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不读书即使成功也不过是个土财主
一个湖南人说过,进了城才知道有人不愿意读书,在我们乡下孩童的眼里,打猪草和读书的两个选项中,答案是唯一的。你打过猪草吗?想一下在酷暑寒冬里打猪草是什么感觉,酷暑与蚂蟥相伴,冰天雪地里刺骨难忍,读书在这些孩子眼里就是天下最美好的事。同理,读书与打游戏相比,读书则是最枯燥无聊的事情了。愿不愿意读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种选择罢了。这多少能解释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能读书有成。
少年毛泽东的眼睛也是盯住了这一决定着他一生命运的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他强烈地要求读书,而这一点却是和他老爹意愿相反的,因为那个时代读书是少数人的行为。普及教育是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并没有因为物质贫乏而打折扣。这与毛泽东在幼年欲读书而不能应当是有关系的吧。
阻止孩子读书反倒促使孩子热爱读书,这一成功经验可惜没有太多用途,是任何一个希望自己家孩子喜欢读书的家长们都不敢借鉴的。孩童教育与养牛相似,牛宁可伸着脖子费劲去够牛棚上的不易吃到的草,也不愿意低头吃脚底下的草。人们常说有钱难买愿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人的欲望是决定每个人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关键因素,最理想的莫过于家长的期望与孩子的自我欲望相符合,可惜统计结果告诉我们理想的总是少数。
自发的读书意愿是人最重要的欲望,真正理解这一点的家长是少之又少,多数人变成家长后又去重复过去的故事,现实的压力使家长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地位低下,就是因为没有多读书,以为只要命令孩子读书就能进步,却不知道被动读书是没有意义的。强制读书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最终孩子由于逆反而远离书本。人的知识不是在高中大学学到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的。除了少数科学上的天才人物突然顿悟产生出科学定理之外,绝大多数人的知识是靠着不断积累完成的,最后的结果之所以有天壤之别,是由于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继续学习。这一点是孩子教育的关键,家长不可不知啊!
一般人少年时代往往是单向的,家境好些的是以读书为主,家境差的以劳作为主,毛泽东则不同,他是处于劳动和读书各半的状态。少年毛泽东的劳作是带有强制性的,原因是他的老爹认为读书不如劳作经商获利,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如此,毛老爹可不傻,通过读书成功的毕竟是少数,眼睛所见到的多数读了点书的秀才活得并不比会做买卖的毛老爹好。天天读书则是更有钱人家的专利,而毛老爹认为自己的家庭尚未达到那样的高度。这里面还有个人的因素,就是少年毛泽东是个大高个子,早早就能当个劳动力使用。所以能干活了就得下地,没啥好说的。
14到15岁大约两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毛泽东记忆深刻。
这是毛泽东最不同于中国其他领袖的地方,他是中国近代领袖中唯一真正在土地上劳作过的人。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面对“大跃进”中的宣传说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这是吹牛、放大炮,并对某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我是种过地的。仅仅通过这一段话,我们是无法知道这位领导是谁的,因为中国近代的领袖们都没有真正种过地,毛泽东是很特殊的。通过比较会发现他与其他领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成长过程中,其心不甚苦而只是体乏过,这是绝对罕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最特别的发现,同样是面对困难,有人是受苦,有人是自苦;受苦是被动的,自苦是主动的,结果大不相同。站在人类思想最高峰的人们,无一例外,全是自苦。毛泽东家是富农,他幼小的心灵从没有沾染到恶毒的汁液,完全是一种更主动的、更为积极的心劲起主导作用。追求精神上的进步来自本身的内在的动力而非外界的压迫,这样的经历和心态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结果:一个是中国的变革更加阳光些,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些。这多少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不曾安定,他不断地被更高尚更远大的目标所激励,对大多数追随者来讲,这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作为,但他却乐此不疲。因为精神力来自头脑而非身体,所以对毛泽东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力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对他的一些追随者来讲,他走得太快了、太远了,难以跟上,但对中国这个落后的积重难返的社会来讲,这却成了变革的最大动力。
