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缔造战争资本主义

尽管首先出现在12世纪意大利北部，随后又出现在15世纪德意志南部的棉花产业令人瞩目，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世界棉花生产的格局。这两地的棉花产业繁荣之后又都衰落了。在其他三片大陆上有着规模更大的棉纺织业，而且和此前数个世纪以来一样，它们继续活跃着。印度和中国仍然是世界棉纺织品生产的中心，印度织工的产品依然在洲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此时，欧洲纺织业在技术发明或者组织创新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亚洲生产者依然掌握着最尖端的纺织技术。确实，欧洲新的制造业尝试为欧洲人生产了规模空前的棉纺织品，传播了对棉纺织品的嗜好，使得关于棉花加工的知识广为传播——所有这些要素最终变得极其重要。但目前而言，这些小的变动对全球棉纺织业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此时欧洲人还缺乏在跨洋贸易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何况欧洲生产的棉布质量远逊于印度的棉布。而且，与印度和中国的棉纺织品制造者不同，欧洲人依赖从远方进口的原棉，却不能对这些地区施加多少控制。在1600年时，绝大部分欧洲人还穿着亚麻和羊毛制成的衣服。

然而，在随后的两百年中，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尽管这些变化非常缓慢，起初甚至难以察觉，但是势头一旦建立，变化就越来越快，最后是爆炸式的。最终的结果是世界棉花产业经历了剧烈重组：棉花种植和生产的方式与地点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同时棉花作物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将整个世界整合在一起。对棉花产业的重铸最初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也不是来自生产组织方式的优势，而是源于一个更为简单的原因：跨越大洋投入资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愿。欧洲人越来越频繁地——往往以暴力的方式——挤入棉花贸易的全球网络之中，包括亚洲内部的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网络，然后利用同样的力量建立起非洲、美洲和欧洲之间的全新网络。 在更强大的国家面前，欧洲第一次闯入棉花世界的企图失败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资本家和政治家吸取教训，凭借着他们运用武力扩张自身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建立起了比较优势。欧洲人在棉花世界中变得重要不是因为新发明或先进技术，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重塑和主导全球棉花网络的能力。

欧洲的资本家和统治者通过多种手段改变了全球网络。武力贸易的力量使欧洲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财政－军事国家的缔造使得力量得以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从海运保险到海运提单 ——使得远距离输送资本和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与远方的资本家和统治者联盟，可以接触到当地的纺织工人和棉花种植者；攫夺土地和贩卖非洲奴隶创造了繁荣的种植园。当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在欧洲和东亚人均经济生产值出现“大分流”前，一小部分欧洲人主导了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当时只是间断性的且逐步发生的，这不仅对棉花产业，而且对全球各处的人类社会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大分流”首先是国家权力、国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分流。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独立的棉花世界转变成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掠夺。1518年，埃尔南·科尔特斯攻击了阿兹特克帝国，为西班牙人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领土主张，并扩展到南美和更远的北方。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跟随他们的脚步，攫取了今天的巴西。1605年，法国到达美洲并夺取了魁北克，攫取了今天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土地（这些土地在法国统治下成为路易斯安那），他们还占领了加勒比群岛中的若干岛屿，包括1695年获得的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面三分之一大小地区，成为法属圣多明各。1607年，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后来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一部分的詹姆斯敦，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更多的殖民地。最终，我们将会看到，殖民者在美洲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使得棉花的大规模单一种植成为可能。

棉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发生在5年后的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地驶入卡利卡特港，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海上航线。现在，欧洲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印度织工——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产品，而不再依赖大量的中间商；此前，这些中间商先用船只将印度布匹运过印度洋，再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最后用船将印度布匹卖到欧洲的各大港口。1498年，达·伽马从当地的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与当地人开展贸易的许可，欧洲人开始建立了与印度次大陆的正式贸易关系。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建立一系列贸易据点，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果阿。16世纪末，荷兰和英国开始挑战葡萄牙在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他们特许设立了一些合股公司，以期在获利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在一系列英荷战争后，英国人最终与荷兰人就在亚洲分割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达成妥协，而印度纺织品贸易主要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起初，在南亚的扩张是欧洲商人和政治家介入全球棉花产业网络最重要的事件。由此，欧洲人开始在印度纺织品跨洋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葡萄牙人是先锋，他们将大量的印度布料贩卖到欧洲。他们还试图巩固其在古吉拉特与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之间贸易的主导地位——起初，葡萄牙人强力限制古吉拉特商人与传统市场的联系，这一努力成败参半；到16世纪后半期他们则通过管制贸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他欧洲商人随后加入：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建立，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建立，1616年丹麦东印度公司（Dansk Ostindisk Kompagni）建立。到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他们强力管制古吉拉特纺织品贸易，收缴古吉拉特船只，以限制当地商人与阿拉伯市场乃至东南亚市场的联系。在过去，东南亚市场是由以马德拉斯为中心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南部的工厂供应的。 法国是欧洲大国中最后一个与东方开展贸易的国家。1664年，法国贸易商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Française），第一次把法国人称之为“印度货”的彩色印花棉布引入法国。这些公司都试图在某一地区获得垄断权，但因为它们之间彼此竞争，还要面对一些与之竞争的独立商人，它们的计划从未完全成功。

这些欧洲公司的共同点是，它们从印度购买棉纺织品，在东南亚交换香料，同时也把纺织品带回欧洲，在那里，棉花可以在国内消费，也可以运往非洲购买奴隶送到新世界刚刚开始扎根的种植园中去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棉纺织品涉及一个跨越三大洲的贸易系统；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意义重大的旅行的结果是互相补充的。欧洲的消费者和非洲的贸易商渴求着这些美丽的轧光印花布、细平布和纯色棉布，也喜欢那些由南亚的家庭和工匠纺织的更简单实用的普通棉布。

