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那些开拓草原丝路的雄鹰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南北朝的《敕勒歌》

内蒙古地处中国北疆，版图犹如一匹驰骋的骏马，奋勇向前，势不可挡，纵横古今五千年，地跨“三北”八千里。

内蒙古大草原——世界草原文明的集大成者，万里草原丝路的肇兴之地。

从自然的角度讲，全世界共有三大草甸草原，但是没有哪一个草原能像内蒙古大草原一样，有如此悠久的万里丝路，有如此雄壮的金戈铁马，有如此众多的历史悬念，又有如此丰富的民族融合史。

中华文明的动力源泉

5000多年前，内蒙古草原上的红山玉龙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曙光；3000多年前，马背上的青铜帝国打通了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之路，鄂尔多斯青铜器便是明证；2000多年前，匈奴、鲜卑开启了中华多民族血脉融合的序幕；800多年前，蒙古帝国主导着世界史的诞生，元朝初步奠定了今日中国的国家版图和管理体制；500多年前，蒙古民族为维护国家统一进行了浴血奋战，确保了祖国东北、西北、西南陆地边疆的稳定；70多年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先在内蒙古得以实现，并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中华民族是三大文明的融合——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草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之一，而万里草原丝路带来的文明成果则持续惠及后世。

在人类历史最久远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从未断裂，正是因为源泉的多元化与动力的多样性。

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原文化一次次的冲击、征服，使中华文明一次次融合、换血，从而不断地焕发出生机。这就像生猛海鲜里扔进一条“狗鱼”一样，不断激活衰败的农耕文明，去掉它的惰性，注入阳刚之美，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繁荣。

北方草原民族在拼命冲击别人的同时，最后也把自己消融进去。同时，它每一次都带来了盛大的嫁妆，中华民族现在的疆域版图就是在几次游牧文化的冲击下形成的。一次是鲜卑，另一次是蒙古，最后一次是女真。还有文化的融合，带来很多碰撞。包括清朝的旗袍，北京的胡同，还有很多乐器，胡琴、笛子、琵琶，甚至包括葡萄、胡萝卜、菠菜等果蔬，都是万里草原丝路带来的文明成果。

法国著名学者勒内·格鲁塞的成名作《草原帝国》，曾被美国《发现》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其中便记述了亚欧大陆三千年来草原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演的宏大史诗，尤其是蒙元时代的草原英雄与勇士们对东方与西方文明、草原与农耕文明之间的联通融合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世界上有很多草原，但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当属内蒙古大草原。它有一个全世界草原都不具备的特色，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它还是孕育中华北方民族的摇篮，是万里草原丝绸之路的肇兴之地。

内蒙古草原文明，蕴涵着关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深厚而未被开掘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一个个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转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向哪里去？这个千古之谜，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隐秘。作为历史天空中的一个重要的星系，它的产生、发展、融合与消亡，始终充满了神秘感。

文化魅力，缘于内蒙古大草原的神奇。

内蒙古东部草原与大兴安岭森林的交界地带，尤其是两者相交形成的那条线——林线，这条线既是草原的界限，也是森林的界限。这条线的形成与温度和降水的梯度变化相关，也勾画出了今天的农牧交错带。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在这条线附近，我们还能看到工业社会前人类的三大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和采集渔猎。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还生存着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在他们中还能见到渔猎和采集的生活。

人类的文明史，先后经历了狩猎、游牧、农耕、商业、工业、城市六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

大兴安岭山脉纵贯南北，岭东是气候温和的丘陵地带，适合农耕；岭西为一望无际的干旱草原，是游牧生产的乐园；而中间的大兴安岭森林，是狩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无疑，这里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理想王国。

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狩猎走向游牧，从匈奴走向蒙古，一条北方游牧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这里隐约可见。

内蒙古大草原，北方游牧民族的演兵场。

伴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大约从公元前5000—前4000年开始，人们开始走出森林，牧业生活逐渐成为草原的主导，由此把不同的游牧民族相继推上了历史舞台。首先是匈奴建立了草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创造了游牧文明的雏形；鲜卑、柔然、敕勒、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轮番实践了狩猎、游牧、农耕的几乎全过程；突厥人强盛一时，带来了中亚文明的成果；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从此形成的蒙古族便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从狩猎到游牧，从北方到南方，从东方到西方，铁骑所至，星天翻转，江山换颜，风云激变……

草原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北魏王朝，一个是蒙古帝国。这两个王朝虽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其意义却非比寻常，无论是对于中原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是对于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冲击和改造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上帝之鞭”的独特使命。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冲突和融合中，中华民族走到了现在，而草原民族也融合到这一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大草原，中华民族的“历史后院”。

内蒙古大草原及其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由于“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对草地完全处于自然利用状态，当一个地方因为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不适应畜牧生产时，北方游牧民族便追逐水草迁徙他乡，一次又一次历史南迁造成一次次的冲突。

这些从大兴安岭走出来，从内蒙古大草原冲出去的北方游牧民族，它的轨迹不断向外滚动，像一个泥团，轨迹短的，自然就不在了。东胡、乌桓、柔然等，就像一片烟云，还没有滚到一个地方，就不存在，干涸了；稍长一点的，一个是辽，一个是金，到了黄河流域；轨迹最长的当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战马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欧亚世界。

