动；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很快便直接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成为在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实力派人物。

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在北伐开始前这个关键时期，毫不手软地接连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逐个夺取阵地，从而把权力一步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为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基础。

此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推进，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1927年2月，他在南昌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1日，他指使当地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从南昌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指使青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蒋介石的反共决心虽然已经下定，但是，要采取“反共”这样重大的行动，他除了自身在军事、政治方面的必要准备之外，还需要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为此，1927年3月26日，他赶赴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及上海的流氓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江浙财阀也允诺会在财政上全力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则保证会把大批流氓、暴徒组织起来充当打手。

为了确保反共的成功，蒋介石又把不受他控制的部队陆续调离上海。在完成了这些“周密”准备之后，4月初，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密议，决定以暴力手段实行“清党”。4月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诱捕杀害。4月12日凌晨，上海的大批青帮分子冒充工人，臂缠白底黑“工”字符号，从租界冲出，向分驻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虽然奋起抵抗，但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却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并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了他们的欺骗，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2700多名工人的纠察队亦被全部解除武装，工人死伤达300多人。

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市民悲愤交加，纷纷集会抗议，各革命团体均发宣言电文斥责反动派倒行逆施，要求惩办反动分子，发还枪支。12日下午，闸北5万多工人的游行队伍徒手夺回总工会会所。4月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又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但是，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却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中，被杀害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蒋介石势力范围所及之处，如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厦门等地也都发生大屠杀，著名共产党人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先后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英勇牺牲，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继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屠杀的事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清党”让整个中国血流成河。在其后一年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达2.6万人，革命群众近3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因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低潮。

尽管大革命失败了，并且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前进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他们逐渐认识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思索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