因此，棉纺织品在欧洲人扩张进入亚洲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早在17世纪初，欧洲的贸易商和商人就在孟加拉的达卡港的贸易中扮演重要地位了，达卡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是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棉纺织品的来源了。至早在162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估计就已经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去。40年后，这个数字涨了五倍。事实上，棉纺织品成了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贸易货物；到1766年，棉纺织品占公司全部出口货物的75%。根据不喜欢进口商品的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说法，棉纺织品“悄悄潜入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衣橱和寝室中，化为我们的窗帘、坐垫、椅子，最终连床铺本身都是纯色棉布或某种印度货”。

全副武装的欧洲商人成功地参与到了印度棉纺织品的跨洋贸易中。然而，在印度国内，欧洲人的实力有限。基本上，欧洲商人的力量仅及港口城市的郊区，或者只限于这些士兵商人沿着海岸建造的据点的围墙内。为了确保能获得数额巨大的印度纺织品以供出口，欧洲商人依靠当地的贸易商——巴尼亚人（ banias ） 。巴尼亚人保证了欧洲商人与内陆种植、纺纱、织造这些越来越珍贵的商品的农民和织工的重要联系。欧洲人沿着印度海岸，在马德拉斯、苏拉特、达卡、卡西姆巴扎尔、卡利卡特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仓库——又被称为库房（factories）。在这些库房里欧洲商人的代理人们向巴尼亚人订购棉布，然后收取待装船的货物。数百卷皮封簿册记录了每一笔交易，许多簿册留存至今。

达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库房详细记录了1676年的棉布买卖的机制，证明了东印度公司对当地贸易商的依赖。在距离贸易船抵达的8至10个月之前，英国商人与巴尼亚人签订棉布供应的分包协定，明确规定棉纺织品的质量、式样、价格和交货日期。非洲和欧洲的消费者需要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商品。巴尼亚人随后向各种中间商预付定金，继而中间商在村庄之间辗转，与个体织工签订协议并为成品布料预付定金。 最终，织物又按照相同的链条回到英国在达卡的库房，商人在那里对其划分等级并准备装运。

在这个生产系统中，织工自己控制工作的节奏和工作的组织，拥有自己的工具，就跟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甚至还保留把产品卖给他们愿意卖给的人的权利。随着欧洲需求的增长，织工能够增加产量并提高价格，这显然对他们有利。实际上，到达古吉拉特巴鲁奇镇的欧洲贸易商，如同在奥里萨邦和达卡一样，为当地区域性的棉花产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尽管织工依然贫穷，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欧洲人对其布料的竞争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本地巴尼亚人甚至还有印度统治者也都获得了好处——统治者迅速地建立起了针对棉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赋税制度。 尽管欧洲商人在印度的势力相当大，但还不足以左右一切：英国商人抱怨这一机制常常被打乱，“在达卡，阿拉伯商人和莫卧儿商人每年都运走大批量的棉纺织品，沿着陆路运到远至土耳其人领域的地方”。此外，来自织工和当地巴尼亚人的“竞争、麻烦及指控”也都经常打乱这一机制。

依靠着当地贸易商和本地资本，“库房”这一机制延续了将近两个世纪。晚至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从孟买的两个商人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Pestonjee Jemsatjee）和索拉布杰·杰万吉（Sorabje Jevangee）那里购买价值超过100万卢比的棉布成品。而苏拉特的巴尼亚人达达波·蒙纳克吉（Dadabo Monackjee）与孟买城市北部的织工订立协议，为英国人供货。实际上，起初，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的贸易商仅仅是这个古老而活跃市场的最新到达者，和成百上千来自整个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商一起竞争。在达卡，直到18世纪，欧洲贸易商的棉布交易量也只占所有棉布贸易的三分之一。而且欧洲在印度的贸易能力仍然仰仗南亚的银行家和商人，依赖后者为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提供资金。

但是，欧洲武装商人介入亚洲贸易，逐渐将那些古老的传统贸易网络边缘化，用武力将那些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许多跨大陆贸易的市场中排挤出去。1670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仍然记录到中东商人“转运的纯色棉布是英国和荷兰人的五倍”，但是，随着更大、更快和更可靠船只的运用，特别是更具破坏力的火药武器的使用，“印度－黎凡特作为世界交易主要通道的古老模式发生了彻底的结构性转变”，一位历史学家总结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最大的失败者。”与东非进行贸易的古吉拉特商人也开始面临欧洲人的竞争。随着欧洲商人在印度变得越来越常见，他们也在东非市场站稳了脚跟。因此，欧洲人在印度洋两岸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随着18世纪苏拉特的衰落和英国人统治下的孟买的崛起，印度西部的商人更加依赖英国人的力量。

欧洲商人以及他们支持的印度土邦的影响日增，这最终反过来又对欧洲本身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更多的印度棉布达到欧洲，新的市场和时尚应运而生。精美的轧光印花布和细平布吸引了欧洲正在崛起的社会阶层，他们有足够的钱，并希望通过穿着这些棉纺织品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随着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更为流行，替代这些进口产品的愿望成了推动英国的棉花生产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最终引起了棉织产业革命性的变化。

此外，欧洲商人对亚洲贸易的支配与在美洲的扩张同步进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列强在美洲强占了大量的土地，同时，他们还劫掠了这片大陆上可搬走的财富：黄金和白银。事实上，他们最初就是靠着这些偷来的贵金属在印度购买棉纺织品的。

