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保守之路
如果自由的工业社会要以一种自由的、非革命的、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发展,那么我觉得当今之世能够真正做到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近来在美国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流行话语。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再也不能回避参与强权政治,再也不能回避制定一个持久的战略思想,再也不能不明确界定其战略和军事边界以及哪些区域绝不能被潜在的敌人掌控。同样确定不疑的是,两种传统的美国式外交事务态度都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甚至可以说已老旧失效。孤立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种态度都隐含了一种天真的假设,即认为美国能够自己决定自己是否想参与国际事务。但既然美国已成为即便不说是世界强国,也肯定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强国,那么是否参与国际事务也就由不得自己决定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企图谋取对他国的霸权,此时美国都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即便发生的只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小变动,它也得有自己的立场。
极其可能的是,美国将会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半径,将对国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发挥带头人的角色──简而言之,美利坚合众国即便现在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也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些话简单地说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美国是一个强国,这一事实再也不能被无视。政治绝不能孤立地仅存留于思想的王国。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将观念思想转变为制度的现实,而其工具便是国家势力。过去,英国常常被攻击说(相当愚蠢的攻击)“嘴里念着基督,心里想着棉花”。假如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却反之,嘴里说着“棉花”,心里想着“基督”,那情形就会糟糕透顶。过去,美国人就是犯了太多这种危险的反向式虚伪的错误。他们明明是在努力追求崇高的理想,却偏偏要假装甚至自欺欺人,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物质利益和“实际利益”。
政治活动家的任务并不是要将物质现实弃之脑后,而是要将物质现实组织起来,去谋求实现自己的信仰和理念。此类组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它必须现实可行。“政治理想主义者”在自欺欺人的同时,也总是愚弄着信任他们的人民。而“政客”的目光则仅仅盯在组织之上,忘却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多样,甚至从来就没搞清楚自己的努力奋斗所为何物。只有政治活动家能取得真正的政治成功,能把权力和组织的实际问题解决得妥妥贴贴,堪比最为机诡狡诈的政客所能,同时又从不放弃其基本原则,也从不在基本原则上做任何妥协。他们绝不会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理想目标必须找寻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度的组织才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他们还深知,原则虽然并不决定行事的具体方式,却决定着行事的内容以及行事的原因到底为何。
总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也许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应当很讲究国家权力运用的策略,即应作为一个强国来运用其国力。然而,如果“美国人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美国在物质方面的优势,那么这个世纪只能说是一个被浪费的垃圾世纪。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人的天命已经决定了美国必然要在世界霸权争夺赛中变本加厉,比纳粹分子还要纳粹,它要以美国的北佬来取代希特勒的北欧日耳曼民族作为优秀人种,而有些人甚至称之为“为民主而战”。然而,这种做法无益于美国的强大,而只会导致其衰败。它也不可能带来任何方法,以解决导致这场战争的基本社会危机。假如20世纪必然呼唤一个自由的功能性工业社会,那么美国必须解决关于原则和制度方面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今天就需要有一个解决之道。只有如此,20世纪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世纪”。
当然,19世纪已经深深地打上美国的烙印,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深远。北美大陆的殖垦移居不仅是作为19世纪惟一的最伟大的成就,而且作为安全阀──无论从字面意味还是从哲学意味,向美国这块自由土地移民的可能性及美国的各种机会均等,使得欧洲的社会体制终于免遭毁灭崩塌。更重要的是,美国革命,即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也成就了保守势力在英国的胜利,使得英国的保守势力找到了向19世纪自由的重商主义社会过渡的方式,并且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双双战胜了法国大革命的极权主义。但是,19世纪的美国还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边缘。美国革命只是给英国那些显示了新希望的新生力量祛除了束缚带来了解放,但它并未创造这种力量。通过将那些被新生力量剥夺得一无所有和无家可归的人吸引到自己的麾下,美国西部边疆开发给欧洲体制的壮大和扩张提供了机会。但是,整体上说,西方发展的发动机还是在欧洲,更具体地说是在大不列颠。
