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教育的中介效应
陈旻 陈旻峰 翁祺
摘要: 文章利用南方N市LF社区的调查,探讨教育和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短、中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接触主流反腐信息对治理评价有更大的负面影响;相对于新媒体,通过人际渠道获取小道消息对腐败治理评价有更强的负面影响;使用上网代理的频率与腐败治理评价呈负相关,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反腐信息接收渠道、小道消息接收渠道、使用上网代理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逐渐降低,教育差异也在逐渐降低。第三,参与腐败讨论的频率与腐败治理评价呈负相关,且不因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加大这种负面影响。
关键词: 教育 媒介接触 腐败治理评价
前言
无论在哪个国家,腐败都被视为导致公众信任下降最重要的政治因素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 随着传媒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披露制度的运转,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反腐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但由于民众所接收的反腐信息基本上源于媒体和他人之口,即使是同一类信息,不同信息渠道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公民的腐败治理评价产生影响,甚至会诱发对腐败治理的不信任。
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媒介选择呈现多样化的取向,接触到的反腐信息亦有所不同。本文利用南方N市LF社区的调查,探讨教育和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短、中期影响。
一 教育影响媒介接触和腐败治理评价的机制
教育与媒介接触、媒介接触与国家治理评价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该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知识沟理论”和“媒介抑郁症理论”。知识沟理论用于说明教育在媒介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媒介抑郁症理论则用于介绍媒介接触对国家治理评价的影响,本文将用这两个理论建起教育、媒介接触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
1970年,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 在《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知识沟假说。这种假说指出,社会经济状况好的民众更容易获得大众传媒的相关信息,在媒介选择方面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也更好;教育水平的差异也会对人们基本的信息工作,如阅读、理解、记忆等产生很大影响。埃夫兰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媒介接触上具有更强的能力,甚至能够参与媒介信息的整合。 在媒介接触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上,加齐亚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了解新闻中的重要议题,此外,这些重要议题还会增加他们在人际沟通中的资本,进而使其主动与朋友进行沟通。 在教育对媒介信息选择、理解差异的研究上,德利·卡尔皮尼和基特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更加有效地了解政治信息; 霍耶尔认为这些原本已掌握的技能有助于人们理解新闻中信息的含义。
有关媒介接触对政策认同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理论范式是迈克尔·J.罗宾逊的媒介抑郁症理论,他认为“由于(媒体)对各种腐败案例的广泛报道,公众会形成一种政府与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从而根本不值得信任的观念”。 甚至媒介在传播反腐信息时亦容易产生非理性“集合行为”, 错误的信息对腐败治理评价的负面影响更大。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诺里斯·皮帕认为媒体暴露有利于提升公民的责任义务感,从而提升公民的政治兴趣、政治知识以及政治卷入感,进而提升其政治信任感,促进其政治参与。
通过文献梳理可见,既有的研究对负面信息的媒介使用所产生的影响已形成了基本统一的认识,但在微观层次的研究上还有所欠缺:第一,不同的媒介对腐败治理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大小的研究还有所不足;第二,无法比较教育程度所引起的媒介选择差异在腐败治理评价中影响的大小;第三,没有建立长效的追踪机制,未能明确时间对媒介接触和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大小。
因此,本文首先将对媒介接触渠道进行详细分类,探究媒介接触差异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其次,探究教育差异对腐败治理评价影响的大小;最后,建立长效机制,探究随着时间的变化,媒介接触渠道差异是否还能对腐败治理评价产生影响。
二 高等教育的跃进及媒介的演进:研究假设
我国的教育在近些年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从1992年到2014年,高中阶段全口径毛入学率由26.0%上升到86.5%,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3.5%上升到37.5%。 2014年普通本专科生在校生数量达到2547.7万,研究生达到1847.7万。 在媒介方面,互联网及移动媒体行业收入的增长幅度领跑各细分市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替代作用愈加明显。 而在网民的学历结构上,截至2016年7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本科学历的比例为37.0%∶28.2%∶8.9%∶11.5%。