然而，美洲的欧洲殖民者没有掠夺到足够的金银，于是他们发明了一条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热带和亚热带作物，特别是甘蔗，不过也有水稻、烟草和靛蓝。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欧洲人运输非洲人到美洲去，起初是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欧洲商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建立了一系列驻防贸易站，例如今天塞内加尔的戈雷、加纳的埃尔米纳、贝宁的维达。欧洲商人付钱给非洲统治者去捕获劳动力，以印度织工的产品去交换。1500年后的三个世纪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起初，大部分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贸易商贩卖的，17世纪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其他的贸易商也加入其中。仅仅在18世纪，他们就从非洲贩运了超过500万人，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大陆的中西部的贝宁湾、黄金海岸和比夫拉湾。 加勒比群岛和南北美洲海岸几乎每天都有贩运过来的奴隶抵达。

由于非洲的统治者和商人也经常要求用棉布换取奴隶，奴隶贸易增加了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虽然人们常常以为奴隶贸易仅仅是用枪支和便宜货来换取奴隶，但更经常地用来换取奴隶的是一种更为普通的商品：棉纺织品。一项关于英国商人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自1772年至1780年从黄金海岸换来2218名奴隶的1308项交易的研究显示，纺织品占所有交易物品价值的一半以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葡萄牙人从罗安达贩卖人口时也有类似的情况：纺织品占进口商品总额的近60%。

非洲消费者以其挑剔和多变的口味而著称，这让欧洲商人大为惊愕。实际上，一位欧洲旅行家注意到，非洲的消费品位“最为多样、最为变化无常”，“很少有两个村庄有相同的消费品位”。1731年从法国港口出发的奴隶船“勤奋号”装载着精心分类的各式各样的印度织物，以迎合几内亚海岸不同地区的需求。以相同的方式，理查德·迈尔斯向英国供货商提出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在黄金海岸需要的是哪些颜色和类型的纺织品，甚至去找哪些具体的制造商。迈尔斯在一封1779年寄往英国的信中写道，“克肖先生的［货物］与［尼普的］没法比，至少他的这些货，这里的黑人贸易商根本看不上眼，而他们才是要取悦的人。”

欧洲人的棉纺织品贸易把亚洲、非洲和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此前四千年的棉花史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跨越全球的网络。此前也不曾有人用印度织工的产品在非洲购买奴隶，然后把奴隶贩运到美洲的种植园去，生产供欧洲消费者享用的农产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体系，清晰地表明了资本和国家力量联合在一起所拥有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其中最激进的不是那些具体的贸易行为，而是它们所嵌入的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依存：欧洲人创造了一个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模式。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扩张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主要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靠武力屈服竞争者，以及欧洲商人在世界很多区域的强制性存在。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权力平衡方式相对不同，这一主题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变奏。在亚洲和非洲，欧洲人建立了一系列沿海飞地，主导了跨洋贸易，但初期欧洲人没有卷入种植和生产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洲，当地的原住民被剥夺财产、驱逐或杀害。欧洲人通过从事大规模种植园农业，改造了世界的面貌。当欧洲人涉足生产领域后，他们将其经济命运与奴隶制捆绑在一起。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这些要素往往还伴随着这个新世界的另一个特征：国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险活动，但对遥远土地上的地区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权。相反，私人资本家常常以特许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对土地和人民主张主权，并且与当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全副武装四处劫掠的资本家成为欧洲人主宰的新世界的标志，他们的坚船利炮、士兵商人、武装私人民兵以及殖民者到处掠夺土地和劳动力，赶走竞争者。私有化武力是他们的核心能力之一。虽然欧洲国家设想、鼓励并促使建立一系列地域广大的殖民帝国，但国家自身的实力尚弱且势单力薄，这就给予私人以空间和余地来创造新的贸易和生产模式。这一时期的特征是财产权不受保障，只有一波一波的劳力和土地的掠夺浪潮，这恰恰见证了资本主义非自由的起源。

这一新体系的核心就是奴隶制。欧洲人将数百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这使得他们迫切地需要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从而加强了欧洲与印度的联系。这一贸易还使得欧洲商人在非洲更积极地扩张。这一贸易也使得在美洲获得的大片领土具有经济价值成为可能，从而使欧洲克服了自己的资源局限。尽管这一多面的系统表现出多样性，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是它与此前的世界如此不同，也与19世纪出现的世界不同，因此，这一体系应当有它自己的名字：“战争资本主义”。

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的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与之相反，“外”则受到帝国支配，丧失大量土地，其原住民遭到屠戮，资源遭到掠夺，人民遭到奴役，而且大量土地被私人资本家占据，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没有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些帝国属地中，“内”的法则并不适用。在这里，领主超越了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些私人行动者通过大胆的暴力强制行为重塑了市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些领土“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但它们是通过一个社会白板（social tabula rasa）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讽刺的是，这个社会白板为战争资本主义“内”部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战争资本主义”具备前所未有的变革潜力。战争资本主义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世界的基础，它引发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促成了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深远的转变：多中心的世界逐渐变为单一中心的世界。很久以来横跨多个大陆、贯穿众多网络的力量逐渐通过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所支配的单一节点，越来越集中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棉花处于中心地位，而棉花生产和分配的形形色色的诸多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地位，沦为这个新的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帝国的一部分。

就欧洲自身而言，全球性的经济空间重组对整个大陆都产生了影响。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大西洋”列强取代了威尼斯及其意大利北部腹地等昔日的经济强国。随着大西洋贸易取代了地中海贸易，加之新世界成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地，与大西洋有联系的城市在棉纺织品生产中的重要性也上升了。事实上，早在16世纪，欧洲棉花生产的扩大就依靠它与整个大西洋世界快速扩张的市场——从非洲的棉布市场到美洲新兴的原棉市场——的联系。在布鲁日（自1513年）和莱顿（自1574年）等佛兰德斯城市中，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而安特卫普开始在原棉贸易和海外扩张中获得巨大的新市场。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制造商在16世纪末也开始投资棉纺织业。

