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说起乡愁，陈云最为惦念的家乡故人，除了亲人，还有恩师。时间回到1917年，从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辍学的陈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机。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名叫杜枢的文化人，时任练塘镇公立颜安小学校长，他对年幼瘦弱、却聪敏好学的陈云很是欣赏，便保荐陈云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一位令其感恩终身的老师———张行恭。

张行恭，字子谦，松江人，当时任班主任。他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很深，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行恭老师的外孙张禧回忆自己的外祖父：

在颜安小学里面，他上课的时候呢，除了教书育人以外，还会大量灌输当时一些新文化的思想。比如说像康梁的，孙中山的，等等。这些思想感染了他当时所带的这一班的学生。

这个班的学生中，就有陈云。

1919年陈云高小毕业前夕，适逢“五四”运动爆发，颜安小学的师生们也很快行动了起来。1939年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陈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撰写文章，描述了当年的情境：

“五四”的时候我才15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我还记得我们演的剧叫做《叶名琛》，我也扮了一个角色。有一次在茶馆里讲演，我演讲的时候手足似乎蛮有劲，把脚一顿，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

陈云所说的“姓张的教员”就是张行恭。如今，练塘古镇那蜿蜒的青石路仍然娓娓诉说着当年的启蒙故事。

尽管在高小的收获很多，但是这年夏天，陈云再次因贫困失学了。他回忆道：

我是在练塘的高等小学毕业，毕业后当然无力升学，眼看着有钱的同学一个个到外县和上海升学，我只能在家帮助抱小孩，做些小饭店的杂务。

后来，陈云曾在莫斯科获副教授职称，但每逢填写各种登记表，“文化程度”一栏里，陈云总是工整地写上“小学”二字。他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1919年秋，张行恭作为班主任到毕业生家中走访，却发现“独其最优秀的廖陈云同学，株守在家”，不禁大感可惜。

张禧回忆：“我的外祖父，非常地喜欢陈云，就觉得这么好一个学生，这么样就浪费掉了很可惜。我外祖父就跟他的舅父说，我自己经济也很困难，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资助陈云上学，那么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一个弟弟叫张子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他现在已经进商务印书馆十年，当了文具仪器柜主任，那么我想，我只有托到他，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帮忙。于是回来以后，就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就是他弟弟那里。”

事如人愿，一个月后接到回信，让陈云立刻动身前去应聘。在1919年12月8日清冷的晨光中，陈云乘一叶小舟离开了当时属于江苏省青浦县的练塘小镇，跟随张行恭来到了远东第一都市———上海。他跨进位于今河南中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在这里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开拓了一片全新的人生境界。对于恩师的感情，由此变得更加强烈。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对师生的联系中断了。

张禧说：“到了1927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们的地下党暴露了，陈云就事先离开了，所以国民党没有抓住他。他离开上海以后，我的外祖父跟他就失去了联系，只知道陈云失踪了。”

国难日紧，抗战爆发。1944年，张行恭逃难到了重庆，却意外收获了陈云的消息。

当时的心情，张行恭曾这样向张禧描述：

我走到马路上面，看到一个报摊，在卖个杂志。杂志上面写商务印书馆出了两个财政部长，一个财政部长是总经理王云五，一个财政部长是延安的中共苏区的财政部长，叫廖陈云。我一看这个标题，喜出望外，马上把这个杂志买了下来。买下来一看里面的内容，讲得蛮清楚的，廖陈云当了苏区的财政部长。我心里很高兴，失去联系已经一二十年，廖陈云还在，原来参加革命去了，到了延安了。

17年未见，在张行恭的心目中，浮现出的也许还是当年那个谦恭、好学的聪颖少年。然而，此时的陈云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早已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1948年11月初，陈云担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托商务印书馆沈阳分馆的同志向上海总馆转致对张行恭、张子宏两位先生的问候。张行恭得知后，马上给他去信，事后陈云给老师回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我衷心感谢先生您和子宏先生，因为你们帮我离开练塘，进入商务，在那里使我有可能走向革命的方向。”

1951年12月初，陈云因公到上海，他邀请张行恭、张子宏、张子孚三兄弟到他的住处畅叙别情。后来，陈云多次到上海，只要有空，他总要到四川北路张行恭住所看望。一次，陈云打破了“不吃请，也不请吃”的惯例，专门邀请张行恭和张行恭的大女婿、土木工程专家张佐周等人到兴国路招待所一起吃饭。席间，陈云拉着张老师的手，深情地说：“没有您先生，就没有我今天。”

这份师生之情，既是深厚的，也是纯洁的。1958年，张行恭唯一的儿子张维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医学院工作，陈云在1953年还专门见过张维明，张行恭思量再三，写信给陈云希望能调儿子到近一点的地区工作。但是，陈云回信予以婉拒。

张维明回忆说：

后来陈云同志给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信上面写道：这个事情，你真有这个需要，可以通过组织，组织给你调回来就可以，你有这个困难，我不便于直接安排，应该自己有什么要求通过组织安排。

这封回信内容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但还是得到了张行恭一家人的理解。

张维明说：“我们觉得他很坚持原则，老师该尊敬要尊敬，该有原则还是要讲原则。所以后来我们就再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要求，我们就安心地在那儿了。”

张行恭于1964年因病去世，陈云发唁电深表哀痛。不久，师母也因病卧床。陈云得知后，托人到老师家中转达问候。

在张行恭夫妇晚年一直陪伴身边的张禧说：“陈云一直放在心上，我外公去世了以后，我外祖母怎么样，有的时候，逢年过节，也寄一点钱给她作为生活费。对于我的外祖母，陈云称作是师母。”

师母去世后，陈云连夜发出唁电，并以学生的名义送了花圈，为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