毛泽东劳动的时候,依然坚持读书,这叫毛老爹很不愉快,父子曾有过冲突,毛泽东突击劳作来挤出时间,最后在完成老爹交代的较重的劳动任务后,老爹不再干涉他看书,父子二人达成基本谅解。我们无法不感叹命运造化之功,大部分父亲都希望儿子读书,恨不能将书山搬到儿子面前,可能就是因为太容易,孩子反倒多数不爱书,真要是不让孩子读书恐怕多数孩子就不读了。像毛老爹这样的家长不叫读书,而孩子自己非读不可的是少之又少的。由于获得读书的许可如此不易,促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结果: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进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大床上一半摆着书。一个人要是读了几十年的书,那他的知识该是如海一般宽广渊博了,更重要的是他能读懂绝大多数的书。
少年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读书呢?这样的种子是怎样种进毛泽东的心田里的?无法想象没有读过书的毛泽东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也就不可能再有后来的一切革命,所以读书是毛泽东成功天梯的第一阶。在人类历史上文盲并不意味着一定不能成功,朱元璋就是文盲,最终成了皇帝。未来依然会有文盲在某些关键领域里获得成功,例如积聚财富,但不会再有文盲成为社会的领袖,差一点读不成书的毛泽东最终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周恩来就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毛泽东读的书太多了。读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读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但不读书即使已经获得些许成功也不过是个土财主罢了。英国名人培根说读书有三种用途:增长才干、消遣和装饰。第一种用途最直接,就是读书可以增长才干,也就是说读书可以获利或得到力量,这是大部分人读书的动力,尤其是学习科学和技术更直截了当。读书还可以作为消遣,这一用途主要体现在培根所处的时代,那时读书尚是贵族的喜好,作为时髦的风气,显然读书是最能达到人畜无害的,值得提倡,领袖喜欢读书可比喜欢打高尔夫对社会的影响更正面。读书的第三种用途是可以作为装饰,这其实也是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但也是读书很有用途的地方,就如同女人都要化妆一样,虽然说起来有人鼓吹素面朝天最好,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天赋极好的女人,绝大多数美女都是化出来的,这就是装饰的作用。世俗力量如权力与财富对男人来讲是躯干,读书意味着有文化,文化就是男人的装饰和面子了,有势力的人如同山峦,有知识的人如同星斗,被人称之为泰斗就意味着他具备世俗力量和真知灼见。读书的这三种用途到了毛泽东这里达到了极大化:读书增长才干,毛泽东读了一辈子书,也检验和应用了一辈子知识和理论;读书可以修饰,毛泽东的光芒也来自他的博大精深;读书可以消遣,高处不胜寒,站在人类历史高点的毛泽东是孤独的,他的消遣只能是和人类历史上的天才们交流,渠道就是读书。
多数资料记载的毛泽东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第一个私塾先生邹春培,而我们认为从真正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启蒙者是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毛泽东在幼年时代,长时间住在外婆家,受到外婆的宠爱和众多表哥的呵护,他甚至不愿意回到自己家,他在躲避严厉的老爹。显而易见,在外婆家不用打猪草,即使偶尔为之也是有众多的表兄为伴。众多表兄中,毛泽东最喜欢王季范,王季范大毛泽东九岁,行九,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1972年去世的时候,毛泽东送的挽联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曾指着王季范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他就没有我。这就是对王季范的启蒙之功的最高评价。
作为幼年毛泽东楷模的王季范自小学业成绩极好,获得家族内亲戚们的器重,毛泽东小时候长期在外婆家寄养,王季范自然是毛泽东崇拜和钦佩的模范。王季范也喜欢这个聪颖好学的毛表弟,两人间培养了深厚的情谊,王季范并不是最早教毛泽东识字的人,那我们为什么把王季范视作第一启蒙者呢?