而在我们这一时代,这种驱动力,这种基本的信仰和制度,都必将存在于美国并且从美国辐射四方。即便英国找到了朝向工业社会的保守性过渡方式──战时的英国如今也确实存在许多前景看好的迹象──其反革命也只有在美国的保守势力祛除束缚解放出来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因为美国作为国际化的战略、政治和经济中心,它有着最发达、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工业批量生产体系。无论美国发展出的社会和政治工业秩序如何,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将群起仿效──只要美国发展出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工业秩序。
极权主义势力的想法确实没错──自从开启世界征服之路它们就对此确信不疑──美国才是它们最终的也是真正的敌人。从物质意义上讲确实如此,从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讲则更是如此。因为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工业社会的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这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绝对确定无疑的,同时也是惟一的一条途径。
我们知道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必须达到哪些条件。首先,它必须给予工业体系里的个体成员以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它必须能够将所有个体整合融入一个社会目的。它必须赋予个人的目的、行为、欲望和理想以社会性意义,同时也必须赋予组织、制度和群体目标以个人性意义。
其次,工业体系内部的权力必须成为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它只能将其权威的来源置于某些道德原则之上,这些道德原则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而用来践行这种统治的制度,则必须是谋定而后动、特为实现社会的基本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我们也知道自由的各种条件。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有政治自由:一个受控的、有限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它必须在其社会性基本建构领域里,基于公民们负责任的决策而组织起来。它必须有自治性民主政治,而且仅仅具有纯粹法律上、纯粹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公民对政府及其决策的真正负责任的参与。
最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治政府和社会治理必须是分离的,二者必须彼此独立于对方。互不隶属,每一方都必须受到限制,同时每一方都必须限制、制衡和控制另一方。二者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社会目的。但它们必须将其权威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政治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正式的司法原则,政治制度的基础则是社会生活的正式框架。社会治理的基础必须是对实质性社会目的的实践承诺,因为正是通过社会治理社会实体找到了其制度性组织。这两个原则的并行不悖,基于这两个原则的制度之间的相互制衡,两个合法性权力实践之间的彼此调控,防止了导向无政府状态,也防止了导向专制暴政,由此构成了对自由的最终防卫措施。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并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就必须倒转过去25年中(如果不是过去50年中的话)主宰着西方世界的那种政治和社会走向。在此期间,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一直在日益丧失。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里,社会一直在慢慢地消解退化为一群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也是在这一时期里,工业体系内部的决定性权力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基础。公司管理已与个人财产权相分离,这种个人财产权在之前的200年中本来一直对管理权力有着充分的主张理由。与此同时,公司管理层取代前工业社会的重商主义统治者而成为真正的主人。
在政治领域,其趋势已脱离了由公民积极和负责任地参与的自治性民主政治,而走向了中央集权的、难以控制的官僚政治。更重要的是,社会中合法性的自治性治理的缺失,已使得这种政治领域的集权官僚机构又轻松攫取了社会领域的权力。当今时代,这种通向一种家长式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绝对统治的趋势,似乎再没有什么别的趋势能像它那样“不可避免”,没有任何别种趋势像这种趋势一样难以倒转。与此同时,它又构成我们当中最危险的专制力量。因此,重建一个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领域,构成了我们最迫切的任务。
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社会,必须克服社会瓦解的极权主义基本趋势,惟此之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虽然这种趋势必须得到倒转,却不能倒转恢复到旧时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19世纪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它之所以一去不复返,是因为它不能社会性地组织好工业世界的物质现实。如果再走回头路(即便可能的话),那么我们面前所摆着的这么多问题就一个也解决不了。这种认识必须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它也必须是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的出发点。
