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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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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此文为《理性与宗教之相违》之第五节。可参阅《何谓理性》的“编者导言”。
儒家独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万一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答曰“安”。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说明理由,仍让他自己判断。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观点,不作断案。儒家极重礼,却可如此随意拿来讨论改作。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争惨祸;其固执不通,可骇亦复可笑。此无他,宗教上固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而儒家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
孔子未尝排斥或批评宗教(这是在当时不免为愚笨之举的),但他实在是宗教最有力的对头敌人,因他专从启发人类理性上作功夫。中国经书在世界一切古代经典中,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气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话。或者为原来就不多,或因为孔子的删订。这样就使得中国人头脑少许多障蔽。到了《论语》,则当时之务为理性的启发,完全可见。他总是指点人回头看自己,指点人去理会事情而在自家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与自求。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此在人类心理的发育开展上,明明有高下之分。既进于开明之后,要再退下来甚难。宗教在中国于是再无可能。这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其后中国虽礼崩乐亡而总不翻回去请出一个宗教来。有灯亦不亮——散碎的宗教迷信不绝于社会间,而总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