在这诸多震撼世界的地缘变迁中，从长远看来，最重要的是棉纺织业进入英国。早在1600年，佛兰德斯宗教难民就开始在英国的市镇中纺织棉布。关于棉花产业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601年：“当时一位名叫乔治·阿尔努（George Arnould）的博尔顿粗斜纹布纺织工出现在地方法庭的记录中。”棉花产业逐渐成长，到1620年，英国棉产品制造商已经向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以及德意志地区出口商品。棉纺织业尤其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夏郡繁荣起来，这里没有行会制度的控制，而且靠近重要的奴隶贩卖港口利物浦，这对同时为非洲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提供产品的生产者至关重要。

缓慢出现的英国棉纺织业从此前生产亚麻和羊毛制品的历史吸收了经验。和在欧洲大陆一样，棉纺织品起初是在农村生产的。商人，其中许多是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将原棉预付给农民，农民再利用家庭劳动季节性地从事纺纱和织布工作，完成工作后把成品归还给商人，由商人卖出产品。随着棉布需求的爆炸式的增长，纺纱和织布对小农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其中一些农民最终放弃了传统的作物，转而完全依靠棉纺生产谋生。一些组织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商人转变为大型实业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他们开始给更多的纺纱工和织工提供更多的资金，扩大了生产，鼓励“延伸”式生产——从地理上延伸到更大区域的农村地区。这是典型的外包制，与亚洲几个世纪前进行的或英国毛纺织业的制度非常类似。农村更加工业化，农村的居民越来越依靠为远方的商人从事外包工作。

与印度纺纱工和织工不同，正在成长的英国棉纺织工人没有独立获得原料的渠道，也没有独立进入市场的方式。他们完全依附于商人——事实上，与印度同行相比，他们拥有更少的独立性和议价能力。 因此，英国的外包商比印度的巴尼亚人有更大的权力。英国棉花从业者是正在崛起的全球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海军逐渐控制了世界的各大洋，他们在美洲和亚洲——印度是其中最重要的——迅速攫取土地，他们的奴隶主创造了一个种植园体系，这个体系在各种意义上都依赖数千英里之外的遥远的兰开夏郡内地以及孟加拉平原上的纺纱工和织工的生产能力。

尽管有这些开端，它们的重要性也只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才得以彰显。在整个17和18世纪，欧洲的棉纺织工业并不特别突出。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棉纺织业几乎停滞不前”。即使在1697年之后，棉纺织业的发展仍然缓慢，例如，纺织业用了67年才将加工成棉纱棉布的原棉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387万磅。这是当时一整年的棉花消费量。相比之下，到1858年，美国平均一天的棉花出口额就达到这个数量。法国的情况也类似，而英法之外的欧洲，棉花需求量甚至更少。

欧洲棉纺织业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之一是获得原材料较为困难。由于棉花不在欧洲本地生长，产业所必需的原料不得不从遥远的地方运来。新机器的发明在1780年使得棉纺织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此之前，17和18世纪的欧洲制造商对原棉的需求不大，而且主要是通过现有的多样化的渠道来满足的，在这些渠道中，棉花只是诸多贸易商品的一类。1753年，有26艘从牙买加出发抵达利物浦的船载有棉花，其中24艘船运载的棉花不足50包。 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商人、港口或地区专门从事棉花出口。

我们已经看到，自12世纪以来，欧洲棉花进口最重要的来源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西安纳托利亚和马其顿地区。在整个17世纪，来自伊兹密尔和塞萨洛尼基的棉花继续支配当地市场，和丝绸和马海毛纱等其他东方货物一起来到伦敦和马赛。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在18世纪缓慢扩张，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棉花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到了1700年至1745年之间英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马赛的进口量也类似。

世界其他地区的棉花也少量地进入了欧洲。例如，在17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了伦敦。类似地，在18世纪20年代，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公告说：“1723年9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在位于利德贺街上的仓库里，以蜡烛拍卖的方式……销售来自冈比亚的棉花。”一年后，他们又发布公告说销售“来自维达（Whyday） ……成桶的优质丝棉”，此后的一年则是“成包的几内亚棉”。但是，与象牙这样更重要的商品比起来，棉花如此小的销售量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棉花有了一个新的来源：西印度群岛。尽管与甘蔗相比，棉花在这些岛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一些规模较小的农场主不像制糖大亨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于是开始种植这种被称为“白色黄金”的农作物。直到1760年，法属诸岛上棉花（被称作“小白作物”［ petits blancs ］）产量一直相当稳定。然而对英国和法国的棉纺织业来说，即使这一小部分西印度棉花也已经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生产模式指向了未来。

1770年之前，欧洲商人已经通过完善的贸易网络从不同地区里获取了这种珍贵的作物。除西印度群岛之外，欧洲商人的影响力还没有超出各个港口城市；他们既无力影响内地棉花的种植，也没有意愿去预付资金扩大棉花种植。棉花流向欧洲商人，是因为他们愿意支付那里的价格，但他们对棉花是如何种植的毫无影响力。此时，在这个全球的原棉关系网络中，当地的种植者和本地的商人仍然是影响力巨大的角色。特别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专门从事出口棉花生产，也没有专门为欧洲北部的市场出口棉花。

随着小部分原棉进入欧洲，以满足不断扩张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微不足道的欧洲棉花产业，欧洲、非洲以及美洲奴隶种植园对棉布的需求却增长了。但是欧洲的产量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的贸易商，以同样狂热的精力，试图以更有利的条件，从印度进口更多的棉纺织品。1614年，英国商人出口了12,500件未裁剪的棉布，而到1699年至1701年，数量飙升到每年877,789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英国出口的棉布数量增加到了七十倍。