不同的媒介接触与固有知识观念的相互影响,导致受众对国家腐败治理产生差异性评价。在现有的新闻制度下,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受到严格的控制,特别是官方媒体,受到的管控要更为严格,使得民众更从内心就排斥这种信息。 并且,互联网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渠道。 网络中,反腐信息传播呈现离合式、偏执、交互等模式,微博反腐在信息传播中表现得惊雷阵阵。 网民接触这种信息后,难免会动摇对政府的信任,并且使用“上网代理”(翻墙)会更容易消解其对政府的信任,接触的频率越高,其不信任程度也就越高。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早期,反腐信息的媒介接触差异,会对腐败治理评价产生影响,教育层次的提高会强化这种影响。
假设1a:相对于传统媒体,将新媒体作为主流反腐信息(该信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或由权威媒体发布,与小道消息相对)接触渠道会对腐败治理评价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教育层次的提高则会增强这种影响。
假设1b:相对于新媒体,将人际传播作为小道消息的接触渠道会对腐败治理评价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教育层次的提高则会增强这种影响。
假设1c:使用上网代理频率与腐败治理评价呈负相关,教育水平的提高则进一步增强这种影响。
假设1d:与人讨论腐败的频率与腐败治理评价呈负相关,教育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负面效应。
在对媒介的关注上,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信息超载的概念,他认为受众无法鉴别所有信息,当对某些信息的需求获得满足后,人们会自动筛除一些信息,使自己保持愉悦。 阎素兰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兴奋性降低、亲和力减弱,受众对信息的吸收和利用率也不断下降,信息渠道差异的影响也在逐渐消失。 反腐信息亦呈现该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逐渐降低。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际信息接触与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在教育上呈现不同差异。
假设2a:在中期阶段,主流反腐信息、小道消息接收渠道、使用上网代理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逐步降低,且不存在教育上的差异。
假设2b:在中期阶段,人际主动讨论腐败信息传播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逐步降低,且不存在教育上的差异。
三 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南方N市LF社区。该社区有居民大约34000人,总共8453户,本研究采用两个阶段的调查研究,第一阶段在该社区中依据门牌进行随机抽样,随机抽取采访对象500户,采集到有效数据458份。记录相关信息后,第二阶段再对第一次采访对象进行跟踪调查,第二次调查回访成功396份。
(一)因变量
腐败治理评价反映民众对国家反腐决心和效果的认可和信任程度,反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民众对国家治理的认同。本文的因变量为“民众对国家腐败治理的评价”,题目为:您给我国目前的反腐工作打几分,在1~10分当中任选。
(二)自变量
1.人口变量
有学者研究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对政治信任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同时,还有学者发现,城市、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也呈现显著差异。 本文综合前人的学术成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取教育程度、性别、年龄、户籍作为人口自变量。
(1)教育程度:教育是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在本次调查中,依据学历高低将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简要划分为3个层次(小学及以下=1,初中到高中=2,大专及以上=3)。
(2)性别:性别在信息获取方面有重要影响。男性受众对于新闻类传播内容的接触和兴趣,往往强于女性。 对于性别变量,本文将其设为虚拟变量(女=1)。
(3)年龄:一般来说,年龄越大,政治信任的水平就越高。本文将研究年龄与腐败治理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4)户籍: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是有目共睹的。城乡居民价值观念和媒介选择差异显著。在本次抽样中,许多农民虽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孩子完成学业之后就会返回本村居住,因此本次抽样采取入户抽样而非按户籍抽样。对于户籍本文也将其设为虚拟变量(非农业户口=1)。
2.媒介接触变量
本文选取了主流反腐信息、小道消息、外媒消息,三种信息模式基本涵盖主要的反腐信息形式,针对主流反腐信息,本文对比新、旧媒介接触的差异;而对小道消息则比较新媒体与人际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基本不会发布小道消息)的差异,对外媒消息则用上网代理(翻墙)频率来测量境内外的信息差异是否对治理评价产生影响(一手外媒信息都发布在新媒体上,传统媒体上所刊载的外媒信息已经过加工处理,故不选择新、旧媒体进行对比),这三个变量属于媒介接触直接认知效果;而与人讨论反腐则是针对教育、媒介接触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差异,属于社会资本中介效果测量。
(1)主流反腐信息的接触渠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并将其设为虚拟变量(新媒体=1)。
(2)小道消息的接触渠道:分为新媒体、人际传播,并将其设为虚拟变量(人际传播=1)。
(3)外媒消息的接触渠道:研究使用上网代理频率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将其设为四分变量(经常=4)。
(4)与人讨论反腐: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也不断丰富,本变量考察主动参与人际信息传播是否会对腐败治理评价产生影响,将其设为四分变量(经常=4)
表1 相关变量描述
四 数据分析结果
笔者分两次对同一社区的同一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探究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短期和中期影响。针对这两次调查结果,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以检验各变量的净效应,然后分别加入了媒介接触变量与教育的交互项,以检验教育在媒介接触中所起的作用。
