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进化中的发明创造只是旧元素的重新组合吗？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复杂且和谐的有机体。据说，生物的每一个部分都会为了整体获得最大利益而同心协力。这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事实：每一个元素都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有机体，如果将这些小的有机体看作是整体有机体生命的一部分，或者前者从属于后者，那么外部目的性原则便是成立的。因此，内部目的性的思想是不攻自破的。

于是，我们认为有机体是由多个组织构成的，每一个组织都为其自身而活着，甚至就连构成这些组织的细胞也是独立存在的，为自身而活的。严格来说，如果个体的构成元素将自身归属于该个体，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把它们看作是个体，只能将有机体这个名称赋予该个体了。在这里，我们只能分辨出外部目的性。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元素都具有一定的自治性。例如，噬菌细胞可以独立发展，甚至会攻击滋养它的有机体；胚芽细胞除去体壁细胞可以独立拥有自己的生命；在再生现象中，一个元素或部分元素若能显示出超越其自身的特性，也可以被看作是整体的等价物。

在这里，我们的理论还存在着一些活力论的障碍。我们不应该责备这些理论，也不应该以问题来回答问题。活力原则或许解释不了我们的问题，但它能为我们展示自身的无知；当机械论让我们忽略自身的物质时，它便能站出来提醒我们。

但是，想要清楚地表达活力论的观点并不容易，比如用以下的事实来表达它的观点：自然界中不存在绝对的外部目的性和纯粹的个体性。个体的组成元素也具有一定的个体性，如果个体遵循自己的活力原则，那么其组成元素也需遵循这种原则。然而，个体自身并没有完全的独立性，或者说它的独立性是不够充分的，其独立性不能让它完全脱离其他物体而存活。同样，个体的独立性也不足以让我们赋予其“活力原则”。

世界上所有有机体之中，最具有个体性的有机生物是高级脊椎动物。一般情况下，高级脊椎动物都是由卵子和精子结合发育而成的。卵子由母体提供，精子由父体提供，卵子与精子结合后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发育成胚胎，最后胚胎生长成新的高级脊椎动物。受精卵是母体和父体的连接环节，新的高级脊椎动物同时具备父母双方的部分性质。

充分考虑这一点，我们便能懂得：每一个有机体包括人的有机体都是由父母的联合体发育而成。就这一点而言，个体的活力原则究竟是从哪里开始，又是在哪里结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过去，直到与个体最遥远的祖先相遇。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单一个体与它的祖先是相一致的，或者说它与祖先细胞的原生质的一小块相一致。由此，我们能够猜想：细胞原生质也许是生命系谱这棵大树的根本。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个体不仅与其祖先相一致，也与其祖先的分支后代相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说个体与生物的整体是相联合的，这种连接的纽带虽然不可见，却是真实存在的。由此可见，如果只将目的性规定在生物个体性上是没有作用的。

如果生命世界确实存在某种目的性，那么这种目的性便包括所有个体的全部生命。显然，每一个体都拥有这种呈现许多裂缝的生命，或者说呈现出许多不连贯性的生命。但是，无论怎样，这一生命都不可能用数学来计算，也无法允许任何生物被个体化到一定程度。不过，这一生命不管如何不连贯，它毕竟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对此，我们可以彻底否定目的性，也可以提出另外一种假说。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即这种不连贯的生命最终将有机体的构成部分与其本身协调了起来，同时又将每个生物与整个生物群体协调了起来。但我们必须在彻底否定目的性和另外提出一种假说之间做一个选择。

为了将目的性彻底粉碎，不让它更容易被人接受。我们需要彻底否定这一假定，即生命都拥有固有的目的性的假定。如果对这一假定不做否定，那么我们就必须处理这一假定，处理这种目的性与彻底粉碎它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激进目的论的错误与激进机械论的错误一样，它扩大了人类智力中那些天然概念的应用规模。最开始，我们只会为了行动而思考。那时，对我们而言，行动是某种模型，而我们自身则是指导这一模型生成的设计师。我们会将所有的智力注入所设计的模型之中，并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自豪。如果一种行动已经成为必然，那么过多的沉思便是奢侈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为了更好地行动，我们需要从策划一个目的开始。于是，在行动之前，我们一般会先拟定一个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制定完成计划的相关细节。我们先完成第一步，然后才能以此为依据来进行第二步操作，接着以此类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想方设法从过去的经验中吸收一些相同的东西，之后才能凭借它们预测未来。因此，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都必须利用因果规律。

我们的因果性思维越是敏锐，其数学因果性的形式就会越加明显。思维的规划要想变得具有更严格的必然性，就需要更多的数学依据。因此，我们只有沿着我们思维的倾向前进，就能拥有数学家的敏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人脑天然的数学倾向只是我们意识在顺从习惯时所构建的一种无意识框架而已。这种无意识框架略显僵硬，而这种习惯却有着自己的目的。这一思维习惯的目的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者是指导与重构模式相结合的运动。

我们不仅是天生的几何学家，也是天生的艺匠。我们之所以是天生的几何学家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天生的艺匠。因此，人类的智力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为了满足行动的需要一点一点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指导我们的行动，智力会同时进行多种运动，比如它会进行规划和计算，适时调整实现目的的手段，设想多种不同的集合形式等等。我们的思维趋向不同，对自然的看法也会不同。有人将自然比作一台庞大而系统的机械，并认为这台机械始终都受制于数学规律；有人将自然比作一个计划的实现，它的每一步都是计划下的行动。这两种思维倾向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它们相互补充，且又同根同源，而其共同的根源则是生命的必然性。

如果以此为基础，可以看出激进目的论和激进机械论之间的许多观点是极为相近的。这两种学说都否定这样的观点：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可预测的创造形式。在对现实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机械论只关心重复的形式或相似的方面。因此，它受限于“同类相生”的自然规律。

我们越是去强调和凸显机械论中存在着的几何学，机械论本身就越是不会承认某些东西会被创造出来，即便是最纯粹形式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它也不会承认。因为我们都是天生的几何家，所以对那些不可预见的东西，我们是断然拒绝的。但是，也不尽然。有时候，我们又会接受这些东西。这是因为我们也是天生的艺匠。艺术的生命是被创造出来的，艺术是一种天性的自发，它也象征着一种潜在的信念。

但是，与过多的沉思一样，过多的进行无关利害的艺术是一种奢侈。我们很早以前便是艺匠，那时我们还没有成为艺术家。在早期的艺匠生涯中，一切制造都依赖于重复和相似性，无论这种制造如何粗糙都是如此。自然几何学是一切制造的支点，而一切制造所依赖的东西，即重复和相似性就像自然几何学一样。所有的制造依据的模型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早已准备好的，我们只要依照准备好的东西进行制造，或者说依照这一模型进行制造即可。

即使是所谓的发明创造，也只不过是一些旧元素的重新组合，我们依据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元素，而不是全新的元素。而且，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要遵循一个制造原理，即“同类相生”的原理。总而言之，运用目的论的原理就如同运用机械论中的因果关系，最终总会引导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东西都是已知的。由于这两种原理应对的是同一个需要，所以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