为了以有利的价格获得大批量印度棉布，欧洲各个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开始更积极地卷入印度棉布生产过程。几十年来，这些获得特许的欧洲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一直在抱怨说，印度织工有能力将商品卖给竞争对手公司、竞争的印度巴尼亚人、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商，甚至是独立于这些公司之外的欧洲私人商人，以制造竞争，抬高价格。如果欧洲人能强迫这些织工仅仅单独为他们的公司工作，就有增加利益的可能性。垄断市场成了压低织工收入和推高特定商品售价的方法。

欧洲商人能够以满意的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品质与数量的棉布，这是因为他们受益于欧洲国家对越来越广的印度领土的政治控制。他们不再仅仅是贸易者，而是逐渐地变成了统治者。例如，在18世纪30年代，达卡的厂房驻守着一批保护公司利益的军事武装人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本是一伙商人，1765年却成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把他们的控制扩张到了南亚的其他地区。到18世纪末，领土扩张的梦想进一步增强了；由于英国商人越来越多地投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原棉贸易，他们希望将印度西部的产棉地区整合进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中。国家特许的公司对遥远土地提出的私人政治权力主张，是对经济权力这一概念革命性的重新定义。国家与私人企业主共享对土地和民众的主权。

这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新结合，以及其他因素，使得欧洲商人能够更进一步控制纺织品生产，特别是通过加强对织工的控制。 早在17世纪，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那些本来颇有影响力的担当印度织工和欧洲出口商之间中间人的印度商人，逐步为一些受到欧洲公司更紧密的控制的代理人所替代。继孟加拉之后，苏拉特也于1765年落入公司的控制。1795年，总督属下的贸易局抱怨道：

迄今为止，这一系统实际上让一个与生产者或织工没有直接联系的承包商出面，他通过分包的形式与大量在财富和诚信方面都有限的当地商人建立协议。当地商人虽然负有责任，但是他们没有承担爽约赔偿的能力。事实上，货物也从来没有交到承包商手里。因此目前现有的困难无法被根除，除非完全废除这一制度，或者对其进行重大变革。

移除印度中间商，可以让外国商人更好地控制生产，并且让后者有能力获得更大数量的商品。最终，东印度公司尝试绕过那些长期以来帮他们联系织工的印度巴尼亚人，而把这一职责交给了那些直接受雇于公司的印度“代理人”。伦敦的贸易委员会详细地指示总督如何重建棉布的采购体系，以期“为公司恢复真正的商业知识”，从而通过执行“代理人系统的总体的基本原则”，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棉布。现在，公司通过其印度代理人直接预付定金给织工，这是此前英国人没有做到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领土的控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威。虽然织工此前就依赖信贷，但是由于欧洲人新近加入这些信贷网络，以及欧洲商人垄断印度某些区域的经济控制权，这些印度织工现在更加依赖公司了。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公司已经派遣其代理人深入达卡附近农村的一些制造中心，这些代理人日益详细地规定生产条件，因此成功地降低了价格。18世纪90年代，东印度公司甚至鼓励织工搬迁到孟买进行生产活动——目的是可以更好地监督织工，“以免遭特拉凡哥尔王公（Rajah of Travancore）臣仆的勒索”。

英国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意味着织工逐步丧失了定价权。根据历史学家辛那帕·阿拉沙拉南（Sinnappah Arasaratnam）的说法：“他们不再能为自己选择的主顾生产，他们不得不接受棉纱作为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制作过程还受到住在村子里的公司代表的严苛监督。”此时，织工经常被迫去找指定的商人领取预付金。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织工成为受薪工人，这一做法和同时代的商人在英国农村所做的一样。

为进一步实现目标，公司直接地对织工使用强制力量。公司雇用了大量的印度人以监督并贯彻新的规章制度，事实上是将棉布市场官僚化了。大量的新法规使得织工在法理上束缚于公司，使得他们不能向开放市场销售棉布。公司的代理人则在织机旁督查棉布生产，努力确保这些棉布按约定卖给其公司。新的税务体系还会惩罚那些为别人生产的织工。

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其中包括身体上的惩罚。如果一个公司的代理人投诉某位织工非法地在为私商工作，“那么公司代理人（Gumashta）会将他及其儿子抓起来，严厉地鞭笞，并把他的脸涂成黑白色，反绑他的手，并在士兵（sepoy，指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士兵）的押送下在村里游街，同时喊着‘任何织工被发现为私商工作就会受到类似的惩处’”。这样的措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印度织工的收入下降。17世纪末，织工所得最高能达到棉价的三分之一。根据历史学家奥姆·普拉卡什（Om Prakash）的研究，到18世纪末，织工所得的比例已经降到了大约6%。由于收入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一首沙利亚织工的摇篮曲诉说渴望回到一个神秘的过去，那时织布机上藏着银板。1795年，连公司本身也注意到了“织工空前的死亡率”。

毫不奇怪，织工抵制欧洲资本对生产过程的强制侵蚀。其中的一些人打点行囊，从欧洲人控制的地区搬走。还有一些则偷偷地为竞争对手工作，但是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格。有时，一些织工会集体找到东印度公司，控诉公司对自由贸易的干涉。

这样的抵制活动有时削弱了欧洲资本家的力量。因此，尽管东印度公司希望消除印度中间商，但是他们理解，“没有次级承包商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些人在从事纺织的村落的深厚社会网络不可能完全被公司代理人取代。欧洲的独立商人出于利益也经常与公司作对，如向织工出高价购买棉布，因此让织工有动机去违反公司的政策。