(一)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影响的教育差异的短期效应
在数据处理上,选择重复参与两次调查的对象进行分析。
在模型1中,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教育每提高一个层次,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下降0.315( P <0.01);男性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比女性低0.236(P P 0.001);在媒介接触层面,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相对于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获取主流反腐信息的群体,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降低0.328(P P 0.05);相对于新媒体,使用人际传播渠道获取小道消息的群体,腐败治理评价均值下降0.389(P P 0.001);使用上网代理的频率每提高一级,对腐败治理的评价就下降0.113(P P 0.05);在人际传播层面,讨论腐败频率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的评价就低0.279(P P 0.001)。
模型2估计了教育与主流反腐信息关注渠道的交互效应。教育变量的主效应是-0.258(P P 0.01),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以传统媒体作为主要信息接触渠道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均值就下降0.258。而获取主流信息渠道的主效应为-0.378(P P 0.01),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相对于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获取主流反腐信息,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低0.378。教育与关注反腐信息渠道的交互项系数是-0.157,而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P 0.01),表明主流反腐信息关注渠道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是有教育差异的,也就是说,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使用新媒体获取主流反腐信息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个层级,对评价反腐治理评价的均值降低0.415(-0.258-0.157=-0.415)。假设1a被证实。
表2 估计腐败治理评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3估计了教育与小道消息渠道的交互效应。教育变量的主效应为-0.314(P P 0.01),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在使用新媒体关注小道消息的群体中,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会下降0.314。小道消息渠道的主效应为-0.404(P P 0.01),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相对于新媒体,使用人际传播接触小道消息,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降低0.404。教育与小道消息渠道的交互项系数为-0.278,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P 0.05),说明小道消息的信息渠道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是有教育差异的。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使用人际传播获取小道消息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下降0.592(-0.314-0.278=-0.592)。假设1b被证实。
模型4估计了教育与上网代理的交互效应,教育变量的主效应为-0.237(P P 0.01),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不使用上网代理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下降0.237。这表明在不使用上网代理的群体中,对腐败治理评价也有重大教育差异。而上网代理变量的主效应是-0.107(P P 0.01),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使用上网代理频率每提升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降低0.107。教育程度与使用上网代理的交互项系数为-0.298,而且统计显著(P P 0.05),表明上网代理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是有教育差异的,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在使用上网代理最多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降低0.537(-0.237-0.298=-0.535)。假设1c被证实。
模型5估计了教育同与人讨论腐败的交互效应。教育变量的主效应为-0.318(P P 0.05),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不讨论腐败事件的群体中,教育层次每提高一级,对腐败治理的评价降低0.318。讨论腐败的主效应为-0.329(P P 0.001),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讨论腐败的频率每提升一级,对腐败治理的评价就下降0.329。教育与讨论腐败的交互主效应为-0.268,具有统计显著性(P P 0.01),表明讨论腐败对腐败治理评价是有教育差异的,在经常参与讨论腐败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对腐败治理评价低0.586(-0.318 -0.268=-0.586)。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手中掌握了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与人交流范围的扩大,人们对腐败治理的评价会越来越低。假设1d被证实。