这是因为王季范为毛泽东开启了知识之门,智慧之门,关键是王季范让毛泽东产生了要读书的强烈欲望,他打心眼里抗拒永久性的下地劳作,拒绝像父亲那样活着,像表哥那样读书才是他的理想,这个种子埋在毛泽东心里,一直支撑着毛泽东上进,王季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老爹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仍能够坚持读书的关键所在,可以想一下,若没有这个楷模,幼年毛泽东拿什么去对抗老爹。
读书上学成了幼年毛泽东的最大心愿。这是王季范的大功劳,所以我们将毛泽东的启蒙者定为王季范是最为恰当的。
虽然毛顺生没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读书成才,但渐入富农家境识字还是必需的。所以毛顺生把儿子送到私塾,八九岁的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相对正式的学习之旅。自然,毛泽东是从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开始的,可以肯定,毛泽东在开始读这些启蒙教材时,他已识字了,他在外婆家可没有白待,这样他在同龄人中就有优势。
在经过邹春培等三位塾师之后,毛泽东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的族兄毛宇居,也叫毛泽启,从名字上我们就知道他和毛泽东辈分相同,但他比毛泽东要大许多岁,13岁的毛泽东拜毛宇居为师。
毛宇居是当地有名的秀才,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对毛泽东大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趁老师不在,溜到山上摘野栗子,被毛宇居抓住,一开始毛泽东试图拿野栗子讨好老师,可见毛泽东还是十分灵活的,这种公然的小行贿当然被拒绝。毛宇居要惩罚他,毛泽东先是争辩说死读书不好,然后说那你罚我背书好了,企图将这种惩罚大事化小。毛宇居清楚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为了师道尊严需要加码,一转眼有了主意,他把毛泽东领到院子中央要他赞井,面对这一难题,毛泽东围着井转了两圈后高声赞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圄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听后惊叹不已,认为毛泽东是个奇才,此后更加尽心尽力培养。这首诗有可能是毛泽东最早的诗作。毛泽东是位大诗人,甚至有人说他是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则说,毛泽东的最著名的诗句是秘书代劳之作,说这话的人是故意中伤,不喜欢毛泽东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无知呢?显然他们不明白诗词及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诗是什么?我们常说诗言志。所以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诗句,就是文化人用文字表述自己的志向,写得好,获得别人的共鸣,哪怕只有几十个字,就可以获得诗人的桂冠,就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看上去最简单的事情却又是世上最难的事情,因为它的产出不单是需要天才,还需要苦难伴随,于是乎最好的诗词多是郁郁寡欢之作,抑或是壮志难酬的悲愤和绝望。其中关键因素就是诗人的志向无法跨越自身所处的时代,许多文人下笔万言,气势上依然比不过大老粗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问题是,在毛泽东之前谁的诗中志向超过刘邦皇帝了呢?
我们知道人的觉悟或是认识过程,有渐悟和顿悟之说,渐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顿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人生不是简单的爬坡,不是说只要努力就一定能站到最高点。人生更像是爬山,不懈努力固然能站得高些,但山的最高处是没有路的,只有峭壁,是一种能阻挡多数人的台阶,所以多数人到了一定程度就再也无法取得进步了。悟性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对人来讲,也有渐悟与顿悟之区别,渐悟是一个爬坡过程,顿悟则是台阶似的进步,顿悟很重要,需要机缘和天赋,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方法。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学习历程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中断了学习,因为老爹叫他下地干活去。一般的穷人家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停止学习书本知识,毛泽东没有终止学习,相反他更轻松地学习,他在读课外书。
中断学习是一个好方法,但有可能没有家长敢效仿。连续读书似乎成了现代的基本方式,许多人在学校一直读到30岁,效果没有人敢说不好。那是因为大部分人没有接触到这一层面罢了。北大百年没有培养出多少影响中国历史的学生,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学习不怕晚,怕的是强迫
停学两三年之后的毛泽东,获得了再次学习的许可,起因是毛顺生在一场官司中有理,但由于没有文化知识吃了亏,这一损失使得毛老爹下决心让毛泽东继续读书识理。显然原先以为单单识字已经够用了的见识是不对的,毛老爹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会做买卖可以衣食无忧,但不能保证自己不受人欺负,藏在保险柜里的金钱不会带来社会地位。这是命运的安排,信仰毛泽东的人们恨不得扑上前去抓住毛老爹的手说: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就是这一决定,造就了毛泽东,从此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书。也就是这时,毛泽东遇到了真正的良师,那就是有“韶山小隐人”之称的毛麓钟。
毛麓钟是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真正功名成就的人,他大概当过相当于地师级干部这样的大官,在毛氏家族地位最高,自然深获族人尊崇。他是到外面闯过一番的人,又是毛泽东未出五服的堂伯父,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常随父母毕恭毕敬地拜访毛麓钟,这种致敬式的行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堂伯父式的有知识而受人敬重的人,也是毛泽东幼年志向之一。
毛泽东想去毛麓钟那里读书,获得毛老爹的支持,这种一致在毛泽东和老爹的关系中是罕见的。他们父子二人脾气都犟,多数情况下是拧着的,你说朝东我非要朝西,由此可见毛麓钟的影响力之大。
毛麓钟先生的学生中,毛泽东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作得最好,自然博得了十分爱才的毛麓钟先生的赞赏,毛麓钟是一个家族观念很重的人,他将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辍学两年,就学机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成为完全自觉的行为,他格外刻苦用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间长达十年,虽然在时间上讲和一般人的读书时间相差不大,但由于毛泽东完全是自觉地刻苦学习,效果要好得多。这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达到博学的关键原因。请注意这一点: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有着天壤之别。那些强迫孩子学习的家长是好心办了坏事,学习不怕晚,怕的是强迫,因为一旦强迫消失,孩子们多数就放弃了学习。你看看现在的大学生一进大学在干什么?有几个人是在学习呢?多数人除了玩耍就是放纵,不要怪孩子们,孩子们小呢,有几个人知道自己错了呢?这不都是家长和老师逼出来的吗?他们太累了,经历了漫长的考试马拉松之后,谁不想休息呢?
