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第一节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经过浴血奋战，从生死存亡中挣扎出来的中华民族迫切希望能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复兴之路。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出现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

一、“桃子该由谁摘？”

1945年8月，美国用各种办法把国民党军队紧急运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蒋介石集团的大批军队从西南一隅一拥而出，奔赴全国各地。之后，国民党不仅阻止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还对解放区发动局部进攻，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

针对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抗战胜利成果。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提出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8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针对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报告指出：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针对桃子“属于人民”和“能不能归于人民”的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力争”。他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据上述思想，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更进一步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争夺重点是华北和华中地区，即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

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5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借口所谓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使谈判处于僵持局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迅速进占了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城市，并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华中、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解放区和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已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在这些地区的部队，也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且，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均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

根据上述情况，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该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向北发展”，就是完全控制已经解放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并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保证“向北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中心思想，就是集中力量控制和发展东北，以改变敌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并依靠已有的工业和资源，将东北建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支援关内解放区的斗争。

此后，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全面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各中央局和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和有关的具体指示，迅速调整了部署，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主力部队中抽调11万人，并选派2万名地方干部先期进入东北，建立根据地。同时收缩战线，将人民军队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省区撤到长江以北。在华北则开展自卫战争，夺取了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的胜利，先后歼敌6万余人。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促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整军起义的先例。蒋介石迫于军事受挫和政治输理，只好按照《双十协定》规定的和平建国方针，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二、和战大计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欢喜中。然而，正当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希望和平建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蒋介石却加紧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

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观察，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对这一形势作出了深刻分析。他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就此，他强调：“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为争取时间，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开始玩弄和平欺骗的手腕。与此同时，美国也想建立一个由敌对的两党共同参加的、以蒋介石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议：可邀中共领袖毛泽东来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商国是，如毛泽东来，则谈；若毛泽东不来，则是无视和平、失理之举。若谈得成，可迫使中共交出军队，若谈不成，则共产党是破坏和平。无论谈与不谈，我党均能争取时间，加紧部署，择机讨伐！

按照这一建议，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3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着清醒的认识。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长篇发言，分析国内外形势，说明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据此，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举动，有力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的，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后，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然而，重庆谈判却是一场复杂而异常艰苦的斗争。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始终抱着极大的诚意，首先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具体方案，并由周恩来做了详尽的阐述。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会谈。中国共产党将十一项“谈判要点”面交国民党代表。而蒋介石对于谈判却毫无诚意，更无准备，仅派几名代表虚与周旋。对于十一项要点，国民党代表以“距离太远”为由拒不接受。9月8日，国共双方继续谈判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在答复文件中，无理拒绝中共关于解决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整编方案，致使会谈陷于僵局。在此情况下，为了力争和平，使内战局限在局部范围内，或者延缓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在19日国共双方谈判席上，中共方面提出愿在9月3日谈判基础上再作让步，即将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的整编比例由五比一改为中共军队仅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并将中共军队从广东、苏南、浙江、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撤出。但是，国民党方面又以“军令政令要统一”为借口，表示“甚难考虑”。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予有力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鉴于国民党方面不做任何松动，谈判在艰难中缓慢推进，斗争十分激烈。

最终，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此外，谈判还达成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使和平民主的呼声大大高涨，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双十协定》签订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并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要打内战的方针早就确定了。不久，在完成打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最终撕毁了《双十协定》，并于1946年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三、重庆政协会议前后

《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表示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此后，中国一度露出了和平曙光。

1945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派出由周恩来等组成的代表团飞抵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前，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民主同盟的代表以及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反复阐述无条件停止内战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停战以后的一切具体问题均可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12月27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交一份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停战，以利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行。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经中共代表团多次呼吁和奔走，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接受这个建议，同意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10日，双方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双方达成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扫除了障碍。

1月10日，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全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由国民党政府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政治民主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从民主同盟中分离出来的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民主同盟基本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党派人士中也以代表中间势力者居多。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在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下进行磋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而且，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一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评和评论，反映各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对政协会议各项议题的进展加以评论。舆论的支持和配合，对政治协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经过同国民党的激烈交锋，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核心是改组政府。《政府组织案》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定为40人，半数由国民党充任，但议案涉及施政纲领的变更，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出席委员赞成方能通过；改组后的政府是结束国民党“训政”向实施宪政过渡的政府，负责召集国民大会并制定宪法。《宪法草案案》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原则，规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同时规定：中央与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行政单位，可制定省宪。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虽然不同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政协协议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有利于和平建国，有利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

对于1946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提醒全党：“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做好一切准备。

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反，国民党一开始就反对政协协议。尽管被迫在政协协议上签了字，但它千方百计地破坏政协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陈果夫就上书蒋介石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政协会议闭幕前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些人更是公然诋毁政协协议，认为：“政协协议不利于国民党”，“系国民党的失败”；还有人提出，要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会议的代表。蒋介石本人也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不祥之兆很快就现端倪。政协会议后，国民党特务捣毁了重庆各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的会场，打伤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多人，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镇压群众的游行集合，策动反苏反共活动。而且，国民党当局还采取恐怖的暗杀手段，先后杀害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国民党军警特务还在北平包围搜查军调部中共人士滕代远的住宅，拘捕40多名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了国民党正在蓄意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暴露出国民党当局的真实面目。

令和平建国更为无望的事情是，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全面推翻了他们签字赞成的政协协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政协会议制定的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等民主原则，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为各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此，4月1日蒋介石在中共代表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公然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真成立这样一个会议”，那么“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国民党政府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改组政府等项协议。

在破坏政协协议的同时，蒋介石还频繁调兵遣将，制造“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内战局面，从而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因此，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政协协议、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也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为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中央逐步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的揭露和斗争，使全国人民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