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国门,弥补盲区
2014年至2017年我连续参加了四届世界互联网乌镇峰会,习主席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
党的十九大召开,媒体评价说习主席站在世界地图前,向世界发出了中国走进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以世界为参照系,以中国为坐标点,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目标高度统一起来的纲领。
没有哪个政党和国家能够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自己的党章和宪法,但是要落实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实现这个梦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难题,而且有着外部的怀疑目光和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宁左勿右”的干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一个说法:“贫穷就要挨饿,落后就要挨打,崛起就要挨骂。”习主席深深地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今天就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一个大国要想和平崛起,必然要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够和平崛起。让世界不会因为中国的强大而感到威胁。我们在思考,如何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说到底就是冷战思维、丛林法则、零和博弈。
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15岁当兵,在将近60岁的时候退休,过去一直以一个军人的视角研究网络战问题。今天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依然还要继续研究网络战问题,这个不能回避。这个世界不安宁,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威胁和挑战,要继续研究。
但是同时我们更要从新时代、新思维、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研究如何化解冲突、遏制战争,构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所以当习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提出后,我们应该如何出点实招和实策以及提供正确的路径选择,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一些问题。
2015年我首次去华盛顿参加二轨对话,当时戴维斯担任美国国防部网络事务安全部长帮办一职,他听说我去了,专门安排了会谈之后去五角大楼参观的环节。当我们一行赶到五角大楼时,他已等候我们一段时间。见面他第一句话说:你的背景我知道,你对这类问题研究很深,今天你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有些问题我也认同。他很坦率地说了这么几句话。我本来想问他:我今天的发言是不是过于直接?因为我是第一次跟美国人、跟我原来所研究的对手进行对话,我是非常谨慎的。一天半的会谈,我前面一句话没说,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综述性的发言,质问美国现在在网络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冷战思维、丛林法则、动网就动武等(包括绝对安全)这一切在方法上是否可行、效果上是否可控、思维上是否可取。我在发言时特别提到“9·11”事件,并以此说明绝对安全的错误思维导致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讲这个的时候,我还犹豫了,这是他们最大的痛点,我说这个,会不会把他激怒)。我问他:什么问题认同?他说:比如以绝对控制为前提的绝对安全观,我们绝对做不到(包括斯诺登事件),我赞同你的观点。
他陪同我们参观了五角大楼,他领我们到鲜花店、邮局等地方,还领我们到“9·11”被撞击的角落。五角大楼两个角被撞,一个角有一个橱窗,展示着二十几位阵亡的中将、少将、文职人员的照片,这实际上在向我解释说“9·11”是他们刻骨铭心的痛,这一事件让他们在安全策略上宁可过度反应也绝不掉以轻心,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给我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
走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礼物,同时还有一封信,信完全是手写的(开完会,我们就过来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的)。还有一个小礼物,是他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五角大楼平面图,因为五角大楼太大了,每个办公室干什么必须现查现找,这是他平时使用的东西,用得已经磨出毛边了。后来我就想,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处事方式确实不同,如果是我的话,关系再好,我也不能把八一大楼的平面图送给他。
我看出来,他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他要是对你表示友好、表示真诚的话,就敢这么做。那次回去,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他说:“我感谢你能够参加二轨对话,也感谢你在五角大楼接受我的宴请,我知道你已经退休,但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联系,帮助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提高战略稳定性,增加透明度,减少误判的风险,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我觉得这段话写得也很真诚。
从这件事我想到,一定要接触,一定要沟通,沟通是化解分歧、增强互信的金钥匙,如果按过去的冷战思维,不接触,只能打肚皮官司,越想越冷,越想越对抗,甚至阴谋论都出来了。其实,不管会上还是会下,很多东西可以沟通、交流,有些东西是有共识的,我们要有耐心。
2016年5月,在挪威举行了中欧二轨对话。这次中欧二轨对话,是我印象最深、收获最大、感触最多的一次,因为这次中欧对话面对的是十几个欧洲国家,这么多的国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很多都是相通的,对我们的一些质疑让我感到,他们跟美国对中国、对中国互联网政策等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这次对话以后,对于中美俄欧四大国家(地区)在网络空间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我基本上没有盲区了。所以那次归来以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应该尽快以客观、公正、完整、辩证的视角,来构建关于以网络主权为代表的系列问题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不仅只能从主权国家这个视角出发,还应该扩展到国际和国民视角,多方面兼顾考虑和阐述网络主权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网络主权植根于科学的互联网时代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
第二,我觉得中国确实应该尽快考虑建立一套能够通融中外话语体系的表达框架,根据受众的接受习惯来开展适应受众的一种传播,开展媒介的国际合作,特别是要开拓一个共同的话语空间,改善原来传统的传播效果,能够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防止鸡同鸭讲。这就是建立话语体系。
第三,在论述上,中国还应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口径的论述框架。我们在提升应有的透明度上要加强对策研究,如果在一个全球一网、全球共治的时代,一个已经走上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一个要求有更多话语权的大国,总是把自己捂得太严、包得太紧,很多事情甚至于在地球人都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还打死不说,抱定这么一种态度的话,怎么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应有的理解和信任,怎么可能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和引导舆论的主动权,要命的是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对手增加一些穷追猛打的口实,而且也会让一些并非恶意的朋友(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说我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怕你们强大,我们希望你们强大)由于一些不透明的事情,而产生猜测和议论。这样做不仅把更多的中立方推向了对立面,而且会使自己的发展受到束缚,这个事情值得我们警醒。这是我参加中欧二轨对话后最大的收获。
正因为有了前面这些场景的刺激、这些问题的碰撞,所以2016年我决定在互联网安全大会(ISC)上举办一个观潮论坛。这个观潮论坛,当时请到了中美俄欧各国(地区)相关人员参加。因为第一次办观潮国际论坛,是一次尝试,无法邀请太多国家,于是先把四个大国有关的一些专家、学者请来了。在那次观潮论坛上,我第一次试水性做了《三视角下网络主权的对立统一》这样一个主题演讲。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戴维斯将军、俄罗斯丹尼斯联盟主席都进行了同台演讲。通过第一次试水,三视角下网络主权的理论得到了认同——“网络空间治理求同存异、中国声音渐获国际认同”,他们给予了积极和正面评价,这是让我比较欣慰的地方。这个理论还是粗犷的方法论层面的框架,如果构建一座大厦,还需要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精英学者、党政军企民一块儿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