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巴金二三事

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的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我没有才华、没有学问、没有本领，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善良的心。

——摘自巴金给李致的信

五十多年来，巴老给了我很多教育。去年夏天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他与我谈心，第一句话就是：“人各有志，但最要紧的是做好人！”这里所记的几件事，对我既是言教又是身教。

反对用巴金的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开始在四川出书。从出第一本书起，他就宣布不要稿酬（以后又包括萧珊的译著）。当时向巴老要书的人很多，样书不够，他就出钱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从上海寄钱来付费。

留在出版社的稿费怎么办？

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讨论了这个问题。多数同志主张用巴金的名义设立奖金。我知道巴老不会同意，所以在转达这个意见的同时，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某些有困难的作者。不久，巴老回信说：“稿费问题就照你所说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出版社党委尊重巴老的意见，没有设立以巴金命名的奖金；以后把这部分稿费转给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

巴老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

1994年1月1日，巴老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写信，再次表明对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基金会”和设立“文学奖”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前不久，一个海外华人组织与我联系，他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设立巴金文学奖，以奖励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华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巴老一贯不赞成用他的名字设立奖金，我不愿为这件事去麻烦他老人家。

不赞成恢复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

这座院子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四代人，人称“四世同堂”。

巴老诞生在这里。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巴老十九岁时，他和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出卖了。

巴老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和腐朽，他年轻的心备受煎熬。二十七岁的时候，巴老满怀悲愤地控诉，写出了《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以后又写了《春》和《秋》。

巴老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国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有些时候找到我。尽管我做了解释，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些朋友还是坚持要去正通顺街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有的还对没有保留巴老的故居表示遗憾。省作家协会面临的压力更大。

1985年省作协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同志积极支持。经省委同意，建立了一个筹备小组。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他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说实在的，对巴金故居，我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从在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这个角度来考虑，能恢复故居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去过若干国家，多数国家都注意保存著名作家的故居。但我是巴老的亲属，明知他不赞成，当然不愿做违反他心愿的事。

由于存在各种困难，加上我不积极，恢复巴老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很不放心。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

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当月21日的信。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巴老1987年10月回成都，到故居参观。当时，原来的住房都没有了。从故居出来，大家陪巴老去看街旁的双眼井。巴老由人扶着，满怀深情地站在井旁，弯着腰望井底。时代不断地变化，双眼井是历史的见证。我不禁想起巴老给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

把好不做“名人”这个关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日记原稿。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外甥李舒给我带来巴老的信：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回想起来，我当初想得太简单。《鲁迅日记》是在鲁迅逝世后多年出版的，他在世时也可能不同意。巴老同意把他的日记编入全集，仅仅是为了“对少数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但他反对“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特别是巴老强调“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使我深感自己对巴老的理解还很不够。惭愧之余，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一年以后，即1992年9月15日（当时我暂住美国），巴老在《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的《代跋》中又提到这个过程：

在这之前，四川的出版社曾向我组稿，要求单印我的日记，我答应了李致，后来忽然想起我写的日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备忘录，明明是为自己服务的，并无出版单行本的必要，便通知李致收回了诺言。

对人对己

巴老年高且身体不好，又有繁重的写作计划。他怕干扰，我们也不愿干扰他。但许多人都想看看巴老，或请他写文章、题字，或为他拍照、摄像。遇到这些要求，我总是加以解释，希望得到谅解。

但有时也有例外。

1991年秋，时任成都市第二中学校长张珍健同志来到我家。他是巴老的读者，十分崇敬巴老的作品和人品。为迎接“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他用了半年时间把巴老作品的书名刻成五十六方印章，并请艾芜老人题签。他希望我为他介绍，以便他到上海把这些印章送给巴老。

珍健同志幼时患骨结核双腿致残，一生拄着双拐。看见他诚恳的态度和辛苦的劳动，我委实被感动，也犹豫了。我向他说明了巴老的近况，试图寻找一个折中方案：我去信征求巴老的意见，能否用十五分钟时间会见他。珍健同志表示同意，愿意静候佳音。

不久巴老即回了信：

张珍健同志要送我七十多个印章 ，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不愿意举行一种接受的仪式，让人们谈论、看热闹，也不愿意让他把印章送到上海亲手交给我，只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这样做，我仍然感到很吃力，而且显得不近人情。总之烦你告诉张同志，不要来上海送印章，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看由慧园 代收，不好吗？将来还可以在慧园展览。

读完信，我感到自己考虑很不周到。我虽然没有建议举行“接受的仪式”，但的确没有想到“为了一刻钟的会见”，让珍健同志专程到上海“显得不近人情”。我当然得尊重巴老的意见，便给珍健同志打了电话，委婉地作了解释，请他谅解。

我1992年春去美国探亲，在波特兰住了八个多月。1993年回到成都，偶然在《读书人》杂志上看到珍健同志的文章《巴金访问记》。原来珍健同志已在1992年秋到上海看望了巴老。当时，我外甥李舒（他为巴老做秘书工作）为珍健同志开了门。巴老收到《印谱》以后，既高兴又谦虚地说：“你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和功夫，我过去那些书都是乱写的，没有多大意思。”巴老和珍健同志交谈了五十多分钟，送了一部“激流三部曲”给他，并题字签名。临别的时候，八十七岁高龄且举步维艰的巴老，坚持把珍健同志送到大门外。珍健同志一再请巴老留步，巴老却说：“你不远千里专程来访，我送送你是应该的。”

巴老就是这样对人对己的。

199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