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着想
——巴金与我的藏书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长的，因此喜欢藏书。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1949年前，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居然有一箱藏书。1949年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一解放，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我于是成了80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

20世纪50年代，从零开始，我又买书。这时，除文艺书籍外，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1955年5月，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路经重庆，打电话找到我。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谈得很愉快。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你喜欢读书，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我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

从此，巴老常寄书给我。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例如《契诃夫小说选》，三十几本，他基本上为我找全。60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他即主动寄给我，当时我在辽宁参加“四清”。许多同志表示羡慕，排队向我借阅。由于书价低，我经常也买书，在藏书上逐渐“先富起来”。

196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大小共六七间屋子，许多书柜和书架，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即。

“文革”一开始，我和巴老都在异地受审，在1972年才重新取得联系。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开始向巴老要书。当时，巴老的书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克里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我都写信感谢。1967年1月20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寄点书给你，算不上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我的书房还没有启封……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给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经常患眼病，1975年住院治疗几个月。巴老很关心，来信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你的眼睛、你的身体，你要注意，为了更好地工作。”稍好一点，我闲不住，又想看书。不久，巴老寄了一套旧版本《镜花缘》给我，并在信上说：“《镜花缘》找全了，这是大字本，看起来方便些。”当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镜花缘》时，深感巴老在这些细小的问题上都能为人着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恢复名誉，存款也解冻。当时我一年要去上海两次，每次去一般都要与巴老谈到深夜。有一次长谈快结束时，巴老问我：“你一年要花多少钱买书？”

我无法细算，仅估计了一下，说：“大约三百元。”

他说：“你把发票留着，定期到我这儿来报销。”

我对巴老的关切十分感动，但思想上极为矛盾。经过短时间的思考，我回答说：“按我和你的关系和感情，你给我什么我都愿意接受，但你最好不给我钱。因为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与你接触是为了向你要钱。”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确有个别人因为巴老爱帮助人，便随意向巴老要钱。

巴老理解人尊重人，立即说：“好，我还是送书给你。”

为了藏书，我有时也向十二孃和小幺爸要书，巴老却说：“你不要向小幺爸要书，他还有三个女儿，应该留给她们读。”我听了感到很惭愧，为什么我没有为人着想呢？我把巴老的提醒当批评，举一反三，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巴老有很大的差距。

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常向巴老要书。有一次在上海，心直口快的九姑妈批评我：“老五，你光晓得向四爸要书，他年纪这么大了，要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提着书从武康路到淮海路邮局去寄。他受得了吗？”

我接受了九姑妈的批评，从此没有写信向巴老要书。按照巴老的意见，改为我到上海时自己把书带回。以后去上海的时间少了，巴老给我的书一般请我的外甥李舒带给我。有一次巴老来信说：“画册给你留一本在这里。李舒带的东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负担。”由此可见巴老处处为人着想。

巴老戏称我为“藏书家”，有些版本好的书，他特别要送给我。在我的藏书中，有价值的书大多是巴老送的。这些年每看见自己的藏书，既感到巴老对我的爱，又想起九姑妈的批评。我仿佛看见若干年前，七十高龄的巴老忙着为我找书、包书、写封皮，然后一个人提着书到邮局去寄。我现在还不到七十，多做一点事、多走一点路就感到累，而巴老当时的年龄比我现在还大。我怎么那样不懂事，不为人着想？问心有愧。

巴老常说他欠了债，要还清。我欠了巴老的债，也要一笔笔地清偿。

1998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