尽管存在这样的局限，但是这些强硬政策成功地为欧洲商人的店铺提供了更多数量的棉布。1727年，欧洲从印度进口了总计大约30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每年8000万码左右。特别是英国商人，还有法国商人，控制了数量庞大的棉纺织品的采购和出口：1776年，仅在达卡地区一地就有8万名纺纱工和2.5万名织工，1795年，东印度公司统计，仅苏拉特的织机就超过1.5万台。而且还有压力要求获得更多的棉纺织品。一封由英国伦敦东印度公司办公室于1765年写给驻孟买办公室的信件，反映了七年战争之后的和平所带来的机遇，并完美地总结了全球经济革命性重构的核心：

自从实现和平以来，到非洲海岸的奴隶贸易大大地增长了，而对适合非洲市场的商品的需求也非常大。只要在我们的力所能及范围内，我们非常渴望在推动贸易一事上有所贡献，而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的福祉也非常依赖贸易，因此，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们期望，并且明确地指示你们尽最大可能地去配合，不仅要提供上面所提到的投资清单中所定下的一般货物（亦即棉布），而且尤其要提供标记了 A 的更加迫切需要的货物。

正如这封信所清楚表述的，来自印度的棉布、来自非洲的奴隶以及来自加勒比地区的糖在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中在全球穿梭移动。美洲的大量奴隶需求创造了要求获得更多印度棉布的压力。毫不奇怪，东印度公司的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1793年总结道，孟加拉“数量惊人的巨额财富……流入英国”。

欧洲商人对印度棉纺织生产控制的日益增强，似乎对当时欧洲自己并不特别重要也并不特别活跃的处于起步阶段的棉花产业造成了威胁。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国家制造商如何与印度棉布竞争？印度布料不仅质量更好且更便宜。然而，即使印度出口了更多的棉布，但是看起来欧洲的棉花产业仍然在扩张。讽刺的是，正是从印度进口的棉布帮助了欧洲棉花产业，因为欧洲人持续不断地从亚洲引进了相关的技术，进口的棉布又开拓出许多新的市场。而且，从长期看，从印度的进口事实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优先考虑。我们将会看到，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崛起为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一批频繁发声的资本家；国家和个体都认为——即便是难以实现——以国内生产的棉布取代从印度进口的棉布是优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保护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一次验证了国家对“大分流”的巨大意义。到17世纪末，由于棉纺织品进口和国内棉花产业都在扩张，欧洲的毛纺织和亚麻制造商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他们免于新崛起的棉产品制造商以及来自印度的棉布的竞争。纺织业是欧洲最重要的制造业：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混乱似乎威胁了纺织业的利益，并危害了社会稳定。

早在1621年，即东印度公司创立仅20多年后，伦敦的羊毛商人就对持续增长的棉布进口表示抗议。两年后，即1623年，议会就对印度棉纺织品进口问题进行辩论，并称其“有损国家利益”。实际上，反对棉纺织品进口的声浪一直是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坛的常见主题。1678年，一本名为《古老的行业衰落，又得以重建》（ The Ancient Trades Decayed, Repaired Again ）的小册子警告人们说，羊毛业的“最大障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穿着许多外国的商品，却不穿我们自己生产的”。1708年，《笛福评论》（ Defoe’s Review ）刊登了一篇犀利的评论，考察了“我国制造业衰败的真正原因”，将其归咎于东印度公司进口越来越多的“轧光印花布和印花纯色布”。其结果是“不仅从普通百姓嘴边抢走面包，东印度贸易还夺走了所有人的工作机会”。通常是羊毛和亚麻制造商反对印度棉布进口，但有时棉产品制造商也参与其中：1779年，出于东印度公司会毁掉他们的行业的担心，印花布从业者给财政部写信抱怨道：“如果不禁止东印度公司扩张他们在东印度的印花布生产，那么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离开这一行业。”

这些反对促成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1685年，英国对“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亚麻及所有印度制造的丝绸制品”征收10%的税。169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1701年，议会规定进口印花棉布为非法行为，只能进口白棉布到英国来进一步加工，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棉布印染业的发展。一项1721年的法令甚至禁止人们穿着用来自印度的白布染成的印花棉布的衣服。最终，售卖印度棉布完全成为非法行为：1772年，伦敦的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iner）将公寓租给一名叫布莱尔（W. Blair）的人，此人“将非法物资带入其住宅”，非法物资即印度细平布。后者因此入狱。1774年，议会又颁布法令要求在英国销售的棉布必须完全在英国纺织而成。只有那些预备再出口的东印度棉布才被允许进入英国。那些不在禁令范围内的印度棉纺织品，诸如纯色细平布和轧光印花布，则被征收很高的关税。最终，这些保护措施并没有帮助到羊毛和亚麻制造业，反而刺激了国内的棉花生产。

与英国类似，法国极力将印度棉纺织品进口定为非法行为。1686年，在丝绸和毛纺业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法国宣布制造、使用和销售棉纺织品为非法行为。在此后的70余年里，法国至少颁布了两项王室敕令和80项枢密院的裁决，试图压制棉纺织品的进口和生产。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包括监禁，而且从1726年开始甚至会对违规者施以死刑。1755年，法国又宣布进口印度印花织物为非法行为；1785年国王再次确认了这一禁令，以保护“国家产业”。两万名警卫负责推行这些法令，发配了多达5万名违法者到法国桨帆船上去服苦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供几内亚的印度棉纺织品清楚地没有列入长长的取缔清单中，因为这些棉纺织品专用于奴隶贸易。毕竟，只有用印度棉布才能换来奴隶。

