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开始急遽逆转。中共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重重高压，在黑暗中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

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原本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也随之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事实无情地说明，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面对这种极其险恶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党的队伍中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了混乱状态。那么，在革命遭受惨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坚持革命呢？南昌起义，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第一声响亮回答。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中央忽视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南方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能直接影响的军队则主要集中于张发奎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这其中，就包括贺龙、叶挺等人的部队。1927年7月间，贺、叶在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率部驻兵于江西九江至南昌一带。巧的是，这一地区还有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以及其他倾向革命的武装力量2万人左右。鉴于这一地区的兵力，各方都十分瞩目。7月15日，武汉政府宣布“分共”以后，便准备采取措施，对这支武装力量下手。正是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这一部分军事力量，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并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发动这次武装起义。7月27日，周恩来等抵达南昌。抵达当日，周恩来等人就在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前敌委员会，开始加紧筹划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对此次起义也十分支持，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说：“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7月30日，张国焘赴南昌，传达了部署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2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爆发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并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心。

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十分慌张，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人率部向南昌进攻。中共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迅速撤离南昌，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以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东，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夺取出海口，以争取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但是，此时国民党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力量又过于弱小，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再进行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的以占领城市为目标的革命战争了。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退出南昌后，起义军没有立即进入江西、湖北、湖南等广大农村，同这些地方尚未完全被反革命势力镇压的农民运动相结合，以便逐步积蓄和扩大革命的力量，而是忙着南下广东，争夺城市和出海口，这就必然使自己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由于撤离南昌比较仓促，起义部队又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8月7日，部队到达临川时，总兵力已由起义成功时的2万人减至1.3万人。8月下旬，起义军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的拦阻，歼敌6000余人的同时，自身伤亡也近2000人。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又折返瑞金，改道东进，并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进入广东潮汕地区。国民党随即调集重兵合围起义部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激战不胜。10月初，起义部队大部溃散。保存下来的部队，一支1300余人进入广东海丰、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运动汇合，加入到了该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创建了海陆丰根据地；另一支则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湖南，开展游击战争，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旗号镰刀斧头”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历，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并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便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紧急会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0余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罗米纳兹做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做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这次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的一味妥协退让，指出其“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而且“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此外，会议上有些同志还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以及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并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这个论断，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也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论断。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最主要的现实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为此，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此外，会议还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并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在当时极为险恶的环境下，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使原来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新的出路，从而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燃起了新的希望，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也由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则回答，他不愿去住高楼大厦，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不久，毛泽东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即忙于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就发动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鲜明主张。他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会议还强调，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做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并决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

按照会议决定，9月上旬，毛泽东到达安源、铜鼓等地，领导秋收起义。为了加强领导，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还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此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义人员还仿照苏联红军军旗式样，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旗中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这面军旗鲜明地表达了工农革命军的政治理念，也表明了这次起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不只是军队武装力量的单独起义，而是有着数量众多的工农大众参加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了全军官兵的衷心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力量。

1927年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长沙的铁路工人和部分农民，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并一度中断了敌方的铁路运输。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按照预定计划，正式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由铜鼓出发，11日下午攻占浏阳的白沙，12日又攻克东门市。在起义军分路进攻期间，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手持梭镖、大刀和为数很少的长短枪，英勇地袭击团防局，打击土豪劣绅。

但是，秋收起义初期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以进攻并夺取像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加之，在进军途中本来就很薄弱的力量被分散使用，以及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战斗经验等因素，起义军虽然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是却遭到远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激烈抵抗。各路起义部队先后均遭受挫败，夺取长沙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了。在这种十分不利的局面下，毛泽东当机立断，于9月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十分善于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的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在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一部分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决定迅速撤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山区进军，保存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也是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按照这一部署，9月20日，工农革命军开始从文家市南进。在南进过程中，由于党的组织不健全，起义部队的思想十分混乱。加之缺乏弹药、给养，队伍中的伤病员也不断增多。尤为不利的是，在转战途中，部队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而壮烈牺牲。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情绪十分低落，不少人还离开了部队。工农革命军处境十分困难。部队于9月29日抵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后，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整编部队。把已经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对起义部队，愿留则留，愿走的则发给路费，将来愿回来的还欢迎。

第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并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排有小组，班内有党员，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对这一举措，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并初步酝酿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湾改编，不仅开始改变工农革命军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确保了工农革命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三湾改编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湾改编之后，10月3日，起义部队抵达宁冈县古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0月27日起义部队进至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由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不仅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还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由毛泽东点燃的井冈山之火，照亮了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后来，人们把这条正确道路称为“井冈山道路”。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地区原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一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袁、王二人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二人都有同工农革命军联合的意愿。因此，通过努力，在取得他们二人的信任和支持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就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努力。为此，毛泽东反复教育工农革命军的干部战士，要坚决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而奋斗。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除了要应对革命自身所面对的异常复杂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还要回答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重要理论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在异常艰苦的井冈山岁月中，毛泽东围绕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红旗能打多久”，以及工农武装割据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一系列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系统的阐述。

对于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在敌我力量悬殊、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井冈山的斗争不仅能够坚持下来，而且还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非常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回答。在他看来，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彼此间你死我活的争夺，使他们无力顾及当时正被他们所轻视的工农武装割据。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当然，只有这个外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又写道：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具备下列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按照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条件，毛泽东到井冈山后，即全力进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当时，井冈山地区的党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为此，毛泽东不仅把在该地区的建党工作放在了首位，也把党的建设看作该地区一切工作的根本。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齐心一致的共产党组织在当地民众中生根，并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革命就难以持久。在他的正确领导下，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井冈山周围各县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

对于工农革命军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则明确提出要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为此，在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是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在军队内部，他还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两个环节。他的这些针对性很强且十分新颖的观点，对此后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工农革命军扩大根据地、筹备粮饷的斗争中，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还初步总结了从事部队工作的经验，正式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根据新的斗争经验，又不断地充实丰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不仅更加密切了工农革命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也巩固了工农革命军本身，从而成为工农革命军能够战胜一切强敌的源泉之一。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同当地民众建立了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按照上述建军的理念，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进行了改造，并积极帮助井冈山周围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进剿”后，工农革命军还先后攻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在此基础上，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就初步形成了。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1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并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使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和战斗力，还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毛会师后，国民党军队接连不断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进剿”。为此，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委根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做斗争。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作战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依据十六字诀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多次以少胜多，成功击破了敌军的大规模“进剿”。到1928年6月下旬，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也达到了全盛时期。其范围扩大至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的全部及周围五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人。同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了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从而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此后，红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

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还成为照耀各根据地胜利前进的灯塔，对各地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巨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同一时期，除赣南、闽西根据地之外，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等全国范围内的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也都获得了重大发展。这些革命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在10多个省的100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