复古者喜欢将自己看做是保守派。其意思是,他将某一特定历史时点上的情形,比如说1850年的或1927年的情况,当做绝对不变的。但是,这种否定发展和变化、否定责任和抉择的观点,比人们所能想像出的,可以说更缺少保守性。将过去的某种东西无限拔高美化到绝对的地步,这与纳粹鼓吹的未来太平盛世观,如出一辙,都是极权主义和激进革命主义的。从方法上讲,复古者不过表明了其只是一个带着面纱的极权主义者而已。他们与那些公开承认的极权主义者一样,偏激、铁石心肠,而且蔑视历史进步、个人自由、传统以及现有制度。虽然他们说的是“昨天”,而公开的革命者说的是“明天”,但是,除了在政治效率方面外,这两种绝对主义的乌托邦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复古者竭力鼓吹说,我们只要能够恢复1860年全盛时期的自由贸易制度,或者《国联公约》及其1924年提出的修正条款,那就万无一失,什么问题也不会再有;最终,他们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失败却阴魂不散,给民众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似乎除了复古与革命之外再也别无选择。而在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两难困境之中,民众更可能选择革命,因为复古已经明显走进了死胡同,而相比之下,革命承诺了一些新的事物、新的气象。
复归到前工业时代的重商主义社会,非但不能解决由于工业体系的出现而引起的任何社会问题,反而可能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无法解决,不得不借助屠杀、革命和专制暴政等手段。因为,所有复归19世纪社会的企图,都对我们时代的工业现实矢口否认。而要解决克服革命思维主义问题,我们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工业,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性的自由社会的社会性基本建构领域。
由此,我们不得不回到1776年和1787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原则和哲学上来。不过,我们将不得不在一个与19世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运用这些原则对一个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实体进行社会整合。我们必须使工业带上社会性意义。我们必须将工业建构成为一个自治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组织一个与1776年和1787年时完全不同的物质现实。而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社会权力与控制机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将大大不同。组织性原则虽然仍是真正保守主义的原则,但是,它们将被用于一个新社会的新的整合。
我们知道,这一新社会一定是一个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业生活组织成了社会性的基本建构领域。但是,我们难以知道这个工业社会将致力于实现何种目的,它将基于何种道德伦理原则。我们今天对于未来的全部理解,构成了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的形式上的要求,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一个社会就不能够运转,也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却依然无法预言工业社会实现自由后会如何,也无法预言其功能将服务于何种目标。
我们有理由能肯定的惟一一点只是,工业社会的宗旨和目标肯定不同于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的宗旨和目标。经济活动不会消失,在数量上也不会减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济成就与经济报酬的重要性可能仍然会像在今天一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会中断。然而,最不可能的是,经济活动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建构性社会活动,经济目标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社会目标。
经济目标作为最高目标这一点已经获得了150年的成功,而正是这一点将趋向于降低这种目标的地位转而置于次一等的位置。在工业国家,经济进步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的丰裕。因此,再没有什么理由要像重商主义社会那样,将一切社会生活都附属于经济活动。无暇顾忌所有其他社会方面,仅仅将经济进步获取财富作为要务这一点对现在已经不再那么迫切。经过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了取得某一经济成就,那些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否合理是否正当。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经济发展总是,而且必须是最高目标的观念。而一旦我们不再将经济成就视为最高价值,并且终于意识到它不过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而已,那么我们实际上也就已经放弃了将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做法。