在这个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也在不断历练和演变，如果这个泥团向南，向中原滚不动了，就只有再向西，进入洮河流域或者青海草原；再不行，只有滚到准噶尔高原，进入新疆；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远走中亚，很多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就消融或者消亡了。

而这时在“历史的后院”，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对遭到破坏的草原起到周期性的恢复作用，当草原恢复了生机，一个新的游牧民族又在这里形成。几千年来，东胡、乌桓、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就这样相继出现、相继消融在历史的天空。

草原文明的两座巅峰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有两个游牧民族走上了南进的顶峰，一个是鲜卑，一个是蒙古。

东胡的后裔鲜卑族，是第一个从内蒙古草原进入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游牧民族。

鲜卑从大兴安岭走出来，从森林走向草原，从草原走到了黄河流域，最后建立了北魏政权，形成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和民族融合文化的发展上，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高峰时期。

难能可贵的是，鲜卑是主动放弃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汉民族融合，自觉纳入中原文化的。特别是在佛教文化上，在建筑和服饰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以致在国外专门有个“鲜学”，研究鲜卑的历史。

鲜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最后又怎样消融在中华民族中？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1980年，呼伦贝尔市文物管理站在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宝贵的石刻祝文（阴刻魏碑体字）。自此，一个千古之谜被破译出来。

石刻祝文证实，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嘎仙洞即“石室旧墟”，是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也证实，大兴安岭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大鲜卑山，鲜卑人因山而得名。

解读祝文，可以对鲜卑拓跋氏的成长历程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公元1世纪，活跃在现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带深山密林中的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到公元4世纪又从草原出发进入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崇尚佛教，山西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化瑰宝。后来，这个显赫的民族与北方各民族融合，汇入到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

公元10~12世纪，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先后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留下了数座古城和两条边壕遗址。绵延千里的边壕，伸展在辽阔的大地上，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内蒙古草原，是蒙古民族的故园，成吉思汗的肇兴之乡。

13世纪对于内蒙古草原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纪。一个悄然兴起的民族，一位被外国学者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从这里出发，征战欧亚，一统华夏，把呼伦贝尔草原推上了世界政治大舞台。

时间上溯到1206年，宽阔的鄂嫩河源的驻冬地竖起了象征君权的九旄白纛，举行了隆重的忽里台大会，铁木真被加尊为强盛伟大的君主——成吉思汗。这就是被史家称谓的大蒙古国的开国大典。

传说中的蒙古人远祖——捏古思和乞颜，最初生息在额尔古纳河流经的山林中，后来人口渐多，便烧制铁器凿开大山走向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公元8世纪，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韦部迁徙到今蒙古国肯特山区，到12世纪成吉思汗又回到呼伦贝尔，以这片草原为出发地，东征西讨，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匈奴人的阿提拉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元帝国、帖木儿的金帐汗国，这些伟大的游牧民族闯入相对发达的农耕古文明地区，他们使罗马、花剌子模或者波斯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极难解释，以致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

波斯人志费尼在《征服者史》中记载，他曾经采访了一个屠城后留下的惊慌失措的幸存者，那幸存者说了五句话很有意思：“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

正是这五句话，展示出蒙古人纵横天下时的一种打法，一种状态。

遥想八百年前的那段金戈铁马的悲壮历史，让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当年，一个欧洲学者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五十多个民族制定了法律。”

蒙古铁骑被惊恐的西方人称之为“上帝之鞭”——用来惩罚西方文明。虽然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但它的历史作用却非同一般。它不但结束了中国从五代开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各民族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而且经过大半个世纪的远征，摧毁了世界许多腐朽的封建王国，征服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半个欧洲，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彻底打通了万里草原丝路。这在客观上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此疆彼界，沟通了东西交通，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欧洲的秩序重建和此后的文艺复兴。

然而，那些掠过苍穹，开拓草原丝路的雄鹰，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族开始进入衰退期。蒙古族被逐出中原后的部族内讧、北元与明朝的长期对抗、清政府的分化统治等原因导致草原畜牧业经济严重受挫，相应地蒙古族传统文化也由繁荣昌盛逐渐走向衰败停滞。

这样，在13世纪入主中原和分封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经过时代的变迁与国度的更迭，大都基本融合到当地民族之中去了。

如今的内蒙古大草原一片沉静，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而草原的主人，也像雄鹰掠过苍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平静如同额尔古纳河的河水一样，表面看似平静，水下却潜流涌动，因为草原民族的热血仍在澎湃，即使在今天被融入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大河流中去，它的特点也依然显现。

直到今天，在内蒙古草原上仍生活着32个北方民族，其中有些不仅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延续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形态。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的鄂温克、鄂伦春，还保留着游猎经济形态；居住在森林草原浅山区的各少数民族处于半猎半牧经济；居住在草原上的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则以游牧经济为主；居住在岭南丘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则处于半牧半农的经济状态。

对于内蒙古的草原文明，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书中透露出很多发人深思的文化密码与历史信息。

内蒙古，你是北方民族的粮仓、武器库、演兵场，当北方民族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并发展壮大后，就走出去，成为开拓万里草原丝路的勇士们，他们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尽管最终或是消融，或是消失了，但却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

雄鹰飞上蓝天，影子留在地上。人们的思绪，却还在万里草原丝路的长天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