(二)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影响的教育差异的中期效应
表3为一年后的回访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
在模型1中,我们发现教育、性别对腐败治理评价有显著性影响,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教育程度每提升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下降0.263(P<0.05),女性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比男性高0.369(P P 0.05)。年龄的主效应为0.028(P P 0.05),也就是说,年龄每提高10岁,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提高0.28。
在媒介接触层面,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主流反腐信息的关注渠道、小道消息渠道、上网代理对腐败治理评价已经无显著影响了;与人讨论腐败依然对腐败治理评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讨论腐败的频率每提升一级,腐败治理的评价就降低0.237(P P 0.001)。在第二次调查中,教育和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已经有了显著降低。
模型2估计了教育与接收主流反腐信息渠道的交互效应,两个交互项系数没有显著性,表明获取主流反腐信息的渠道对腐败治理评价已无教育差异;模型3估计了教育与小道消息渠道的交互效应,两个交互项系数没有显著性,获取小道消息渠道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已无教育差异;模型4估计了教育与上网代理的交互效应,两个交互项系数没有显著性,使用上网代理对腐败治理评价已无教育差异。假设2a被证实。
模型5估计了教育与讨论腐败的交互效应。教育变量的主效应为-0.275(P P 0.01),表明教育对腐败治理评价具有负面作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不讨论腐败事件的群体中,教育层次每提高一级,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降低0.275。讨论腐败变量的主效应为-0.267(P P 0.001),表明讨论腐败对腐败治理评价具有负面作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教育水平最低的群体中,讨论腐败的频率每提升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降低0.267。教育与讨论腐败的交互主效应为-0.321,具有统计显著性(P P 0.001),表明讨论腐败对腐败治理评价是有教育差异的,在最经常讨论腐败的群体中,教育每提高一级,腐败治理评价的均值就降低了0.596(-0.275-0.321=-0.596),假设2b未被证实。
表3 估计腐败治理评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第二次调查结果与第一次调查结果有所差异,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逐步降低,且不存在教育差异。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两次调查中,人际主动参与信息传播,对腐败治理评价仍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让我们既悲又喜,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但忧的是,人际信息传播是最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模式,而它对腐败治理评价却保持着很强的负面影响。
五 讨论与总结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不同的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存在差异,但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人际信息传播的影响更大,而且持续时间更长。
针对这些情况,霍夫兰的劝服效果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他将劝服效果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和受众。从信源的可信度来说,包括“可信赖性”和“专业性”:前者包括诚实、客观,后者包括自身的权威性。政府对传统媒体拥有的控制力较高,独立性和可信赖性有所欠缺,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较高,新闻的权威性基本可以得到保障;而新媒体则与此相反。在传播内容方面,新媒体自身信息传播的失真程度较高,受众无法有效甄别这些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对政府治理评价产生更强的负面影响;而传统媒体由于专业化程度更高,信息的真实性更高,有利于降低负面影响。在受众方面,材料越复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容易改变态度,新媒体为图片、视频影像、文字等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并有很强的交互性;而传统媒体在这些方面则有所欠缺。这导致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新媒体,它在说服效果方面也强于传统媒体。而在人际传播维度,面对面的传播不仅代表更高的可信度,而且更容易进行反馈,因而在传播活动中效果显著。
而针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接触对腐败治理评价的影响逐渐下降的现象,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认为,受众积极地使用各种媒介是基于个体需要和目标驱动,前期的反腐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但随着海量信息的涌现,公众会出现“信息疲劳”,对于相关信息的接收呈下降趋势。因此传播效果也有所下降。而针对人际传播效果的差异,伯杰 认为人际传播与其他大众传播模式有显著差异,传播的是内心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能获得心灵的满足,其传播效果和影响时间都较其他传播模式更为持久。
因此,通过反腐提高合法性,不仅需要党中央强有力的措施,还要将网络、大众媒体、群众的力量合而为一,共同致力于反腐信息的有效传播,这才能在促进反腐工作的同时,提升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促进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