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韶山

大失血的中国

中国其将亡也，这样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一个在外面闯荡了一番的叫李漱清的老师，给他带来了外界的信息。李漱清曾帮助毛泽东在辍学时自学。李老先生看到了毛泽东最后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多次接待他的老师们，李漱清自然上座。

要了解毛泽东，我们必须知道世界近代史，离开世界近代史就无法了解毛泽东，要想真实地了解毛泽东的伟大，亦需要知道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脱离了这些，会产生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以为中国今天的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国的农业社会被工业化国家压榨得已经破产了，没有那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我们的命运不会比非洲好多少，我们肯定不会好过印度。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自然条件还不如印度，印度那个温暖潮湿的地方，可耕地比我们中国还多，能养活的人口比我们山坡式的大陆要多。

我们先看看这500年里人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

1550年，火器成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大约100年后，牛顿力学体系建立，再随后瓦特改良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拉瓦锡引领化学成为科学，电学、电磁学被发现，电报、内燃机、机枪、电话、电灯、汽车、电影、收音机、飞机被发明以及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在毛泽东出生和长大的时候，这些构成现代文明的主要科学理论和重大发明已经完成了。

而我们中国呢？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就是两种文明，一个是农业文明，一个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在中国达到了鼎盛，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在清朝得到平抑，小麦之后稻谷成为主食，再后来玉米和土豆以及众多的中药用植物的引进帮了中国人大忙，以至于中华大地可以养活三亿多人。在科学被欧洲人掌握之前，我们这块大地上曾结出农业文明的灿烂硕果，这种富有一直领先了上千年。但牛顿诞生了，在牛顿力学的指引下，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通过工业革命，征服了世界，中国的大门被洋人们的火炮击碎了。熟悉鸦片战争的人都知道，中国是独立于西方体系的，她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她不需要西方的工业品也能自给自足地生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中国的物产却是西方人从来没有接触到的好东西，例如丝绸贩卖到西方一开始几乎与黄金等价，中国的瓷器更不用说，而胡椒、花椒尤其是茶叶，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大大改善了西方人的生活质量，使得西方欲罢不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成了西方的必需。

在中国这种相对独立的体系下，贸易带给西方的是黄金大量向中国转移，而中国人却不需要西方的工业品，这种不平衡必然导致西方人无以为继。为了保持贸易的平衡，为了不让自己破产，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人干出了贩卖鸦片的下三烂勾当，毒害中国人，这当然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林则徐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展禁烟活动，一把火烧了鸦片，这种正义的正当的举措对西方是致命的打击。这时候西方人翻脸了，干脆用炮和枪直接抢夺中国财富，在洋枪洋炮面前，富有的貌似庞大的中国无力抗争，中国农业社会的无组织状态的缺点暴露无遗。失败后的中国被迫赔款，中国财富大量外流，中国在不断失血，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全面破产，几千年来第一次，在外力的作用下，中国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了。以清廷贵族为主体的中国上层没有能力组织人民进行有效的抗争，人民在自发的抗争中，屡遭失败，这种屡战屡败的伤痛彻底击垮了中国人的精神，导致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人是罪魁祸首，以英帝国为首的强盗们没完没了地吸食着中国人的血液。

在毛泽东出生的时候，大英帝国仍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的农业文明在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打击下已经奄奄一息，清朝贵族已经堕落成洋人的走狗，中国从上到下已经被洋人压垮了。在当时的中国，一切打上洋字的东西，都比中国的东西好，中国人甚至无法理解西方的一切，以至于把西方人称作鬼子，而中国人则被西方人称作“东亚病夫”。那个原先穿着丝绸，使用瓷器，吃着美食的令人羡慕的中国人，变成了没有信仰，没有组织，没有精神也没有好的身体的猪狗般的“贱人”。当时中国人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呢？不会比印度人高，因为印度人有当英国人仆人的资格，中国人也不会比黑人的地位高，因为身体上中国人没有任何优势，真是欲当奴隶而不能，自己单过外寇又不让。难道说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消失了？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一说起中国近代史就要提到鸦片战争，因为1840年是个分水岭，那之后的中国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沼泽泥潭，只是沼泽里的不是水，而是中国下层人民的血和泪。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将1949年以前的中国形容成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很少有人再这么提了，但静下心来想一想，在那漫长的百年历史中，有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值得我们民族自豪和欣慰的东西？万恶是唯一的表述，只有拥有吸血鬼基因的动物才会赞赏那个时代。台湾地区有一个叫柏杨的作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作酱缸，那么1840年后的中国应该叫作什么呢，那就是下层贫民的肉林血海。