毛泽东不是秦皇汉武,他爹不是皇帝,毛泽东不是唐宗宋祖,他爹不是贵族,毛老爹只是一个农民,他的眼光就是读书不能直接获利,所以就不读了。可是毛泽东要读书,终于阴差阳错,毛老爹同意了,愿意供他读书,能读书了,对毛泽东来讲这就够了。
毛麓钟把毛泽东读书的目的有意引向了为整个毛氏家族而努力,而不是仅仅顾及自己和自己的小家庭,这对毛泽东的人生观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引子,也是一个方向,随着毛泽东眼界的开阔和心劲能力的增强,他的胸怀越来越阔大,最终毛泽东将奋斗的目的与目标光大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上来。
毛麓钟花费心血,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给他点读历代名家传世之作。而读史必读的《史记》《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等书,则给予细心的讲解。这些书毛泽东一辈子到底读了多少遍无法知道,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书写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在他心中。
毛麓钟酷爱历代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感染了他的学生,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歌辞赋产生了极大兴趣,便悉心地教他朗读、背诵,同时教他习诗作赋,毛泽东后来和陈毅讨论诗词的时候谦虚地说自己对词稍有了解,显然来自这一导师的传授。
在这样一个良师的栽培下,毛泽东在1910年写下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从中就能看出来毛泽东已窥出诗词曲赋的门径,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显然得益于毛麓钟的教诲。从“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之句中是不是已经能够感觉到那种王者之气了呢?
诗人需要有天赋,所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现代教育设立众多专业,但没有教人做诗人的专业,除了作诗,还有更重要的事物需要毛泽东学习。毛麓钟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先生,他是一个真正闯荡过一番的能人,他有着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可以教授给毛泽东。毛麓钟最主要的影响力是教导毛泽东读书的目的,他常向他的这个弟子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灌输学以致用的道理。
我们常说,学习目的要明确,小时候的评语中最常见的就是某某某同学学习目的明确,当然这是夸你呢,只有老师认可的好学生才会获得这样的评语,可惜的是用得太泛泛了,最终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小学生,能有几个学习目的是为了某种崇高呢?一些孩子学习目的是为家长,原因就是孩子直接的观感就是屁股后面站着督战队般的家长,其实这是最糟糕的,好一点的是为了自己,这一层次就叫懂事了,更好的则是为了较大的群体,这一层就是明理了,较为高尚的目的是值得赞赏的,就已经达到英才一级了。当然过犹不及,例如有一个阶段曾号称读书是为了全人类,这就太虚幻了,太不真实了,因为人类社会有一个大关尚未突破,那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都是民族的一分子,超越它难度太大了。当然学习目的明确,和能否实现不是一回事情,但没有较为积极的、较为正确的读书目的而读书有成的几乎没有,最著名的例子有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
此时的毛泽东似乎没有写下为什么而读书,对毛泽东来讲,能读书的问题好不容易才解决,先赶快读再说。可以说,是王季范让毛泽东知道了读书好,应当读书,是几位塾师特别是毛宇居教会了他先记下来,这使得毛泽东有了自己坚持读书的能力。最重要的教师是毛麓钟,他告诉毛泽东读书的目的,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认为对学生来讲,导师的作用就是赞许和引导,王季范、毛宇居、毛麓钟,就是毛泽东的启蒙导师。
一个人一辈子遇到的教师不会太少,但多数人并没有将教过自己课程的老师都认作导师并给予尊重和感激,这其中缘由多数人没有认真想过,以为是在忙碌中忘却了老师,其实这不是学生的错,问题主要出在老师身上。很多教师,终其一生,都没有起到导师的作用,人们多以为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的局限,其实对人起决定作用的导师是引导者,而人们接受引导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这种主动的行为完全来自老师的赞许,没有赞许过学生的教师只是教书匠,永远成不了导师。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老师的影子,他们对自己的导师都是心存感激的,而那个刻在心里的导师一定是夸奖过自己的人,不要小看这句夸奖,它是幼小的心灵最关键的接引者。
人生众多碌碌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读书无作文胆,磨剑无破敌胆。胆,是欲望,也是目标方向,毛泽东的启蒙者们的言传身教,启发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欲望,也给他指出了方向,关键是他们都意识到了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他们毫不吝惜地将最美好的赞许送给毛泽东。正是这种赞许将农民的儿子毛泽东送上了成就无限的攀登之路。这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心得。
现如今,多数学校里的教师,没完没了地教训学生,批评学生,却不知道赞扬学生。机械地应用“骄傲使人落后”之语,却不知道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是告诫他的战友的,只有那些经历过战火千锤百炼的勇士才有资格骄傲,毛泽东提醒他们不要骄傲,再求进步,他在为他们指明纯粹和高尚之路。普通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使用,小孩子哪里来的骄傲呢?孩子们更多的是自卑、不安和恐惧,老师和家长的责任主要是帮助孩子们克服自卑和战胜恐惧,为他们提供保护伞。如何能让孩子们自己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呢?别无他法,唯有夸奖。
现代作家郑渊洁受过老师和学校的严重伤害,愤怒之下,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去学校受伤,自己带儿子学习,他总结的经验就是对孩子要往死里夸,是不是也很有道理呢?
