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王选：一个女人和日军细菌战的较量

她在日本或许比在中国有名。

1995年，王选参加由日本市民团体“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1998年，她成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代表180多名原告在法庭上陈述。

此后，她不断往来于日本和义乌调查、取证、开庭、败诉，再上诉，再取证、再开庭，一直到2007年，经历40多次开庭后，她代表的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才告一段落。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这样评价王选：“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1995年，王选43岁。如今她已年届六旬。青丝变成白发，眼角皱纹也多了一些，但她的目光依然矍铄，说话像机关枪，底气十足，走路做事都透出一股麻利。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快60岁了，他们说从背后看我还像个20岁的小姑娘。”王选笑着说，笑声很爽朗。

15年和“细菌战”打交道的经历，让她早已成为细菌战研究的专家。现在，她仍在进行着细菌战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一）童年记忆与细菌战结缘

王选已经被很多媒体塑造成一个百折不挠与日本人打官司的民族英雄。

“很多人非常功利，希望我跟日本人打官司，永远打下去，真正去做一件事情的人很少。”王选说到诉讼有些气愤。

“诉讼，诉讼，一说就是诉讼，其实更多的是诉讼背后的工作，调查、取证、研究……”她说她代表本村人的细菌战诉讼早在2007年已经结束，之后，她一直在进行细菌战历史的研究，其他受害者的官司应该由他们的后代来打。

王选与细菌战有着太多不可不说的故事。

1995年，三个浙江义乌细菌战受害者代表全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援助他们进行调查取证的是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

在日本工作的王选看到这则消息，激动了，是自己的家乡义乌，王选的童年记忆似乎近在咫尺。

她的叔叔就是死于日本人在义乌放的鼠疫病毒。当年，日本人放了鼠疫病毒，烧了大半个村子，王选的叔叔那时只有13岁，“他死的时候凄厉地嘶叫了一整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一团，变成了黑的”。

王选听父辈说，她的家族有8口人死于细菌战，义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而中国除新疆、西藏、青海三省（自治区）外，有20多个省市都受到过日本细菌战的攻击。

王选设法联系了日本该团体的成员，打电话要求参加他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这个责任。”

“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工作，只有我能把最难懂的义乌方言翻译成日语。”王选就这样和细菌战结下不解之缘。

（二）在官司中揭开日军细菌战黑幕

最初王选只是调查中的翻译，后来她接受了本村乡亲们的嘱托，“帮他们打官司”，成为原告团团长。她就像一根红线，将这些曾经是备受凌辱的受害者，现在是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的中国底层百姓拧成一股绳。

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浙江、湖南的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苏、美、中、日四国的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战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

“重要的是已经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揭开了日本细菌战的黑幕……这也是一种胜利。”王选说，“其实，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日本法院判决对国家责任认定了，对事实也认定了。”

王选既是一位对日诉讼的斗士，更是一位细菌战研究者。从43岁开始，她一直致力于细菌战历史的调查、研究，甚至是纪念碑、纪念馆的建设，配合相关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三）自己找赞助研究细菌战还要倒贴

让王选遗憾的是，关于细菌战的调查只是冰山一角，而且中日双方的亲历者都已渐渐死去，整理这段历史只留下不多的时间。同时，只靠民间力量调查复原基本不可能，需要国家用行政力量来推动。

“只有我一个人在弄，赞助也是我自己找来的，一个老板只支持我打官司，但对我们做的基础性的历史整理和保存，他不认同。”

王选曾几次向当地政府提出立项，对细菌战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但始终未启动。“如果给我一个稳定的科研环境，建一支队伍，我可以把所有整理的资料都捐给他们。”王选说，如果拍卖这些资料将价值连城，只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它们的价值。

她显然一直在为研究经费苦恼。

她说，当初要不是为了诉讼经费，她也不会去找赞助“受气”，发39℃的高烧，“现在都不愿意再回想那段经历”。

人手和经费一样短缺，目前，王选负责了山东大学和宁波大学的两个细菌战相关的项目研究，已经接近尾声。虽然是带领学生进行的调查，“但现在的学生要打工挣钱，没时间做这些”。

于是，在她过去完成的很多工作中，很多都来自家人的帮助。“弟媳妇帮我作图，我妹妹、我弟弟都帮我做事，可他们完全都没有报酬”。王选自己也是义务劳动，靠着老公的公司生活。

偶尔演讲的酬劳、史料部门给她收集资料的酬劳，在不同刊物发表文章的稿费都被她用作调查费，或者分给不同的人，帮她做表格的小青年、抗日老兵、细菌战受害者……自己几乎剩不下什么，大多数时候需要倒贴。

“我家里还有一箱发票。”王选笑笑，“只是我自己比较会咋呼的，让人家看到劳动的价值和付出，但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

（四）没要孩子，但对生活很满足

王选43岁，没有要孩子，一直到现在，她对此轻描淡写地说：“没有孩子，我觉得挺好的。有小孩了，诉讼和研究我哪里干得了。有的女人喜欢小孩，她们有耐心，就让她们去养。也许对我老公来说，不太好。”

43岁之前，王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插队下乡。32岁时到日本留学，本想学国际政治，但学了测试计量学，毕业后在日本打工做老师，“辛辛苦苦也就是混口饭吃”。

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总有一种要做点儿贡献尽社会责任的想法。这想法来源于她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我想人首先要健康地活着，因为我们享受了很多前人创造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也要创造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当然，你的创造要跟兴趣相关。”

王选在上海的家里时，有时间会每天去游泳，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从不看电视，却翻阅很多报纸。

她说，接下来，如果没有人愿意给她提供资金和科研队伍，她也不会奢求，“我还有很多整理工作要做，要给参与细菌战诉讼的人立传，这是我的历史责任。写完了，人生就圆满了。”她每写一篇文章要查阅一堆书，花几天时间，足见她作为知识分子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