但是,放弃将经济领域作为社会性建构领域这一点的发展远不止于此。西方社会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经济人”的观念,即放弃了那种认为人的基本动机是经济动机、其自我实现在于社会成功和经济报酬的观念。重商主义社会所基于的人性与人的目的的道德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再可取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自由和正义,是不可能在经济领域和通过经济领域得以实现的。我们还认识到,一个功能性社会已经不能在市场中和通过市场组织实现。“经济人”已不仅因为其在物质方面的成功而反使自己成为多余,而且它在政治方面、在社会方面和在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方面也都已经宣告失败。(我认为,这次大战已经使得这一论题得到了完全的证明,根本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也不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证实。想要对这两个方面进一步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见我的前一本书,“The End of Economic Man”(New York and London,1939) 。)
不过,尽管我们必须认定,“经济人”不再是工业社会所基于的人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观念,同时经济目标也将不再是社会决定性的意义深远的目标;但我们却还不知道,到底会由什么样的更有价值的道德伦理目标以及什么样的人性观念来取代这种人性观念。
希特勒曾经企图将其“英雄人”的观念强加给西方社会,但这种企图已经失败流产,因为这种观念认为人可以通过永久的战争和征服得到自我实现。纳粹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一种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但其实它连成为一个功能性社会这一点都没有取得成功,更不用说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了,这理所当然绝不可能。而希特勒主义在建成一个取代重商主义社会的超越古今的开创性社会方面的失败,恰恰给了我们机会。因此,战胜并超越希特勒主义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不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复归重商主义社会去战胜和超越它。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仍然保持“经济人”作为我们的人性观念和我们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人性观念和一种全新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实现观念为基础,去开创一个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一观念到底会是什么样。
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一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50年之后再来回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后代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熟视无睹大感讶异。在他们已经拥有的确信无疑中,这一答案将是显而易见和清晰无误的,但对今天我们这些必须去寻求它的人来讲,它却是如此模糊难寻。大有可能的是,未来的社会观念乃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某种观念,甚至说不定压根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作为有效解决方案的诸多观念之中的某一个。有人已经得到了答案,但是今天现有的诸多答案中,到底哪一种将会被证明是大有先见之明的呢,没人敢打保票。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观念不可能凭空发明出来,它只能是渐进地发展而来。它既不可能是人为编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天启神授的。更主要的是,目前尚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将这种已经萌生并隐伏着的观念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可接受的观念。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力使这一观念能够以一种自由的、非革命性的方式出现。但是,这一关于人性与社会目标的新观念,早在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和制度化实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存在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领域里,存在于信念和理想之中。制度基于此得以建立,但其本身却不能用制度或政治手段来实现。
这一工业社会基本社会目标的缺失,构成了我们时代问题的核心。它使得我们的时代真正具有了革命性,它使得那些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和那些直接通达乌托邦的捷径显得极具诱惑。但是,它也使这些东西的危险成倍增加。这就解释了极权主义学说,无论是唯理论的极权主义学说还是革命的极权主义学说,为什么总是如此诱人。不过,它也使得这一点变得比什么都重要:寻找一条非革命性的、非中断性的过渡之路,实现从自由的且功能性的重商主义社会向自由的且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过渡。同时,它也使得实行这一过渡只有借助于真正保守的途径:立足于我们现有的基础,使用我们已知的工具,通过以相容于自由且功能性的社会的已知条件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途径都只会导致灾难。
鉴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的工业社会得以组织的社会目标是什么,我们也就无法预先描画出其蓝图规划。当然,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新的社会制度,必须对我们现有的制度进行重大的革新。而且,我们正面临着许多急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却无法为未来社会制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哪怕是为其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的模型。
