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文献记载的遵义会议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中国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和广大同盟者而陷于孤立境地，不但在白区的组织丧失殆尽，也丧失了中央苏区等主要的根据地，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上也处于严重的被动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突围长征，到11月下旬，人员已损折过半。突围中由于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队伍行动迟缓，始终无法冲出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包围，面临被全歼的危险。“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无计可施，一筹莫展。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的发言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大多数人的支持。

后来，博古在回忆遵义会议的情况时说：“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1982年5月，陆定一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手书了对遵义会议的四条评价，这是其中一条。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

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邓小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说过：

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遵义会议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正如1945年4月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

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然而，由于当时条件困难，会议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专家在研究遵义会议时遇到了困难，以致一些重要的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比如，会议召开的时间、出席的人员与人数、有什么决定等等。鉴于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留传后世的只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和《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主要是纠正博古和李德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等方面问题，并没有涉及改组党中央的领导问题。

如何复原遵义会议就产生了一定困难，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议题、中央在遵义会议期间人事重大变动等情况，均缺乏坚实的史实作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