其他欧洲国家也跟进。1700年，威尼斯禁止进口印度棉纺织品，佛兰德斯也是如此。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国王发布敕令，宣布穿着印花或染色的细平布及棉纺织品为非法。1717年，西班牙宣布进口印度纺织品为非法。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ulhamid I）统治时期禁止穿着某些印度服装。

这些政策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羊毛、亚麻和丝绸等织品的生产者，最后演化为鼓励国内棉纺织品生产的明确计划。1807年，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沙勿略·勒古·德·弗莱（François-Xavier Legoux de Flaix）评论说，“各工业国为了促进国内生产而相继颁布的对印花制品的禁令”让那些无法与印度织工进行自由竞争的欧洲制造商意识到棉花市场很有前景。国内和出口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极具弹性。而且，就如同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印度生产者进入欧洲纺织品市场，欧洲国家和商人逐渐主导了全球网络，依靠这一网络他们可以占据世界其他地方的棉织物市场。事实上，这些市场为从印度获得的棉布和国内生产者生产的棉布提供了销路。因此，欧洲人可以在印度增加棉花采购量的同时保护其国内缺乏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这一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战争资本主义使得欧洲人在主导了全球棉花网络的同时，建造了新型的更强大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持续的战争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拥抱了国内的产业。

帝国扩张以及欧洲人日益在全球棉花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进一步促使亚洲知识向欧洲转移。欧洲制造商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取得这些技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与印度制造商竞争。事实上，欧洲开始制造棉产品，是建立在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工业间谍活动上的。

印度织物在欧洲和非洲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精美的图案和亮丽的色彩。为了与质量绝佳的印度棉布竞争，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欧洲制造商搜集和分享了关于印度生产技术的知识。例如，法国棉产品制造商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近距离观察印度的纺织方式，去模仿印度的各项技术。1678年，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乔治斯·罗克斯（Georges Roques）根据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观察，撰写了一份关于印度人雕版印花技术的报告，这份报告很快就被证明非常有价值。40年后的1718年，特宾神父（Le Père Turpin）也这么做了。1731年，一名法国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少尉乔治·德·博利厄（Georges de Beaulieu）抵达本地治里，去调查印度工匠制作细平布的方法。在种种这些努力之下，1743年，法国棉产品制造商几乎能仿制一切棉纺织品，但品质最好的除外。尽管欧洲人迅速剽窃印度的技术，但是直到18世纪末，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棉布依然首屈一指。勒古·德·弗莱由衷地钦佩印度棉纱和棉布的质量（“其完美程度远超于我们欧洲所熟悉的”），1807年，他再度在一份纪要中详细报告了印度纺织技术，以期望法国工匠可以复制这些技术：在诸多建议中，他建议“法国所有的织梭都应当按照孟加拉使用的模式制作，这样，我们才能在细平布的织造中达到与印度人一样的水准”。

其他欧洲制造商也纷纷跟进。18世纪末，丹麦旅行家进入印度以理解和取得印度人的技术。在整个17和18世纪，英国棉布印花商一直在搜集，并运用印度棉布印刷专业知识复制印度图案。《班加罗尔纺织品加工及当地人丝、棉染色流程记录》（ Account of the Manufactures carried on at Bangalore, and the Processes employed by the Natives in Dyeing Silk and Cotton ）或者类似性质的《给棉纱或布料快速染上牢固的土耳其红，又称亚德里安堡红的真正的东方流程》（ The Genuine Oriental Process for giving to Cotton Yarn, or Stuffs, the fast or ingrained Colour, known by the Name of Turkey or Adrianople-Red ）这类出版物，见证了欧洲人对这种技术转移一直都很感兴趣。和几个世纪前纺车和卧式脚踏织布机的情形一样，从16到18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随着欧洲主导世界棉花网络进程的加快，欧洲人吸收印度技术的步伐也加快了。

在外贸和国内市场中用国产棉布代替印度棉布，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1780年，格拉斯哥棉花商人强烈要求政府帮助他们打开出口市场，理由是存在“国内消费无法消化的剩余产品：因此拓展更大规模的海外销售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不让机器闲置（否则必然会被丢弃），并维持受到训练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的生计”。 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扩张使得欧洲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熟悉全球棉花市场。到了1770年，很显然欧洲的棉纺织品市场已经非常巨大了，但非洲、美洲，当然还有亚洲的市场更大，任何人如果能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来生产棉布以满足这些市场，可谓前景无限。而对于这些市场的弹性以及获利性的了解取决于商人从世界远距离棉花贸易网络中所获的经验。

事实上，出口市场最终成了欧洲棉纺织制造业者的中心，这些市场最早是通过出口印度纺织品占领的。一封伦敦商务部致孟买商务部的信写道：“就我们的投资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定期卖出数量可观的苏拉特货物，以供应非洲贸易。”由于法国规定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西非人成为法国从本地治里贩运的棉布的主要买家。18世纪末，正如勒古·德·弗莱所观察到的：“正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奴隶贸易催生了与印度的商业关系……但一旦安的列斯群岛的殖民地停止奴隶买卖，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棉花商品的数量将越来越少。”

英国制造业者和商人很早就非常依赖本国棉布和印度棉布向非洲市场的出口。1750年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更加明显。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伊尼克里（Josef E. Inikori）所说，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布占生产总量三分之一。18世纪末，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二。非洲和美洲是最重要的市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出口棉布的94%进入了非洲和美洲市场。市场的规模之大意味着在那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获得大笔财富。1776年，亚当·斯密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

