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应该承认，经过战后不断的自我调节和改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目前欧美国家不仅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长期的挫折和调节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较为稳定的政治、法律体制，经济、政治运行总体上规范、有序，一般情况下不会因政党或领导人的兴衰变更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也不大可能发生政变。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因此断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消失，资本主义已经在改良中从量变走向了质变，“历史已经终结”，恐怕就显得草率了。

1.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历史上有两人高度关注。一位是马克思，还有一位是凯恩斯。马克思采用制度分析，他基于唯物史观，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基本矛盾，由于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最终必然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凯恩斯则着眼于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在逐次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的时候，带来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及心理规律分析。依据凯恩斯理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偏好陷阱和预期收益不足。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经济萧条。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就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为此，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思路是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增加总需求。货币政策是用增加货币供给量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收入。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效果有限，增加收入主要靠财政政策。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所使用的理论不同，所持的立场也不同，一位批判资本主义，一位维护资本主义，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需求不足，经济危机难以避免，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具有周期性的破坏性。

2.战后福利政策及其弊端

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受到热捧。在罗斯福“新政”示范下，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明显增多。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建设“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大力推行各项福利法案、民权法案、消灭贫穷法案和减税法，提出著名的“向贫穷开战”的口号。然而，凯恩斯主义在“挽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痼疾”。

一是“滞胀”危机。进入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失灵。凯恩斯主义的思路是：政府干预经济，增加公共投资刺激需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民众的有效需求能力。而所有这些做法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由于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西方国家政府频繁采用增加公共投资拉动需求的“反危机”手段，致使经济高涨时的财政收入盈余根本“补偿”不了政府频繁投资和庞大的社会福利造成的亏空，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最终酿成“滞胀”危机，以至于政府债台高筑，不堪重负。1973-1975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让凯恩斯主义政策思路彻底走进历史。

二是道德危机。根据新教伦理，勤奋、节俭、忍耐、节制是美德。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导致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但福利制度的大范围、大规模实施严重冲击着美国人基于新教伦理的价值观。从基本导向看，福利制度不鼓励工作，它会造成人们对国家的依赖，破坏家庭责任，带来自杀、性解放、离婚、单亲、犯罪等社会现象。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写道：“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是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化报偿体系。现在，这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追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

3.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再调整

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的决策者在发现凯恩斯主义弊端后，果断抛弃凯恩斯主义，开始反其道而行之，改弦更张。1979年上台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对富人的征税。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府则将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张作为“里根经济学”的锦囊妙计。一方面，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并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当成施政的关键词。这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于克服“滞胀”危机确实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美国经济1983年增长3.4%，1984年一度增长6.9%，从1982年底到1987年初，经济保持了50个月的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10.4 %降为1982年的3.9%，此后一直控制在4%以下。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十年中也创造了“经济奇迹”。那场被称作“撒切尔革命”的最为显著的功绩是“治愈了长达百年的‘英国病’”，“英国经济终于甩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

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良药”，它有巨大的“副作用”。它不仅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明显降低，而且也使美国社会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衰退的趋势无法阻止。为提振经济，美国政府先后运用降低利率、按揭购物等手段刺激经济发展，但收效甚微，最后被迫采用按揭贷款购房。2000年后，美国经济不景气，小布什政府推行“赌博资本主义”，通过减税等手段，鼓励银行扩展次贷业务，最终酿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经济灾难。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一场金融领域的危机，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仍旧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房地产）生产的相对过剩。正是为了消化美国房地产领域的过剩库存，地产商才联合银行家用“零首付”“低利率”的方式吸引低收入者购房，造成了大量次级贷款。为了消化这些次级贷款，华尔街金融家发明出大量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销往全世界，用来转移风险。一旦出现经济下行，低收入者势必将大规模地放弃继续供房，而次级贷款金融链条断裂的结果就是“次贷危机”，并向全球蔓延。次贷危机爆发后，西方很多人只看表象，认为灾难是由利率变动与房地产市场下滑结合而导致，其实，这只是导火线，深层原因依然是总供需失衡，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次贷危机所呈现的形态不同于传统经济危机，不是牛奶倒进河里、工业产品堆积、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并走向街头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流动性短缺、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进而造成经济衰退。传统的经济危机是大量私人资本投向生产领域，获得生产利润，导致产品过剩。现在是大量资本投向金融领域，导致泡沫增大，引发金融危机。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现代的金融危机，根本原因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源于私人资本活动的无计划性、盲目性，资本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4.无法根除的“基因”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病、基因病。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马克思引用了邓宁的如下观点：“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看到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早就下过定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只要经济危机存在，就无法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已经经历了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早期以及自由竞争时期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主要有：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1819年、1825年、1847年、1857年、1873年等几次大的经济危机。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主要有：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1921 年经济危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几次规模较大的世界经济危机（如1964-1969年经济危机）外，各国还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局部性经济危机，如美国有1953-1954年、1960-1961年、1969-1970年等几次经济危机，日本有1954年、1962年、1965年、1970-1971年等几次经济危机，英国有1951-1952年、1961-1962年、1966年等几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有1952年、1961年、1971年等几次经济危机。此后世界上先后出现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8-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87年世界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学派、供给学派，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基因病。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资本主义的“止痛剂”。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坦言，这次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从萨科齐、索罗斯，到威廉森，从《经济学人》、《时代周刊》到达沃斯论坛等，都在思考资本主义的命运，关注马克思的论断，有些人还重新研究起《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