夸赞孩子和溺爱完全是两回事儿,赞扬孩子是把孩子视作一个未来不可限量的人来尊重,只是现在还很弱小,需要鼓励方能长大,溺爱则是不把孩子当作平等的人而是玩物,是弱智。赞许和溺爱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少年毛泽东的家境不是很差,但也只能说不是社会最底层,所以实在不能作为能够成就伟业的条件,只能表述为他确实受到多数人的赞誉,唯一的训斥几乎都来自毛老爹,也不是愚蠢笨伯之类,而是他常常斥责儿子懒惰,毛老爹见不得毛泽东闲着,甚至看书也算是闲着偷懒。
老爹毛顺生期望儿子将来成为同他一样生财有道的精明人,在他看来秀才的路不是发家的路,当塾师夸奖毛泽东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时,毛顺生却说:种田人家,不图什么功名利禄,只要能算清数,记得清账,能写信就可以了。一旦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准则,他便用高压手段来管教,说白了,老爹的方式就是骂不离口、打不离手,父子冲突就不可避免。对毛泽东来说,与天奋斗的第一目标就是反抗他的老爹。
在毛泽东幼年的那个时代,父亲多是严厉的,打儿子的老爹很多,但鲜有毛老爹那样,因为毛老爹不光是有名的脾气暴躁,而且还当过兵,打起儿子来那是毫不客气的。暴躁老头往往会生出柔弱的儿子,原因就是有些儿子会被老爹的暴怒吓住,而无法体会那暴风骤雨般的大爱,反抗老爹的儿子会早早长大成人。毛泽东正好就是对老爹十分不满的儿子。老爹强迫他劳作,不让他上学,还不让他看杂书,老爹十分贪财等等都叫毛泽东逆反。但毛泽东不是愣头青,他没有为了显示勇敢而倔强地站在老爹的巴掌之下,而是能躲则躲,不能躲则寻求同盟军的支持。
他的同盟军就是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依靠同盟军,这一招毛泽东小时候就知道,并且身体力行。这一造就毛泽东巨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居然是家庭环境使然,恐怕会使研究毛泽东的人瞠目结舌了。
同老爹比较起来,对少年毛泽东影响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亲,作为普通的农家妇女,文素勤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饭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同情贫弱、乐于助人。少年毛泽东生活的气氛中有着相当的佛教色彩,这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灭敌千百万的伟大的军事家,在许多人眼里,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佛,西藏农奴将毛泽东的士兵称作菩萨兵就是明证。
老一辈人不可能不遇到乞丐,因为缺衣少食在那个时代是常态。那个时代的乞丐不是现代城市的乞丐,他们要的真的是一口吃的,而不是钱,钱对他们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东西了,他们放弃尊严伸出手来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应当知道,对待乞丐的态度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态度对人的成长很重要,决定了人这一辈子眼睛是向上还是向下。许多富裕的人家常常厌恶乞讨者,赶走接近他们的乞讨者,而不是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拒绝施舍,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不够富有,他们眼睛向上看着更为富有的人,这类人一生都是锦衣玉食的可怜虫。眼睛向下的是那些心存慈悲的人们,他们是即使自己不富裕,但依然会施舍一点食物的人,他们是精神富翁。
毛泽东的母亲乐善好施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它构成了毛泽东人生观的基础,终其一生没有改变。毛泽东敢于面对任何强敌,却害怕面对弱者的伤痛、眼泪和哭声。他的少年时代,中华大地充满了痛苦,多数人是麻木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继续制造痛苦。毛泽东既没有麻木,也没有自私,而是以天下人之苦为自己的苦,他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佛教徒以忍让和同苦来化解世间的苦楚,毛泽东则是靠积极的行动来解除世间的痛苦,他比佛更慈悲。我们无法知道那些质疑毛泽东的人是如何对待乞讨者和贫困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能代表人类良知的恰恰就是慈悲心。以阶级把人划成不同的阵营,今后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否考虑中下层大多数人的利益,则是衡量知识分子永久的标杆,一心一意只为上层利益出谋划策的人不是知识分子,只是识字的奴才而已。
毛泽东很早就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念,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家附近一个农民婆婆,曾收下订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几天老爹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涨了,毛老爹的精明从此事可见一斑,没有办法,毛老爹就是会算计,能发财。这个婆婆唉声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絮叨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尚是少儿的毛泽东心软了,居然自作主张收回订金,把这桩买卖退掉了,不赚这种叫心灵不安的金钱。他的做法自然叫老爹大怒,老爹怒不可遏地训斥毛泽东愚蠢笨伯加傻瓜,可以想象那么在乎钱的老爹什么话都能骂出来。但毛泽东做的主却不能再更改,毛老爹再贪财也不能复去人家家里赶猪。毛泽东宁可挨骂也在坚持自我的道德判断,他成为实际上的胜利者。
