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会前准备
前往苏联的道路,同样危机四伏。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从湖南巡视工作回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出席六大。4月15日,他在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接头时,被曾在他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的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突然被捕,并未经任何审讯在上海西郊被枪杀。
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细致研究了具体的交通路线,决定除一小部分代表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然后由哈尔滨护送到满洲里或者绥芬河出境。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在哈尔滨设立秘密接待站,由中共哈尔滨县委指派中共哈尔滨县委、共青团委书记李纪渊(又名李纪元)负责接待站的工作,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14号,是接待人员阮节庵、沈光慈夫妇的住处。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奉命携带女儿独伊先期前往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护送六大代表工作。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竭力做好安全、策应工作,但一路上还是随时可能遭遇不测。
周恩来与邓颖超就曾在大连遭遇日本警察的盘问与特务的跟踪,处境一度十分危险。据邓颖超回忆:“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地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人士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代表黄平也在途中遭到日本警察的盘查,他在《往事回忆》中说:“我奉中央之命带了三位香港海员同志一起去。我们是乘日本船到大连。同船去的有杨殷……船快到大连时,日本警察盘问杨殷。杨殷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丸样品给他们看,警察就走开了。” 另据代表唐韵超回忆:“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满洲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接上了头。张国焘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进入苏联境内后,算是到了安全地带。但当火车即将抵达莫斯科之时,代表们还是被要求放下窗帘,等乘客都走完后,由挂着窗帘的汽车直接运往会议地址。“他们一到大会会址,就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服,尽量不使他们显眼。” 为了保密,与会代表甚至只用编号而不用姓名,例如李立三的代号是“23”。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五一村,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地主的别墅,因为它的主要建筑是白色的,因而又叫“银色别墅”。“银色别墅”是一座三层楼房,做过克格勃的办公用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及大会秘书处的办公室,二楼有个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其余房间住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瞿秋白和杨之华、王若飞和李培之等几对夫妇,三楼则全部是宿舍。离“银色别墅”不远,是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的别墅,六大召开期间,他有时候就住在这里。
代表们到达莫斯科后,继续进行向大会提交各项报告的准备工作。有些报告是在国内起草的,如4月2日瞿秋白完成了政治报告的撰写工作,5月7日留守国内的任弼时完成了共青团报告的撰写工作。其余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均是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到达莫斯科以后才开始起草的。文件的抄写、誊印工作,基本上是由中山大学的学生负责完成。六大代表盛岳回忆:“大会秘书处主要由中大学生组成。瞿秋白最小的弟弟瞿景白率领为六大服务的中山大学学生。这些学生是秘密指定的。”关向应的前妻秦曼云是参加大会工作的学生之一,她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底六月初,我被叫到秘书长波古里耶夫的办公室去。他给我们分发了一些中文文件,告诉我们把它们刻成蜡纸以便付印,他严厉警告我们不得让其他学生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连我们来过他办公室这件事也不能让人知道。在我们分发文件之前,他们已经把文件拆成好多部分或者分成好多小段……采用这种警戒办法是为了不让我们任何人了解全貌或文件的整个思想……这一神秘的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然后有一天波古里耶夫个别告诉我们去收拾行具……在这些被‘征调’的学生登上同一节火车驰向预定目的地之前,没有人知道谁是‘精选小组成员’……只是在我上了去车站的车子以后,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看看这个小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当中有李培之,她的学生证是中山大学的第一号。她是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的夫人。还有陈绍禹的‘爱人’孟庆树和陈昌浩的夫人杜作祥。男同学当中有胡锡奎和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等。” 有意思的是,以后很是出名的陈绍禹(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安排下担任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王明利用米夫要他挑选几名中山大学学生做工作人员之机,指名要当时才是团员的孟庆树参加大会工作,引起了很多党员同学的不满,但赢得了孟庆树的好感。
6月9日,斯大林召集部分六大代表座谈,参加会议的人有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黄平等人。据黄平回忆,斯大林当天穿一身士兵军服,一双肥大笨重的粗牛皮靴子,肩上和帽上都没有级别与兵种的标志,穿得像一个复员的农民。 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另一个是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亦即“高潮”与“低潮”的问题。首先,他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他认为“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涨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 。李立三在斯大林面前争辩说,当时中国革命并不是低潮,因为全国各地还不断地发生工农起义。斯大林回答:低潮时,也会溅起几朵浪花。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斯大林是“最高权威”“世界革命导师”。他的这些论述,为中共六大定了基调。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又以共产国际书记的名义召集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21人,开了“政治座谈会”。布哈林要求与会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式的估计、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的与会者都发了言,其中以张国焘的发言最长也最尖刻。第一,他认为“中共领导的错误……是太过于依赖共产国际……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第二,他指责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讥笑“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第三,他为自己阻止南昌暴动辩解,是因为“奉了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 张国焘的发言,从某个侧面使布哈林及共产国际了解到了中共党内的某些分歧。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也使布哈林了解到中共党内对中国革命的普遍看法。
6月17日,也就是六大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瞿秋白分别在下午和晚上主持召开预备会。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并作出大会有关规定,强调大会应以能切实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为原则,尤应减少各种琐碎问题的争辩。会议决定周恩来出任大会秘书长,黄平、罗章龙为副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主席团人员包括曾文甫、项英、徐锡根、余茂怀、关向应、向忠发、王凤飞、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杨殷、邓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简青、王藻文、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
●会议议程
