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谢高华：“世界超市”的缔造者

1982年之后，义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如果说义乌农民的勤劳是成就义乌神话的基础，那么，谢高华就是一手推动这个神话变成现实的人。正是因为他的“胆大包天”，才有后来叫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1982年4月，谢高华奉命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的落后远近闻名。

到任不久，一个名叫冯爱倩的小摊贩就在县委门口把他拦了下来，用义乌方言连珠炮似的发问，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冯爱倩是为“鸡毛换糖”一事来的，这种拿鸡毛与糖做交换的民间交易活动在义乌足有三百多年历史。由于当地资源匮乏，农闲时节，村民就挑起当地特产红糖，走乡串户换鸡毛。高档鸡毛可做工艺品，次品就用来肥地。有时候挑担里也会放些针头线脑，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鸡毛换糖”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屡次被当作“投机倒把”来打击。奇怪的是，小商小贩怎么也打不掉，赶不绝，还在廿三里乡、福田乡及县城等地自发形成了集市。只要“打投办”一来，摊贩们立刻一哄而散。

冯爱倩就是这样的小摊贩，她实在受不了被四处追赶，才决定找县委书记说理。谢高华决定亲自对此进行调查。

或许也正是源于她与“县太爷”的抗争，冯爱倩拿到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编号为001号的经营许可证，并且被誉为义乌小商市场的第一功臣。

很快，谢高华把这个问题抛到县委会议上，要求允许摊贩经营，并开放小商品市场。“我发现，这类民间交易活动满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对村民、集体和国家都有利，不应当被禁止。”谢老抽了口烟，陷入沉思，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当时，开放商品交易市场还没有先例，要冒政治风险。见同志们陷入沉默，谢高华动情地说：“寒冬腊月，我们在家里安稳过年，而那些商贩却在冰天雪地里忙碌，有的连鞋子都没得穿。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忍心吗？市场要尽快开放，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肯不要这顶‘乌纱帽’！”

1982年9月20日，义乌县委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通告》发出后，义东、稠城（县城所在地）两个市场率先开放，整个义乌沸腾了。摊贩们欣喜万分，奔走相告，甚至燃放鞭炮以示庆贺。“拿到许可证后，商品交易市场迅速扩张。原先只聚集在县城的稠城街，很快就扩展到县委大门口，有时候堵得连县委车辆都无法进出。”谢老回忆说，政策爆发的力量甚至令决策者都始料未及。

第二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在县城扩建一个摊棚式市场。场内全部是水泥地面，钢架玻璃瓦，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当年年底，义乌的市场摊户增加到1050个，日均交易人数为6000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

南船北马，熙熙攘攘，在这个偏僻县城竟然形成一个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商品交易的井喷式发展，给义乌人带来应接不暇的致富机会。在利润的吸引下，很多农民弃农经商，进入县城或走南闯北搞经营。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谢高华很快又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实际解除了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为义乌的“兴商建县”提供了动力。

在“四个允许”中，其中“允许多渠道竞争”，直接触动了国有企业的利益。一些人开始向上级写信反映，“谢高华是在义乌搞资本主义”。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让谢高华深切体会到国有企业“大锅饭”的弊端，更坚定了他引进竞争的决心。

“有一天，我批改文件的铅笔用完了，到门口的国营商店去买。”谢老回忆说，当时售货员正在店内看小说，头也不抬就说“卖完了”。“我一看，橱窗里就有一大把，随即质问她。售货员极不情愿，摸出一支扔在了柜台上。没过多久，这家大百货公司就在竞争中被小摊贩给冲垮了。”

多年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分析义乌。“在中国改革的前十多年，任何产业基础、政策扶持、人文素养乃至地理区位等客观条件，都无法与当地的改革创新意识相匹敌。往往，一个地区观念的解放与否，是它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唯一条件。”

两年多后，谢高华离开了义乌，但“兴商建县”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这趟改革列车也稳稳地开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