毛泽东11岁那年,老爹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卖的,有钱也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所以对想通过买地发财的人来讲这还真的是难得的好机会。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老爹获利了,但这件事情却给毛泽东留下一种十分压抑的印象,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最高领袖了,依然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这件事情他老爹做得不对。
除此之外,毛泽东与他爹的大冲突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反抗发生在他10岁那年的夏天,酷暑中孩子们更希望放下书本去泡在水里,塾师邹春培先生显然不会认同这种期盼,他布置学生们预习《论语》,内容是武侠爱好者都熟悉的一段: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段话,即使没有看过《论语》的,也有许多人知道,原因是金大侠写的《射雕英雄传》里,黄蓉强词夺理用它调侃过段皇爷手下的书生宰相读书不求甚解。
见到“吾与点也”的字样,毛泽东心中暗想:哦,原来孔圣人是赞成弟子们游泳的呀。于是在盛夏的炎热中,他号召同伴游泳去,并说自己找到了对付老师的办法。有人出头,这太好了,显然毛泽东在他的小伙伴中拥有较高的号召力,小伙伴们欢欢喜喜结伴下水。
邹先生回馆,发现他的学生们个个赤身裸体,正戏水弄波,大怒道:“孺子不可教也!”再下来就该是朽木不可雕也,显然邹先生准备用教鞭雕一下不是朽木但已经是出头的椽子的毛泽东,毛泽东则根据书上所写“吾与点也”,指出孔圣人是赞成下水游泳的!
这一下把先生逼到了犄角旮旯。邹春培十分尴尬,当时教育的最高精神就是服从孔夫子的教诲,而少儿毛泽东学习的悟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现学现用,孔夫子成了挡箭牌。这使得邹春培无言以对,他气急败坏地折断戒尺,到毛顺生那里告状说:“顺生兄,你家石三不得了,他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他这样的学生啦!”毛老爹可不认为石三伢子才学真的比老师还高,听说儿子竟敢坏了学堂的规矩,顺手拿了竹竿就去教训毛泽东。老爹可不讲究什么孔夫子的理论,讲究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师道尊严与父权具有十分接近的血缘关系,师父、师父,讲究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毛泽东让老师下不了台,老爹自然要帮师父找回面子,在这师与父的合力进攻面前,毛泽东选择了跑,毛泽东知道挨打必不可少,不敢回家,想往外跑,尚不足10岁的他,在山里转了3天,只离开家几里远,还未能走出韶山冲。
孩童的出走是家庭的重大内乱之一,所有家长在准备教育孩子之前,都要先给孩子打好预防针,讲好无论老爹如何惩罚你,都不可以离家出走,没有这个契约合同,就不要轻易实施雷霆之怒,否则一切教育可能适得其反。毛泽东的出走也不例外,这一惊人消息自然引发家人的极大担忧,亲友们全体出动,四处寻找,时间在焦虑中度过,亲人们度日如年,幸亏一位砍柴的老人,遇到了迷路的少儿,将毛泽东护送回家,老爹没敢因此再打毛泽东,先生也没有再为难他。对这次的经历,毛泽东自我感觉很好,几十年以后,他向一位国际友人谈起时,称之为“一次胜利的罢课”,他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孩子出走就意味着家长教育失败,这一结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二次大的反抗发生在1906年的冬至这一天,毛顺生设酒席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吩咐13岁的毛泽东帮着招待客人,毛泽东不愿意做这些事,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种事情上。老爹生气了,就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他当着客人反驳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这简直是批老爹的逆鳞,戳老爹的痛处,毛顺生气急败坏,举手就打。
少年毛泽东跑到家门前的一口池塘边,声称老爹再要逼近,就跳到冷水里去。这是真正的威胁,倒不是怕淹着了,而是怕冻着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确实有危险。这是态度决然的标志,老爹也犯了含糊,不敢再过度逼迫,可是又不能后退就这么算了,这多丢面子,一时间父子俩僵持在那里。
自然这时候该妈妈出面了,文素勤见怪不怪,这父子俩都是倔脾气,谁又能彻底改了性子呢?在母亲的调解下,一场对峙以父子各退一步化解,老爹承诺不再随意打骂,儿子则半跪认个错得以和平解决。
13岁的毛泽东就和强悍老爹战成平手,可见他的斗争精神了,这种遇强不弱、不服输的精神在日后的岁月中被不断放大和扩展,在胜利的方针指引下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最终成了中国人的斗争精神,一步步打败了日本人、国民党,一直到朝鲜战场,中华优秀儿女都被赋予了这种精神的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哪怕是只有落后的武器也能与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这林林总总都是结果,而种子就是在少年毛泽东反抗老爹的时候种在心里的。
从此,毛泽东悟出一个直观的道理:在压迫下如果温顺示弱,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什么,却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弱者必须反抗才能改变任人宰割的命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福分,我们民族的命运改变是建立在毛泽东的反抗精神上的,而这种精神如果追溯渊源,它居然来自毛老爹的父权压迫,这实在是奇特的一幕。