面对大失血已久的社会，中国人最想的是疗伤，怎么疗伤呢？在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愿意帮助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闭门疗伤，但这恰恰是做不到的，家没有门，门已经被强盗们踢碎了。外有洋人掠夺，内有买办偷盗，不仅无法疗伤，可怕的是伤口还在不断地撕开扩大继续失血。没有独立的国防，中国的内河中游弋着西方和日本人的军舰；没有工业，多数人在从事着千年不变的仅比刀耕火种效率略高的农业劳作；没有科学教育，多数学生依然死记硬背传统识字教材，中国社会有的是堕落和背叛，上层社会和买办已经变成了洋人的走狗，有的是愚昧和麻木，下层人民为了求得温饱而卖命。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那些一味地以为开放好过封闭的人们，应当知道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封闭？因为我们最需要的是先疗伤。

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所幸的是尚有一丝若断若续的精神还在一些人的骨子里延续着，可是谁又能集聚这微弱的精气神呢？面对这样的中国，所有的风云人物都成为过客，原因就是他们要么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谁来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历史证明是在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的毛泽东。中国需要毛泽东。由于他做的比我们期盼的还要多，所以我们无法不欢呼和崇敬他。

强制性是政治的灵魂

毛泽东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他16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外婆家，老爹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他先后请八舅文玉清、族兄毛宇居、堂伯父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老爹。毛顺生看不起塾师秀才，但很敬重走出家乡的读书人，像毛麓钟、王季范这类人的地位是要远高过毛顺生的，读书比务农更有前途，这样的话在他们嘴里说出来，自然很有说服力。既然这些有能耐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儿子毛泽东是个读书的材料，望子成龙乃父亲天性，儿子上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毛顺生就同意了。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人生自我意识的萌芽开端。临行前，他只是陪着母亲收拾他那简单的行囊，他拒绝和老爹当面道别，可想而知他的脾气有多倔了。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老爹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走出了乡关，这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毛泽东去上小学了，在许多人跨进大学的年龄，毛泽东进入了小学，这是不是很奇特？

上东山小学堂并不是很顺利，原因是毛泽东个子太高，年龄太大了，以至于校长无法将他看作是个小学生，但在毛泽东的坚持和亲戚及教师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小学试读。我们认为读小学应当是毛泽东遇到的人生第一个挫折。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在小小的韶山冲里，毛泽东的家庭和他个人都是处于相对上层的地位，但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一下子变成了最下层，不过好在这种地位的变化显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当时能读新式小学的学生多数是地主士绅们的孩子，华衣轻裘，但物质享受低人一等并没有让毛泽东感到窘迫。为什么这样的环境没有造成毛泽东的自卑呢，这一点值得关注，显然毛泽东早年的那些有见识的老师们的教导和赞扬起了积极的作用。压力是有的，但毛泽东很快克服了易于自卑的压力，可以想象的是他靠的是个子、拳头和见识，在他的眼里，这些个少爷只是些小破孩儿。这一点很重要。挫折使得大部分人变得平庸，科学家做过实验，无法跨越的障碍和伤害使得凶猛的动物变得温顺不复血性，避免过早的挫折是人生保持上进心的关键。家长和老师的责任是为早年的孩童支起一片天空，而不是我们常说的让孩子经历风吹雨打，小苗需要的是阳光雨露，不是温室，但也不是狂风暴雨。

东山小学已经开始教授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学校里有留学日本的老师，这样毛泽东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知道了中国就像是一头恹恹待毙的肥猪，周边全是豺狼虎豹、秃鹫、毒蛇、熊罴。这就是我们的祖国当时的状况。

