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一直实话实说

直到现在，关于崔永元为何离开《实话实说》，依然是个谜。他自己说了许多点，别人说了很多，多集中在抑郁症、压力大的层面。其实，都没说到问题的关键。总而言之，是他没法“实话实说”了。那是谁不让他实话实说了呢？时代？平台？观众？竞争对手？

单从任何一个点来分析都是不够客观的。

首先，时代变了。

毫无疑问，随着科技和网络的普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变得又多又广，国人的日子好了，人心浮躁了。在21世纪的中国，畅谈理想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人们爱热闹，爱猎奇，不喜欢深度聆听，他们需要的或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快速地遗忘。比起其他竞争栏目花哨嘻哈的话题，人们对小崔的声音不那么喜闻乐见了。尽管内心深处他们一样珍视小崔提供的内容，但聆听的几率少了。他们本心不想这样，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这是导致《实话实说》收视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他们疏远了小崔，而崔永元对于大众审美的畸形，充满了不屑与失望。2010年的时候，《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社会叫好，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失望至极，小崔当时就写了辞职信。

其次，对于同类节目的内容，小崔不敢苟同。

崔永元对很多娱乐节目都持批判态度。有人说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崔永元要想吃这样的葡萄，恐怕别人都得靠边儿站。为了博得眼球和收视率而做的节目内容，有违崔永元的价值观。

人们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这叫迎合观众。但崔永元不想迎合。那么多的声音都想说，那么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被压在所有声音的最底层呢？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做不到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他那颗火红的心蹦跳着，他需要为那些声音做些什么，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他认为，做出一档脍炙人口的节目与为贫苦地区的小孩们加一个有营养的菜同样重要。所以，小崔不想像他的竞争者那样说。

崔永元不迎合观众的浅薄需求，不和同行同流，收视率有所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但央视无法接受收视率下降的事实。崔永元又不认同央视以收视率来衡量和考核自己的栏目。他有意见，也必须保留。

这就涉及体制之深层问题了。

再次，崔永元与央视的不匹配。

从功能上讲，央视属于公共电视台，既然是公共电视台，就不能以收视率来考核、论功行赏。但没办法，当时央视的收入主要靠广告，在考核一档节目和主持人时，又不得不拿收视率说事。这就很拧巴，崔永元公开表达过这种不满，他说：“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

当然，崔永元实话实说的内容有时候也会被亮红灯，有些实话他特别想说，但碍于环境，他只能憋着，这也让他郁闷。

比如有一期，崔永元想做一个画家的故事。画家小时逢十年浩劫，听老师说了句“林彪不好”，就揭发了。结果老师被囚厕所，浸着粪水。画家良心发现，给老师拿去个西红柿。

老师当时说了句话：“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刻骨铭心。

三十年后，画家功成名就，想找老师说声对不起。

《实话实说》将满头白发的老师请到现场，一切如愿。然而节目不让播。

这让小崔抓狂，他执拗地要播这一期。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崔永元勉力支撑。直至唱《溜溜的她》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总之，到最后，崔永元各种不爽、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哪个活着的人没有压力？说压力大而离开央视不成立。但这不是迫使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离开央视的根本原因。

当然，最终决定离开的还是崔永元自己，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了，长期的压力、焦虑、不平，导致他的抑郁从情绪发展到病症，甚至重度病症的程度。

最后，他只能转身，离开。

一位从2002年就入职央视的工作人员，在“如何评价崔永元”帖子下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是好事，能容纳他施展才情的环境已然不再，不如归去，在江湖上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作为一个曾在那一代人精神启发下投身于新闻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也不坏。”

我觉得也不坏，在哪里不重要，做什么不重要，甚至偶尔说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以一颗赤诚之心，认真地说着他看到的“实”，并敢拍着胸口承诺“我对爆的每个料负完全责任”。

我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完美，但很可爱、值得尊重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脾气坏，说话不够隽永，但绝不能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