最大的反抗,毛泽东对老爹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地抗婚了。14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包办娶了个18岁的媳妇罗氏,实际上是为家里添个劳力,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老爹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毛罗氏早早就去世了,是个苦命人。这是命,毛泽东不属于她。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毛老爹后来不再干涉他的选择,一直供他上学,对此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老爹亲眼看到了他的儿子与众不同,但没有坚持到看到儿子成为开国领袖,毛顺生于1920年1月23日患急性伤寒去世,时年50岁。毛泽东父母亲去世较早,并不是先天的因素而是染上了当时难治的疾病,他们给毛泽东遗传的基因是健壮的。这对毛泽东一生保持旺盛的斗志很有帮助。
三大名著的启示:斗争、平等、行动
中国有四大名著,但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少年时主要热衷于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而最著名的《红楼梦》是他老年才热衷的,这是否在启示我们阅读名著的顺序呢?阅读名著的顺序重要吗?我们说是的,显然读书的顺序和内容是非常有讲究的,很多人没有注意过这一点,常以为只要是名著读了就有好处,事实上却不尽然。
毛泽东少年时爱读的这三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大的,对中国的历史也有重大的影响力。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的造反精神,《水浒传》里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诉求,三国里的“浪花淘尽英雄”甚至成为数百年来行动者的教科书。汉族的读书人将《三国演义》看作是某人编的故事或野叟曝言,清军却将三国视作兵书而入主中原。这就是书生与行动者的区别。
这三本书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对这三本名著研究最透,也只有他有能力和资格扩展这三本书的内涵。齐天大圣孙悟空是毛泽东最为赞赏的精灵,毛泽东后来有诗赞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泽东常说他有虎气和猴气,猴气最难理解,是不是指不安分呢?那就是大圣气了,金猴的斗争精神,七十二般变化,在毛泽东身上都有体现,金猴可以用毫毛化身千万,毛泽东则将自己的思想传授到亿万中国人的心中。
《水浒传》对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明显,逼上梁山在毛泽东这儿真实再现,那就是上井冈山,五湖四海皆兄弟这样的平等诉求不仅仅在延安闪现,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实施军衔制,毛泽东依然敢废除军衔,恢复官兵一致。毛泽东的军队成员叫作指战员,不叫官兵,指挥员就是官,战斗员就是兵。不要小看这一称呼,当官的比当兵的只是上衣上多两个口袋,军长和连长没有服装上的差异,那么谁指挥谁呢?看惯了将星校杠以肩章排大小的现代年轻人,能想明白官兵穿一样服色的军队怎么打仗吗?要知道恰恰是这官兵一致的年代,中国军队取得了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而到了晚年,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开展评《水浒传》运动,又有几人明白他的用意——借用古典名著,毛泽东把人类最重要的思想传授给他的人民。
《三国演义》的作者虽有金鼓齐鸣的笔误,但依然掩不住满卷英雄气,诸葛亮则在数百年间被人视作智慧之化身,未出茅庐三分天下使无数人顶礼膜拜,然而孔明有问题,而且绝对不是“时也命也”就能掩饰过去的。鲁迅先生虽然看出一些门道,例如诸葛孔明身上似乎放射出某种可以称为妖气的烟雾,但他也只判断出孔明是个假神仙,没有探究出孔明的错来。只有毛泽东知道诸葛为什么没有成功,只有毛泽东有资格指出孔明的错误竟然在于隆中对的分兵。所以这三本名著对毛泽东影响最大,是值得深入研究一番的。
由于毛泽东比他同班的孩子识字早,所以他就有机会和精力读课外书,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塾师眼中的“闲书”和“杂书”。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老爹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老爹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能说会道,肚子里有书,使得他在村子里,特别是在小伙伴中,地位很高,而且这时候已经显示出他的特殊的悟性。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天才,这是绝对了不起的悟性。