1928年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的大厅正式开幕。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省正式代表84人,五届中央委员4人,特约代表1人,指定代表53人,共计142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希望与会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变形的机会主义,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等等。这样才能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6月19日,六大开幕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29日又在大会上作讨论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秦曼云回忆:“他那九个小时的报告虽然很长,但他的口才吸引了全体代表的注意力,让大家听他的讲话,没有一个人显得厌倦和想打瞌睡。” 布哈林的讲话,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作了详细阐述。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认为当前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形势,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关于党的中心工作,他认为在许多失败之后,群众还没有起来,应当积极争取群众。此外,布哈林批判了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中共党内的盲动主义,反复强调必须承认革命已经失败的事实。同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中国同志有责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罗米那兹也有责任。布哈林实事求是的态度,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认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头政治报告,对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从中国革命问题、过去的教训、现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革命形势、党的任务五个方面加以阐述和补充,一共讲了九个小时。6月21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代表关向应向大会作政治副报告。从这天开始,代表们用了八天时间对瞿秋白和布哈林的报告进行分组讨论,气氛极为热烈,蔡和森等60名代表发言。对于这种现象,瞿秋白感到非常高兴,他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指出:这次大会不仅有布哈林同志的报告,以及分析错误,指出将来的方针,而且听见了群众的声音和各地工农的意见及感想;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以批评,大家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批评。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但是,“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一些代表“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其中最出格的就是张国焘。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曾提出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均衡,有一省数省出现革命的直接形势,实行割据的可能性。张国焘认为:“一省数省割据之说,目前实属幻想。”他还多次提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强调:“大吹而特吹暴动,而不切实准备暴动,实际是反对暴动。” 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指责,已超越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畴,成为意气之争。米夫希望张国焘能化解对瞿秋白的成见,张国焘指着桌上的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 “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6月27日,大会结束了对布哈林、瞿秋白政治报告的讨论。6月30日至7月6日,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向忠发分别作了组织、农民、土地、军事、职工运动等问题的报告。7月7日至8日,大会休会,政治、组织、军事、农民、土地问题等各委员会开会,讨论修改即将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7月9日,大会开始讨论各项决议,首先通过的是《政治决议案》,由瞿秋白宣读一段,大家讨论修改一段,一直到全部讨论修改完毕。这一天还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等。7月10日,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继续讨论有关决议,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第二项议程是讨论通过了党的章程;第三项议程是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举
对于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问题,此前党内已经过多次磋商。第一次是7月4日晚上召开的第11次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提出意见说:在党的工作处于秘密条件下,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应比上一届的人数少一些。会议同意米夫的意见,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和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40至45人的名单,再由主席团将名单交各代表团征求意见,最后由主席团汇总并交大会表决。第二次是7月8日下午召开的主席团第14次会议,介绍了51位候选人的情况。第三次是7月9日,大会讨论并通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第四次是7月10日上午召开的主席团第16次会议和各省代表书记联席会议,米夫提出正式委员21人,中央候补委员11人,瞿秋白提出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各增加2人,最终形成36人的名单。由于共产国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中,错误地认为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工人化”,36人的候选人名单,工人占到了22人,向忠发的名字被排到了第一位。经过选举,列入名单的人全部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正式产生。
7月11日,大会闭幕。7月19日,召开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和米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出新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选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在选举过程中,瞿秋白虽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得票很少,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选上。而向忠发几乎被所有投票人不约而同地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中共党史上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诞生了。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说:“向忠发之所以爬上宝座,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出身。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实在是极大的风险。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李立三能够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从而推行他那灾难深重的‘立三路线’。” 事实上,向忠发并不像有些史书记载的那样,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大革命时期,向忠发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湖北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职,在武汉地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曾被选为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据杨奎松的研究,在整个六大期间,他的表现也有些与众不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和现在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时,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一直坚持到六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