在这时，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慈禧那个女人对付自己儿子和不成气候的王公贵族算是有点手段，但对付洋鬼子是一点招数没有，死就死了吧，不要再无聊地招魂了。此时此刻毛泽东接触到了梁启超那些鲜活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由于区域的封闭，他并不知道孙中山。许多人认为民国初的各种思想差异很大，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就从它们没有使中国产生根本变化这一条来讲，其实各种说法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毛泽东最先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说》，梁先生主张社会改革应从“变化民质”入手，这个思路对毛泽东的影响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梁启超的思想会有影响力呢？关键在于这种思路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就如同佛教中的当头棒喝后顿悟一般，这一概念主张中国人若能在思想上脱胎换骨，突然觉悟，社会就会有大变革，从而进步。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科学和技术，在于现代工业。中国正在失血，需要独立来疗养伤口；中国需要大量的粮食解决底层人民的生存问题，根除动乱因素；中国需要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扭转坠落轨迹。但这些在当时都做不到：西方人不答应，中国的实力派人物不热心，底层人民不知道。实行起来举步维艰，使得温良改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可是连一点都不敢想的话，那中国也太没有人了。好在中国总是有人要叫两声的，喊出来是有好处的，至少他影响了毛泽东。

过于夸大名人言论的作用是不严肃的，单单靠着思想家的只言片语是很难进步的。美国人独立也不是靠着喊出“不自由、毋宁死”就成了的，而是靠着华盛顿以富可敌国的私产组建军队和宗主国英国战斗长达八年的结果。中国需要独立，获得喘息和疗伤的机会，中国社会需要抑制上层的穷奢极欲来保障底层人的生存，中国需要工业化来复兴。这一切需要有人来领导，需要团队来组织，可是没有，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愤怒地叫了几声。不过我们依然说这叫声很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听到了这样的呼喊声。

毛泽东从这时起，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他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日本人战胜俄国，对中国人来讲有着极大的强心意义，中国人失败后在西方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但对日本人，中国人又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自信。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

他从同学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走进了毛泽东的心里，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并不是完全舒心的，除了和那些少爷们的不愉快，主要问题出在该如何看待《三国演义》上。无疑，毛泽东在小学生里是权威人物，他对《三国演义》熟悉的程度一定是令人吃惊的，所以当教师和校长告诉他，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编出来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接受了。据传他甚至找到镇上，提出撤换校长。当然这不可能成功。另一种说法则是校长很喜欢他，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搞教育的人谁会不喜欢英才呢？事实上这些说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学校已经装不下他了。

1911年春天，东山小学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和萧三前往求学，这是他第一次到长沙，随后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一般人已经高中毕业的时候，毛泽东走进了中学校门。但毛泽东在快速地进步。他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弥补了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差异。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毛泽东到达长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力薄弱，革命党人很活跃，关键是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从这时起，毛泽东才真正进入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这是他未来的战场，他来了。

在省城，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报纸这个新鲜事物，报纸后来成了他最得心应手的工具之一。毛泽东最热心读革命派办的《民立报》，当他在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激动地在学校墙壁上贴了第一篇政见，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部长。当时毛泽东连孙中山和康、梁等人政治主张的区别也没有弄清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勺烩，让一些研究者觉得这时候的毛泽东似乎很幼稚，原因是他们只是看到各派势力在理论上和口号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共同点。今天我们需要确定一点，就是所有的派系都是力图改变中国的，关注他们的不同点，就会发现他们的确是各吹各的调，但关注他们的共同点就会发现，他们都在努力影响中国。谁又能想到，把各式各样的势力集合在一起共同为改造中国而奋斗却是毛泽东几十年后的真实作为，历史就这样奇异地展开了。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高压十分不满，却忘记了毛泽东是号召所有的阶层为中华的进步而一起努力的，他后期的作为如果换一种角度考虑，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净化，是近乎可遇而不可求的神迹。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把一些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

这一行为似乎是他一生的缩影，喜欢他的人会发现他充满激情和魄力，不喜欢他的人则要面对他咄咄逼人的强制性。其实不喜欢毛泽东的人都有一个基本情结，就是不喜欢强制性，这是一种很普遍的青少年情感。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其实是很卑微的个人主义，在和平时期貌似牛哄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没有任何力量，一旦发生斗争，这样的人常常就是被用来祭旗的把式。这种自私在民族受到危害的时候，就成为罪恶了。强制性是政治的灵魂，不懂得这一点就应当一边玩别的项目去，不应当将时间花在讨论政治上。世俗领袖常常在观念上无法等价于思想家，就是因为思想家可以没有敌人，仅仅靠着极致的思考就可能产生天才的火花，而政治家则是相反，一般来讲，敌人越多，政治家的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