我们所惟一能做的,就是对有关新的社会制度的每一项提议都进行严格的试验,考察其是否能够符合我们对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社会形式上的最低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制度进行革新和重组,使其转变成一个能够服务于未来自由工业社会的制度。同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对我们的行动程序进行重塑调整,以使我们诸多迫在眉睫的日常决策适应我们在此所阐明的社会自由和社会稳定的条件。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在诸多可能的行动程序中进行选择的原则。但是,这只是一个纯粹消极性的选择原则;它只是教我们决策哪些步骤不能采用,但它并不能使我们从接下去的基本政治决策中解脱出来。我们虽然也有着行动的标准,但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标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使用工具,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能决定使用什么工具。总体来说,这一切表明:为了建造那种我们所要的房子,我们已经有了建筑时所必须遵循的工程规则,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就自以为我们能闭门造车,能够靠凭空想像得出那栋房子来。
今天,只要有谁拿出了一张完整的蓝图,实际上这本身就暗示着他其实并不懂得自己真正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而且,只要仔细检视一下这些蓝图就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对房子的整修和外观做出了某些努力,但也仅此而已。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大厦上粉刷涂抹上一层白色涂料,这又于事何补呢,难道这就能矫正我们当代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吗──刷上再多粉红色或大红色的涂料,也同样是徒劳无益,于事无补。因此,“完美无缺”的蓝图有着双重的迷惑性。它不仅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之道,还因为它企图把真正的问题掩盖起来,而使得问题的真正解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困难重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必要未雨绸缪,我们还是有必要为我们的行动提前做好计划和准备。没有什么比临阵磨枪更致命的──临阵磨枪,不过只是我们当前情况下“惰性”的代名词而已。指望依靠“敷衍应对”,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赢得和平;依靠运气或者什么灵机一动,这种恶劣的赌博心态纯粹是犯罪,而赌注却是我们天下人的性命和幸福。
我们必须组织最为广泛、最富想像力而且最雄心勃勃的准备和计划方案。然而,这种计划的拟订,与今天大量的而且人数越来越多的“计划者”们的方法与途径,却正好截然相反。
现在,“计划”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用语,其所富含的某种神话意味已经大大超出了原来词典里的定义。今天,打着令人误解的“计划”的旗号而大肆宣传的万应灵药,其志不在于为未来事件和紧急状况未雨绸缪,而是为了消除对政府权力的一切限制。“计划者”们的第一步将是树立起一种包罗万象而又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之掌控着管制、调控和辖制政府和社会一切事务的无限权力。“计划者”们主要针对的目标不是直接对准临阵磨枪式的仓促应对和无准备状况,而是直接对准了政治政府与社会领域的统治两者之间相互分离的状态。今天,那个包罗万象、得到广泛倡导的中央集权式计划,整体上就是一种“完美无缺”官僚体制的专制统治。“计划者”们自己就大言不惭地将其统治看做是仁慈的和开明的专制统治。他们根本无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一切专制统治都注定了将迅速蜕变为贪婪成性的暴政压迫──究其原因,正在于其不受限制、不受控制而且也无法控制。何况,即使仁慈的专制统治是可能的,它与自由也仍然是水火不相容。
因此,计划作为一种哲学,只能建立在对自由的否定和对完美无缺的精英绝对统治的寻求之上;作为一种政治方案,它所依托的乃是一个可证伪的断言──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计划,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事物。“计划者”们断言,19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缺乏一种有意识的计划和未雨绸缪,而且完全依赖于运气和偶然性。认为我们以前从未致力于明智地设计我们自己的命运这种妄断,就是“计划者”们所极力兜售的货色。
事实上,19世纪并不是没有使用过计划──适度计划,而且这种计划惠及极大范围,最为明智并且带有明确目的。重商主义社会的所有基本制度,都正是经过了长期的、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准备而生发出来的。
举例来说,金本位制,这绝不能说只是偶然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多年以来不懈努力辛苦和殚精竭虑工作的结果。它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时至今日所设计出的最精密的运作机器之一。相信金本位制只是自然生发和天赐运气的“碰巧”结果,就像相信一群被放任在飞机厂里的猴子能够将四引擎飞机的散乱零部件凑合在一起碰巧组装成一架完整飞机一样不合情理。其实,不仅金本位制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制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苦心求索,要创造出一种能自我管理和独立于政治政府的货币和信用体系,而且这一极其复杂而又高度灵敏的机制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说是经过了多年的审慎调查和精益求精才逐步完善形成的。无论是19世纪的贴息政策、“黄金输送点”(金本位制下汇率变动的上下限),还是硬币与纸币之间兑换比例等,这些都绝不是靠偶然所能“碰巧”的。对英国银行业政策的最初研究,在19世纪头几年就已在进行,而这一制度则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麦克罗德对信用的深入研究才得以完备起来。其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不断计划、有组织的研究以及小心翼翼的受控实验。
