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的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台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

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是行动未能成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大踏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吸引滇军东调，然后突然从贵州西进，直逼昆明。由于遵义会议批评了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继续支持。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共产国际的代表一直在上海，由于陈云曾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会讲当地话，于是中央决定派陈云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陈云后来回忆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

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回忆说：

遵义会议后，要改组后勤队，那时后勤队叫红章纵队，它是负责部队搬运工作的。毛主席指示，部队要缩编，机关要精简轻装，要舍得丢掉坛坛罐罐，并让陈云负责这件事。当时，整个后勤队带的东西很多，陈云就大刀阔斧地砍，除了档案资料、报话台、银元等必须随身携带外，其他能舍弃的都要下决心处理掉，该扔的扔，该埋的埋。陈云办这件事确实很果断，很有气魄的。经过整顿，我们后勤纵队中，比较年轻力壮的同志都充实到战斗部队，这些事都是陈云办的，中央认为陈云能办事，会办事。

其时，红军正准备抢渡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羊肠小道通向岸边。国民党为防止红军渡河，已下令把所有船只掳往对岸，并控制对岸渡口。红军能否顺利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

陈云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回忆道：

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9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1条渡船，有的渡口有3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时说：“过泸定桥后，中央开了会，决定要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因为那时白区的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我离开时，刘伯承给我开了两张证明，要我到他老家四川的弟弟那里去。”

1978年5月18日，陈云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也谈到此事，说：

1935年6月，到了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我就离开了，这是中央开的泸定桥会议决定的，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派我、潘汉年、夏采曦三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我们各走各的……大概工作了三四个月，后来……我也去莫斯科了。

从上述陈云谈泸定桥会议内容看，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那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的党组织。当时党的地下组织———上海中央局是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成立的，它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它的任务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作，保持和疏通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军主力离开瑞金进行战略大转移后，共产国际十分关心红军的动向，但只能引用外电和报刊提供的资料，来了解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军阀进行战斗的情况。11月6日、13日、14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新的战区》《中国农村的破产》《争夺四川的斗争》,12月15日发表《饥饿的中国》。从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是多么迫切盼望能尽快得到来自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的真实情况，以便对红军适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因此,1935年6月，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得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受党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到了上海的消息后，立即派联络员和共产国际代表与潘汉年联系。

8月间，陈云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并与再次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党组织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陈云和潘汉年都去莫斯科。但因陈云的任务是在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故决定陈暂不去，让潘汉年先走。……8月中旬，上海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在沪代表的意见，陈云也不得不离沪赴莫。……从10月2日起，陈、潘分别以史平、白林的化名，同陈潭秋等人一起开始参加中共代表团的会议，陈云并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

泸定桥会议后，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上旬，在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只身从这里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临走时，陈云带了一本线装的《三国演义》，并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白区工作的经费，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瓶胆下面。

陈云昼夜兼程，五六天后，到达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了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并托他把钱汇给在上海一家银行任副总经理的章乃器。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上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

“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是他向中央报告自己平安抵达成都的信号。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特务、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1935年7月，陈云终于到达上海。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有不少变节的叛徒，其中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

陈云长子陈元后来回忆说：

父亲有一次上街，到车行里叫了一个出租车，低头从柜台往里一望，叫车的人是个叛徒。当时这个场面就很紧张，我父亲说了一句，你要说出去，共产党饶不了你，共产党不会放过你！那个人把帽子往下一拉，派出一辆车，我父亲乘车就走了。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已连续4次遭受严重破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来信指示取消上海临时中央局，并将中共在上海的一些人员接到莫斯科。

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了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生动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八个月、途经六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

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国内外新闻媒体一直没有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报道，只能靠国民党政府“剿匪”的陈词滥调来判断中国的政局。

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宣称红军已“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这篇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用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得以在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流传，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说明真相。它最早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登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此后便很快传回国内，并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书名多次出版，迅速风靡海内外，翻印再版不计其数，成为中外各界了解长征、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的必读之书，有力地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部反映红军长征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著作，它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间还要早一年多。《随军西行见闻录》文学水平较高，在国内外传播较广。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记录和宣传长征的人，因此陈云可以称得上是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