非洲人喜爱棉布，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棉花产业，也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到印度棉纺织品。起初，欧洲的奴隶商人竭尽所能地按非洲现有的需求类型来提供货物，特别是靛蓝色和白色棉布。1730年左右，东印度公司指出，印度棉布的短缺使得英国人“开始在英国仿制印度棉布”。欧洲贸易商甚至用印度布的名字来出口这些棉布，因为非洲人更喜欢“印度制造”的棉布。在给贸易局的一份备忘录中，伊莱亚斯·巴恩斯（Elias Barnes）希望英国织工能够成功地仿制印度棉布。他认为这种棉布的潜在市场很大：“不仅我们领土内能消费这种棉布，而且全世界也会成为我们的消费者。”最晚到1791年，东印度公司的商务部还在要求孟买定期向英国输送棉布，“尤其是满足非洲贸易的需要”。

帝国扩张、奴隶制、土地掠夺——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国内依然很小且技术落伍的棉纺织业奠定了基础。战争资本主义为棉纺织业提供了活跃的市场，还提供了获得技术以及重要原材料的渠道。战争资本主义也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引擎。利物浦等商业城市主要靠奴隶制而繁荣，后来又成为新兴棉花产业的重要资本来源，利物浦棉花商人可以为制造业者提供更多的货款，让他们来加工棉布。相应地，那些售卖英国生产的棉纱和棉布的伦敦商人则为兰开夏郡的制造业者提供贷款。事实上，随着利润从贸易转到生产制造领域，他们提供了十分重要且非常大量的运营资本，形成了“资金从商业向内的流动”。此外，当商人从远距离贸易中获得了财富后，因为政府越来越依赖从他们身上抽取的税收，他们也可以向政府诉求保护。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战争资本主义还滋养了新兴的次级经济部门，如保险、金融和航运等，这些产业将会在英国纺织业的出现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滋养了诸如政府信贷、货币、国防这样的公共机构。这些机构源自战争资本主义的世界，“因为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实践”从出口贸易领域引入到国内经济领域。

欧洲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的鼎力协助下，以独特的方式挤进了全球棉花生产网络——种植者和纺纱工之间、纺纱工和织工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网络。在棉花生产的新技术发明很久之前，他们事实上就已经重组了全球棉花产业和全球棉花网络。这些网络由私人资本和越来越充满活力的国家所共同主宰。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武装贸易、工业间谍、禁令、限制性贸易条例，它们还掌控领土、捕获劳动力、驱逐原住民。同时，国家通过以自己的力量创造新领地，交给远方的资本家掌控，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经济秩序。

在商人、制造业者和政府官员的大量努力下，到18世纪，欧洲已经在全球棉花网络中占据了一个全新的位置。虽然世界的绝大部分棉花生产还集中在亚洲，而且非洲和美洲的棉花工业依然生机勃勃，但现在欧洲人在跨洋贸易中开始占据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在新世界，他们建立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产品生产制度，这一制度最终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成为棉花种植者，尽管欧洲土地上种植的棉花很少。强大的欧洲国家在建立窃取外国技术的制度的同时，还设立了一系列阻止外国纺织品进口的障碍。通过调度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过程，欧洲获得了相当吊诡的能力，即在全世界引导印度织物贸易的同时，越来越将亚洲织物挡在欧洲之外，并在非洲和其他远离欧洲海岸之外的地方用这些织物去交换货物。一个全球化的纺织工业出现了，欧洲人第一次掌控广大的全球范围的棉产品需求。

欧洲政治家和资本家与他们的同行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掌控全球网络的能力。非洲、亚洲和美洲的贸易是以互利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交换网络，而欧洲人建立了跨大陆的生产体系，使欧洲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爆炸式发展。在早期的全球互动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全球贸易本身（因为对所有经济体影响有限），而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重塑商品生产过程的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所造成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中国或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能力甚至谈不上接近这种全球主导地位，更别说重塑世界遥远角落人们如何生产产品的能力了。然而，从16世纪开始，全副武装的欧洲资本家和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重新组织了世界棉纺织业。正是对战争资本主义的这种早期接受，才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工业革命最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整合，并持续地塑造和重塑我们今天的世界。

一个松散、多中心、水平式的旧棉花世界急剧地转变为一个整合、集中、等级森严的棉花帝国。就在18世纪中叶，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欧洲，尤其是英国不太可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纺织中心。事实上，即使在1860年，伦敦统计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会员詹姆斯·曼（James A. Mann）还记得：

在不远的过去，我们自己的条件还不能与新世界和印度的居民相比；尽管有着气候带来的各种好处，我们的道德状况无疑不如他们；美洲在其发现时的织造艺术和印度的织造技艺远超我们的羊毛制造业；及至今日，借助我们所有的工具，我们也不能超越东方细平布的精致，抑或海地、巴西和加勒比织物的牢固和大方。当我们的人民还处在太初的黑暗之中时，我们东边和西边的人们都沐浴在光明之下。

印度……我们贸易观念的间接来源地。印度的制造品和中国的制造品一起，激起了我们的先辈对那个时代的奢侈品的渴求。相对来说，制造业在印度的这段时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从此世界商贸翻开了新的一页，太阳从一个时代转到了另一个时代。印度纺织业就是这光明的预兆，它一路加强，也获得了必要的温暖，驱散了清晨的迷雾，开启出胚胎；然后在欧洲人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强化，催生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繁荣的商业时代的到来。

当太阳照耀在欧洲一小块地区时，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正在缓慢地将不连续、多中心和水平的棉花世界纳入其轨道，同时还发明了一系列工具和方法，使他们能够调动土地、劳动力和市场，为一个崭新的大胆想象的帝国服务。通过缔造战争资本主义幅员辽阔的领域，奉行与欧洲本身完全不同的规则，欧洲人不仅仅创造了“大分流”和工业革命的条件，而且还反过来在欧洲本土创造加强国家力量的条件，这相应地又对创造棉花帝国至关重要。到1780年，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已经成为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