同样,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也不是无计划、无政府的。自制定颁发《西北条例》起,也经历过许许多多审慎周密的计划和准备。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一种准备从性质上讲是一劳永逸的,或者说绝对性的,而都是基于同一个基本原则之上,都是有意识地致力于寻找同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如何在新的土地上迅速而有序地组织起自我管理的新社区。1862年的《宅地法》,作为这一发展的高潮,堪称截至此时为止所实现过的最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之一。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横贯大陆的铁路所带来的向西北部的移民安置,同样是最成功的大规模计划。
类似的是,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度,或者说英国式的议会制度,也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经过长期审慎周密、深思熟虑的准备和试验的结果,其间有过无数的尝试,为的就是寻求能实现其特定目标的制度。
因此,整个19世纪,计划和准备这种极其有价值而且必需的工具,一直是在不断地使用着。但是,在我们现代的“计划者”们看来,“计划”并不是这样一种工具──既可能用好,也可能用糟,能用于这些事,但不能用于另一些事,能为善所用,也能为恶所用。今天,“计划”被说成是能包医百病、解决一切问题的点金石和灵丹妙药。工具被变成偶像走上了圣坛,也就即刻失去了其作为工具的全部价值。
今天的“计划”哲学并不是一种已万事俱备的方案,而是一种毫无准备的纲领。它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可能的选择、试验和实践检验,而去盲目支持一个从未尝试过的奇迹幻想;它要求我们信赖20世纪的“专家”对未来先知先觉的预测能力;它从一种主观预想的未来观念出发,并且拒绝给与其教条模式不相符合的情况留有任何机动余地;全面“计划”实际上是彻底的即兴而为;它弃绝一切旨在解决问题的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尝试,而赞成按技术官僚的猜测孤注一掷。
因此,我们的计划必须与“计划者”之道逆向而行。首先,我们必须拒斥他们的绝对主义。对他们而言,似乎自古华山一条道,只存在一种完全一致的绝对制度,而且这一制度不能稍离分毫,否则混乱就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而言,必须接受以下前提作为出发点──谁也不知道最终的解决之道路在何方。由此,我们必须容忍非一致性、多样化、折衷性和矛盾状态。我们所惟一知道的只是:“计划者”们绝对论的“非此即彼”立场除了导致专制暴政外,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为我们已预见的或想要预见的事情制定计划。我们必须对一切可能的,以及许多不可能的偶然突发情况都做到有备无患。我们必须准备好可行的解决方案,至少是找到通往这种解决方案的途径,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且,这种解决方案必须满足自由社会的制度条件。
为战后的未来未雨绸缪所需要采用的方法,类似于参谋本部筹划未来战争的方法。参谋本部成员可能在会发生什么以及应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上各持己见。但是,如果一个参谋本部将其工作仅仅局限于为可能发生或希望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那它就是一个不称职的蹩脚参谋本部了。
有时候,参谋本部也许认为与某个邻国发生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它仍不得不为万一判断出错发生战争而未雨绸缪。最卓有成效的参谋本部在不必要的工作方面,不是做得最少,相反,而是做得最多。因为大家都指望在符合基本战略原则的前提下,为每一种可能想像到的情形都制定应对方案──而这种基本战略原则就像自由的基本原则一样,是恒定不变的。
只有为每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未雨绸缪好了,我们才可能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应付自如。但即便如此,我们还常常会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的情况离我们已考虑到的各种可能性还是很遥远,以至于我们可能还是应付仓促。但是至少,既然我们已经为许多不同的选择甚至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做过了应对计划,那么我们就能够掌握足以处理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的技术,即便出现出乎意料的情况我们也能掌控自如。
采用这种方法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必须知悉那些主导我们的准备和计划工作的必备原则。与此同时,对那些我们必须依据这些原则加以掌控和组织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尽可能多地理解。这种现实的核心部分正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体制,本书主要也正是致力于这一理解。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事实也几乎同样重要。甚至在本次大战爆发之前,国际军力关系和国际经济体制都已经彻底改变,和1918年或1929年时的情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战争也在改变着这些领域的基础。然而,即使是那些看上去最雄心勃勃的蓝图规划,其实也是基于对恢复1913年的体制或缔结一个更好的凡尔赛和平的希望之上,无论其表面上看来多么激进,其实都早已过时并且毫无想像力。我们必须了解当前的现实,才能畅谈未来。
