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

“我要争取活到九十岁！”

十九年前，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多次对我这样说。

当时巴老七十二岁，身体健康。我立即表示：“没有问题！”

一算，到九十岁还有十八年，比两个“抗战八年”的时间还多，似乎很遥远。

然而，时间流逝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去年巴老已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华诞。

巴老一贯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他表示要争取活到九十岁，完全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一生热爱的祖国和人民。80年代初期巴老曾开玩笑对我说过：“等我把事办完以后，就休息，安安静静地看武侠小说。”但我从来没听说也没有看见他把事情办完。直到今年6月6日，巴老一见我就表示他最不放心的是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巴老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人各有志，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开人间。

巴老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

从1977年到现在，巴老写了八十多万字。历时七年多写完的《随想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一读的书”。《创作回忆录》展示了他的心扉，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他过去的创作。先后编选了《巴金选集》（十卷本）、《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和其他一些选集和选本。

巴老把自己比作春蚕，他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有一段时间，巴老的社会活动很多。参加会议，接受许多采访和拜访，出国访问……不能不对创作有所影响。以致巴老在写作时一听到门铃声，常常“胆战心惊”。

作家主要靠作品与读者联系，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名字经常见报，也不是靠坐主席台、签名题字来生活。这是巴老一贯的主张，他自己身体力行，还劝勉他的朋友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

1979年冬天我到上海，巴老把他新写的《大镜子》给我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人说巴老“焕发了青春”，他相信了，甚至曾幻想“返老还童”。可是书房里的大镜子对他讲了真话，哪里有什么“青春”？像做了一场“大梦”醒来，巴老深深地感到“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总得留下一点东西”。他同时呼吁：“请让我安静，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

我被巴老真挚的心所感动。得到巴老同意后，我把《大镜子》介绍给《四川文学》刊登。我尽可能不介绍人去麻烦巴老。有一次，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贾唯英到了上海，她一贯崇拜巴老，很希望我介绍她去看望巴老。我把《大镜子》寄给她，她看后放弃了这个愿望。从此我对巴老书房里的大镜子有了感情，我曾请巴老站在大镜子旁边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非常有意义的照片，我将长期保存。

第二年我有机会陪巴老在家里庭园散步。我问他《大镜子》刊出以后，情况是否好一些。

“社会活动减少了一些，”巴老笑着说，“但来找我的仍然很多。有的人甚至读了这篇文章，专门赶来看我。”

我和巴老经常通信。他认为我是“短柬勤寄”，并开玩笑说：“我要向李致学习，写短信。”可是从1980年起，我发现巴老的字越写越小，我问巴老为什么。他说：“没有办法，手放不开。”几年以后才知道，巴老患了帕金森病，也就是巴老的儿子小棠戏称的“巴金生的病”。

帕金森病直接影响巴老的创作。每当巴老提笔写文章时，笔重似千斤，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这对“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巴老一贯把读者奉为“衣食父母”，从读者身上汲取营养和力量。写字困难妨碍巴老和读者联系，他一再向读者表示歉意。

1982年11月7日，巴老在书房跌了一跤，左股骨粗隆间骨折，住进华东医院。一个月前，我曾介绍四川电视台去上海拍摄电视片《奔腾的激流——作家巴金》。虽然事先讲好每次拍摄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毕竟增加了巴老的劳累。我感到内疚，责备自己并没有真正了解《大镜子》这篇文章的精神，不自觉地加入了“抢救”材料，为巴老“树碑立传”的行列。十几天后赶到华东医院，我握着巴老的手，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摔跤是我自己不小心，与你无关！”巴老反过来安慰我，“你不要有负担！”

我心里热乎乎的，但眼睛却润湿了！

巴老喜欢吃家乡的花生酥，我给他带了几盒。巴老可能要减轻我的思想负担，好几次吃的时候都说：“看在李致的面上，我再吃一个。”

巴老这一次住院超过半年。

医院采取牵引的办法治疗。两个月的“牵引”使巴老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尽管巴老开玩笑说“这下知道‘永世不许翻身’的痛苦了”，但这毕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起初巴老在病房最怕夜晚，“一怕噩梦，二怕失眠”，以后情况逐渐好转。有一件事却使巴老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从此，巴老得长期和疾病做斗争。

巴老主张说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被誉为“20世纪的良心”。但世界是复杂的，难免没有人叽叽喳喳。十几年前香港有人不满巴老谴责“四人帮”，怂恿几个大学生大骂《随想录》；后来内地也有人转弯抹角地批判“说真话”。但这种干扰并不能动摇巴老的信念。他说：“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

广大读者热爱巴老的作品，敬仰巴老的人品。巴老并不喜欢过生日，有时甚至要“躲生”。但每年一到巴老的生日，祝贺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武康路，除了对巴老表示敬意，都真诚地祝巴老健康长寿。这种盛况，我目睹过几次。

1991年11月我到上海贺巴老八十八岁寿辰。前后几天，来祝贺的人之多，几乎使我和巴老没有足够的时间交谈，即使有点空隙，我也不敢再去劳累他老人家。

想不到巴老却主动对我说：“大家都祝我健康长寿，这当然很好！但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巴老的话，既使我感动，又使我震撼。巴老真是春蚕，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但我不完全赞成巴老的话。我说：“您也不能要求过高。任何人都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不能说人老了，不能工作了，健康长寿就没有意义了。您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老没有反对我的意见，但也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后来话题又转到我年过六十，已离开第一线的工作。巴老突然笑着说：“我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巴老说这话，意在鼓励我应在不同的岗位，努力为人民工作。

去年巴老生日，我打电话祝贺。但巴老不在家，巴老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以及小棠都不在家。为什么？我着急了！九姑妈告诉我，巴老上身痛，几天没睡好觉，到医院检查去了。第二天在电话里找到小棠，他说巴老因老年骨质疏松造成胸椎骨折，已住华东医院治疗。医生说起码要在床上平躺两个月。我知道，这意味着巴老又得与病魔做一场艰苦的斗争。

经过医院精心地治疗和护理以及子女细心的日夜照顾，巴老的胸椎骨接好了。我因老伴生病，一时不能去看望，就靠电话联系。今年6月我女儿从加拿大回来，在她的支持下，我到杭州去陪了巴老三天半。

巴老一贯乐观，但也有苦恼，担心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再为人民工作。我又想起他在1991年对我说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能工作，健康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大家都主张您现在要把健康摆在首位，也就是健康第一。只要您健康，对广大读者和众多亲友，就是鼓舞和力量！”并再次向巴老陈述了我当时的看法。

“是呀！”巴老说，“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很大的鼓舞！”

用时髦的语言来说，能和巴老取得这样的“共识”，我由衷感到高兴。当我离开杭州巴老住处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以前我们分别时一般只是握手。

更令人高兴的是，巴老的健康情况有进步，半年来又写了五篇短文。重似千斤的笔，又被颤抖的手移动了。什么力量支持巴老成为“举重”能手？只能是巴老那一颗永远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心！

巴老的九十二华诞即将来临。我忘不了和巴老的拥抱，我身上还能感受到他的体温。这既平凡又伟大的春蚕的体温，会净化我的心灵，教我做人作文。

1995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