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征
在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要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我们现在的理论自信跟得上吗?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四个特征:第一,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第二,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机制。第三,有为政府引导市场经济运行。第四,国有资本包容其他资本的现代公司制度。
我始终强调公有制要和市场经济结合。公有制能跟市场经济结合吗?就跟人们对“国有企业能跟市场经济结合吗”怀有疑问一样。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不能丢。市场经济如何实现?发展市场经济,产权多元化怎么实现?有些国家实行私有化,将国有企业也进行私有化,可是中国从十六大开始明确创造出了公有制内部多元化的创举,实现了“从1到365”的飞跃。我们现在理论上有365个国资委,一个中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加上我国有将近300个地级市,文件规定这些地方都可以设立国资委。
对于第三个特征有为政府引导市场经济运行,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简政放权”。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轻审批、重发展战略规划:轻事前审批,重视事中、事后监管。在政府机构改革当中,已经涉及国资问题,中国国资改革的关键是对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是对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进行大规模改革。
西方国家的政府只承担一种角色——裁判员,而中国的政府角色则是双重身份,既要扮演裁判员,又要扮演教练员。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需要有税收制度、公共预算制度、裁判员队伍、裁判规则,不管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比赛中都会受到裁判员的公正对待。但是中国的政府又不一样,中国实行“国家队体制”,美国是“职业队体制”。中国国家队的教练是谁?目前只能是政府,所以中国的政府还承担着教练员的功能。美国在跟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经常对国有企业的属性产生争议,美国认为所有传统的国企都是政府序列,而中国认为国企属于企业。
国资改革还是国企改革,一字之差,奥妙无穷。我们常常改国企,从政府改为企业,这个方向是政企的分离和资企的合一。但是资本的所有者必须跟企业去合一,我们搞《公司法》,哪个国家的《公司法》不谈股东呢?谁能说股东不是公司的一部分呢?
在扮演裁判员这个角色上,中国政府跟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要提供司法服务、工商服务、金融服务等,用以维护赛场公平。但是中国的政府还有教练员的功能,教练员的功能是不是由政府承担?国资委的定位是国务院任命的非政府序列的特设机构,教练员队伍就是这300多个国资委,如果把教练员功能放在不同的部门,就会产生混乱,障碍、误区必须扫除,这是我们的过渡模式。
实际上中国设立国资委是世界银行的专家给我们提的建议,中国在1988年成立了国资局。过去工业部、纺织部、轻工部等下面有各工业局,局下面是行政性公司,行政性公司下面才是企业。那时的行政性公司就是行政机关,企业叫工厂,都按照计划生产。
在改革实践中发现,如果想要使经济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必须搞股份制,这样就必然涉及资本的问题。既有经济存量都是国有的情况下怎么改革?我们在当时改革措施不配套的情况下,采取存量不动、增量募集的方式成功实现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出现了股权分置的现象。所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从“独一股”到“一股独大”,发展到现在股份制已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形式。如果像俄罗斯那样,采取极端的改革措施,实行所谓的全盘私有化,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会步俄罗斯后尘,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中国改革成功在哪里?成功在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改革方法论。
1988年时,中国政府意识到裁判员跟教练员不能由同一个部门扮演。裁判职能由公共管理部门担任,负责预算工作;国资委从国务院中剥离出来,归到全国人大领导。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有资本由政府代表全民来管理。可是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被否掉了,认为容易搞三权分立。
插句题外话,怎么理解国资委归哪里这个话题,用不用纠结国资委是否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到了人大,起码纳税人跟全民的关系就容易说清楚,至少是教练员,不是在裁判员那个圈里的。现在都是财政部给国家队做预算,当然会被人认为是补贴。所以目标模式就在这里,但是这个模式出于政治改革的考虑,从1989年提出直到今天,都是敏感的话题。
对于第四个特征国有资本包容其他资本的现代公司制度,市场经济已步入资本经济时期,人们也许会否认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但谁能否认资本跟市场经济的结合?国资委从十六大开始第二次重生,现在十九大都已经胜利闭幕了,国资委重现中国的改革舞台,已经不是局级单位了,是国资委了。
2002年我是《国资法》的主要起草人员,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国资委是一个临时性机构,当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使命完成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我之所以提到国资委的前途跟命运,是因为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的改革不再提做大国有企业,而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很难与市场经济兼容,但是国有资本却可以跟现代公司一样遵守《公司法》。所以一字之差,奥妙无穷。
市场经济环境里,我们公认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那么接下来重要的就是塑造微观市场的载体。而微观载体我们有信心,因为法人所有制的现代公司已经是世界发达市场经济普遍的发展方向,它的治理者是职业经理人,劳动真正在统治资本了。西方国家现在颠倒了,都是资本寻找保护,核心就是制约高级劳动力,保护资本所有人。我在1986年,就意识到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法人所有权问题就是公司制度的哥德巴赫猜想。
国有资本跟现代公司融为一体,这就是中国模式。
股份战胜独资,法人所有取代自然人所有是必然趋势。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资本和现代公司制度如何融合,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股独大的控股,跟西方的高度分散不同,两种背景下治理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法人所有制能把资本主义推向新阶段,也必然能够创造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辉煌。以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为方向,摸索公有制和市场的结合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