既然我们的出发点必须立足当前,我们就只能用已经有的东西去建设,而不能从凭空发明我们想有的东西着手。我们的首要任务首先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利用现有制度。只有在它们难以用于建设性目的时──即使修正改进后也不行,我们才能用自己新发明的方案去取代它们。即使是使用这种最保守的方法,也仍然会有许多事情,足够整整一代人去建设、去构造、去修理、去剪裁了。我们将不得不放开胆子去做──但绝不是仅仅为了胆量本身的缘故。我们将不得不展现出各种姿态:分析事实透彻激进,对待原则谨守教条,方法手段保守稳妥,政策层面灵活实用。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在工业领域建立真正的民主自治,来防止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专制暴政。
建构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这一伟大任务刻不容缓,不能指望推迟到战后再去完成。因为,确凿无疑的是,战后的世界,将更多的是战时社会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战后政策”的结果。无论战时制度、战时经济体制还是战时政治组织,都会对战后的世界形成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只是等到停战那一天才拿出我们的“战后计划”,那就真有点错失良机了。决定战后社会结构的,并不是蓝图绘制者们的宏伟方案,而是战时那些所谓的“临时紧急措施”──特别是如果战争将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这些战时的“临时紧急措施”会发展成停战时期以及和平时期的“临时紧急措施”──而且在我们尚未明白过来之前,这些措施就已立地生根,变成永久性的了。
我们现在这个战时社会的事实、制度和信念,将奠定为我们战后和平社会的基础。这些事实将成为我们不得不沉着应付的社会现实,这些制度将成为我们藉以应付的社会制度,这些信念将成为我们藉以激励我们行动的社会信念。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埋头等着停战或者和平一刻的到来作为我们重新开始的起点时刻,这不仅违背了政治行动的首要原则,不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方法,没有看到要去除“临时的”战时创新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当初引入这种创新时一样沉重,而且这还严重误解了政治可能性的限制。
不从我们已有的情况出发,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尤其要知道,时间不等人,而且我们还会有更多需要立即着手的紧急任务,都不能坐等有了现成的新方案时再开始。如果在未来的那一时刻,我们知道我们的战时措施和战时制度意味着什么、能起什么作用、其基本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如何,以及我们能将它们用于何种目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抓住良机大展宏图,放手去做建设性的工作。而如果我们等到停战之日才去思考这些,我们就将一败涂地,不能指望会取得任何成功。
对战争的认识还有一个更大的错误──不管是这场战争还是其他任何一场战争──认为就战争本质而言,是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或者我们的自由社会的一种威胁。事实上,这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如果我们只是放任它成为威胁,那它就确实是一种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战争来达到建设性目标的话。其实,战争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建设性政治行动的绝佳机会──这种机会,比我们在“长期停战”年代里的机会好得多。它恰恰提供了我们的社会所一直欠缺的东西──个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共同的社会目标。在全面战争中,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个人都承担某种功能。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工作都与社会生活和工作融合到了一起──即使这种工作仅仅只是扫扫大街或卷卷绷带。每一个公民的活动都对社会有意义;社会对每一个公民也都具有意义。战斗的意志,获取胜利的动力,作为自由民族生存下去的决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赋予社会以久违了的基本目标和社会信念,使他们重新与我们同在。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值得向往的或令人愉悦的,这当然都不是。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战争所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可以远远超出仅仅是击败侵略者这一基本结果。而且,也必须使战争转化生发出这种积极的结果,否则我们是不是要重蹈覆辙,再次经历那种挫败、那种幻灭、那种道德崩溃,这些导致了上次大战后对所有牺牲均已白费的痛感呼号。真正构成对我们自由的威胁的,正是这种战后的道德沉沦──而不是战争本身,也不是战后的经济萧条。惟一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利用战时的社会组织,利用战时个人与群体的融合,利用战时目标和信念的一致,去发展我们的工业现实的社会制度,这将能够提供一种和平时期导向功能性的自由制度的合理希望。