不公平是一种常态,这是很可怕的结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诗很容易使人们产生共鸣,大文人为诸葛壮志未酬而落泪,很少有人为这世道不公平而痛哭,原因就是不公平是人世间常态,这是多么残酷的心态和现实。面对这种残酷,多数人会无奈忍受着,一些人会反抗,但古往今来的多数造反者的目的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自己占据高位,来享受不平等,追求平等则成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这一点我们在今后会多次说明,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毛泽东心灵的核心,贯穿毛泽东一生。耶稣基督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呼唤,佛陀的众生平等的诉求占据了人类思想的巅峰,显然这种平等的思想要高于孔夫子的服从与秩序的观点,马克思则代表了近代人类知识分子的良知,那就是人类社会必须为多数人的生存提供保障,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毛泽东则是以强力推倒种种压迫,来追求多数人的平等,因为毛泽东生活的那个年代,实在是过于不平等了。追求平等这一伟大的信念就是这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灵中萌发的。
农民们遇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要反抗这种不平等,《水浒传》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你能想象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甚至可以这么说,水泊梁山英雄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不会小于马列主义,因为《水浒传》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平等。齐天大圣孙悟空,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三国逐鹿的各路英雄,已经像种子一般埋在少年毛泽东的心里,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只是故事,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都是真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行动者。
除了和老爹斗争,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几乎是过着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般的生活。也就是说,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与他无缘,他完全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土环境里面生长出来的,他进行的是传统的农业劳作,接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的根,非要给毛泽东戴上某种外国的帽子,不是在夸他,而是某些中国人自卑的标志。今后的中国人无须再自卑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在思想层面与耶稣、佛陀和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共同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
外面的世界其实早已是暴风骤雨般地变化着,自1840年后,中国已经变质了,只是和毛泽东尚没有关系。距离毛泽东最近的动荡是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开始只是请愿,盼着官府能给点吃的,但即使是这种最基本的要求都被清政府断然拒绝,他们的手段就是直接出兵镇压,镇压引发暴动,但最终统治者胜利了,大批暴动者被砍头示众。清政府对洋人卑躬屈膝,对自己的下层人民却是残忍无比。
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又去忙碌自己的小日子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伟大的觉醒,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因为他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当作他自己,佛陀之所以至尊,就是因为他把天下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任何探索毛泽东的人都需要回归到那个时代,那个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中国,底层人吃不饱,上层熟视无睹,中间阶层由着命运分化。
研究中国问题的大部分学者,都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线,所以看上去头头是道,其实都是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实际上,在袁隆平水稻良种和化肥普及之前的所有中国的历史中,粮食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线,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直面中国历史,也无法理解中国历史。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多了一个内容就是工业化,粮食问题第一,工业化问题第二,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其他的道德判断得不出太多有意义的结论。
在毛泽东趋于理性的过程中,情感和理性有时候会产生矛盾,这时候的倾向性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却并不同情老爹,他感情的天平已经倾向于平民百姓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毛泽东的眼界已经高出自我的家庭利益了。无数知识分子一开始欢呼革命,但真正革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很多人又站到了反革命那一边。超越了小家的毛泽东,他的心境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