这种政策必须围绕工业这一中心展开。它必须努力尝试建立某些我们前所未有的东西──工业中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体系中的个人具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清晰明确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建立一种永久的功能性社会组织。而工业生产对于战争结果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必须好好利用来在工业中建立一种基于负责性自治的合法性权力。换而言之,工厂必须成为功能性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工厂必须能够像村庄服务于乡村社会和市场服务于重商主义社会那样,服务于工业社会。
这种政策的指导原则应是利用全面战争,建立一种自由所主要依托的秩序,这种秩序必须将政治性政府与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分离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和自治性民主政治制度,以抵消战时显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控制的日渐膨胀。我们还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里自治社会领域的成长和对政府的限制寻找到核心点。
我们如何才能避兔政府战时控制的政治危险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光依靠设计那种蓝图是不够的,虽然这一蓝图已经宣称说如何在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取消这种控制。诸如此类的计划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我们最好一开始就意识到,绝大部分新的控制措施和新的中央集权式官僚行政机构都会延续下去。我们首先必须尽量将这些控制措施的发展限制在适应战争效率的程度上,必须建立起一些新的地方自治机构,去从事更多的工作。其次,我们必须创立一些新的负责任的自治民主机构,即使是为了承担原有任务,以此来消解新的中央集权化并开创新的自由领域。
全面战争需要彻底中央集权化,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绝对真理。然而,它却只是一条貌似正确的伪真理。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是如此,那些国家必须彻底军事化,彻底中央集权,彻底控制,因为它们的人民几乎难以托付起丝毫责任。
极权主义者们难以承受任何形式的自治性民主政治。他们甚至在那些中性、无足轻重的社会领域里也难以容下一点点冷漠或宽容。但是,这种彻底极权主义的强制并不是力量的源泉,而是法西斯或纳粹制度的致命弱点之一。仅仅只是根据他们的经验,就得出结论说为了全面战争自由国家也必须完全中央集权,这是无视极权主义者与自由人民之间的基本区别:他们是奴隶,而我们是自由人。像我们今天正在发起的这种工业战争,并不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有多少扩张,根本无需从一种旧的方法以及政治和社会治理机构转变为一种新的方法和机构。
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政治机构来管理消费和生产。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新的政治任务只能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政府部门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采取集中的行动为新任务确定框架──例如,就像过去通过贴息和信用政策为任务确定框架那样。然而,任务本身所需要的是民主的自治性机构──这既是为了战时效率的原因,也是作为社会稳定和自由的条件。分权、民主自治以及独立自主的决策,就像集权政府的官僚部门一样,也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时工业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当前条件下战时社会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分权的、负责任的民主能在多大范围内得到动员。
我们时代的社会危机的核心事实在于,工业工厂已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但还未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与工厂有关的权力,无论是在工厂内部还是工厂之上,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构成了工业世界的权力。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差不多已经将这一权力从以前的掌握者即公司管理层的手中成功夺取了过去。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可以与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对地方贵族权力的瓦解相比;并且与那些地方贵族一样,公司管理层也是毫无抵抗的可能。
但是,如果中央集权的政府继续把持着这种社会权力,那么自由就无法得到维护,人们所能够畅想的最大希望就是指望一种“开明的”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如果恢复旧时的公司管理层的社会治理,社会就不能够发挥功能──假定这种恢复是根本可行的话。因此,要使一个社会既保持自由,又具备功能性,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工厂发展成为民主自治性的社区。工业社会,只有在工厂赋予了其成员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才是发挥功能成功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内部的权力是基于其成员的责任和决策之上时,工业社会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因此,今天的解决之道,既不在于整体性的计划,也不在于恢复19世纪的自由放任,而在于将组织工业的基础置于地方和分权的自治性民主政治基础之上。而现在,正是将此付诸行动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劳工与管理层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现在都紧密团结在同一个目标旗帜之下,那就是──获取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