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在国外的流传和研究
历史上,《考工记》被国外学者认识、学习和研究,首先是作为经学著作《周礼》的一部分,输入朝鲜半岛,东渡日本,译介欧美。借着经学的光环,《考工记》早就有了日本和朝鲜刊本。19世纪,西方有了《考工记》的法文译本。20世纪,日本和西方汉学界、科技史界研究《考工记》的著作次第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考工记》在科技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甚至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注意。21世纪,除《考工记》中文电子书外,法、英文电子书开始在西方学术界流传。然而,国外研究资料比较分散,《考工记》研究综述尚付阙如。笔者所知也不够全面,试作此文,希望识者不吝补正,以俾有助于《考工记》的进一步流传和研究。
一、《考工记》的东传
中华文化的东传,先是到达朝鲜半岛,然后再到日本列岛。在6世纪末开始的大约一千年的汉学时代中,日本以中国为师,不断地移植、吸收、传播中国文化和科技知识。自7世纪初起,日本朝廷开始派遣使团到隋唐,买求内外典籍。一直到9世纪末,先后由官方组织派遣了20多次遣隋、唐使团,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经典,经由文化交流管道,或曰“中日书籍之路”,传入日本列岛。唐朝有日本留学生,他们所用的教材及学习的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其中《周礼》的学制是两年。701年,日本制定《大宝律令》,次年全面施行。其《学令》规定郑玄注《周礼》十二卷为教材之一,“《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礼(记)》,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 平安时代日本公卿的读书讲习会,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经典是讲习的主要汉籍。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含《周礼》二卷,国内唐抄本早已失传,日本则藏有唐代写本《经典释文》。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辑有《唐钞本丛书》,1935年影印了第二集,其中有《经典释文》残卷(损坏第31页)。日本所藏《经典释文》唐抄本是存世的最早的含有大量《考工记》经注词语的文物,在《考工记》研究上也很有价值。
约自明代起,《周礼》有了日本开版本。其中有些又流进中国,如:《周礼注疏》六卷宽永(1624—1643)刊本,《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宽延二年(1749)皇都书肆大和屋伊兵卫刊本,《周礼注疏》文化(1804—1817)刊本等。至迟在18世纪,《考工记》研究开始从《周礼》中独立出来。井口文炳据其友人上野义刚遗著《三礼名物解》,撰成上野义刚著述、井口文炳订补的日文《考工记管籥》,由平安的唐本屋吉左卫门于宝历二年(1752)刻行,对《考工记》的用语、器物的用途、形状、尺寸引经据典详细解释(图一)。 乾隆二十年(1755)冬,戴震的《考工记图》在中国刊行,该书使戴震一举成名。1767年,唐本屋吉左卫门又刊行了上野义刚著、井口文炳订补的《考工记管籥》卷上、卷下,以及井口文炳所著《考工记管籥图》1卷、《考工记管籥续编》1卷、《考工记管籥续编图汇》1卷。在戴震的《考工记图》问世200年后,近藤光男(1921年生)发表《戴震的〈考工记图〉:科学思想史的考察》。 近藤光男后任国立御茶水女子大学文学教育学部教授,曾与安田二郎合作译注《戴震集》(朝日新闻社,1971年)。
《周礼》涉及的名物众多,翻译不易。1977年和1979年本田二郎(1922年生)著、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原田种成(1911—1995)校阅的《周礼通释》上、下卷相继在东京由株式会社秀英出版。这是《周礼》也是《考工记》的日文全译及注释本。《考工记》部分从下卷第404页到第627页,每段内容包括:汉字本文、日语书下文、语释(注释)、通释(日语译文)、郑注(有郑注者译出无郑注者省略,)(图二)。此外加藤虎之亮,(1879—1958)曾撰《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上、下(东京:无穷会,1957、1958年)。日本现代汉学家广岛大学教授野间文史(1948— )根据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编有《周礼索引》(福冈中国书店,1989年)。
图一 《考工记管籥》(1752)书影
高丽成宗朝(995—997)曾遣使向宋朝求得板本《九经》,内含《周礼》。文宗十年(1056)西京留守建议“京内进士、明经等诸业举人,所业书籍率皆传写,字多乖错,请分赐秘阁所藏《九经》《汉》《晋》《唐书》《论语》《孝经》,子、史、诸家文集,医卜、地理、律算诸书,置于诸学院,命所司各印一本,送之”(《增补文献通考》卷二四二《艺文考》),自此有了《周礼》朝鲜刻本。11世纪朝鲜还翻刻过宋本《三礼图》。在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13世纪初朝鲜创铸字印书法。15世纪初,李朝开始大规模铸铜活字,印经、史、子、集诸书,促进了朝鲜的汉学研究。至成化年间(1465—1487),“以所藏铸本”大事刻印《纂图互注周礼》十二卷、《礼图》一卷等。清代朝鲜学者与中国学者交往结谊,时有所闻,有的涉及《考工记》的流传与研究。
图二 本田二郎《周礼通释》(1979)书影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朝鲜遣使进贺,学者柳得恭等作为副使的随员来京,两次与纪昀、翁方纲、刘鐶之、阮元交游。柳得恭在《刘阮二太史》中记载了纪昀向他们推荐阮元的《车制考记》考据精详。又在《燕台再游录》中表示,他认识阮元并拜读过他的《考工记车制图解》。
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二十八日,朝鲜青年学者金正喜(1786—1856)随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副使、父亲金鲁敬来到北京,造访阮元,获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等书,还讨论了《考工记》辀制。道光九年(1829)九月,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在广东刻成。已是东北亚著名学者的金正喜致函阮元长子阮常生求书。大约1831年末至1832年初,金正喜收到阮氏所赠《皇清经解》, 《皇清经解》中的许多《考工记》研究著作也一起传到了朝鲜。
二、国外的“金有六齐”研究
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成分作化学分析,进而讨论《考工记》“金有六齐”诸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考工记》“金有六齐”之“金”释为青铜,没有争议。紧接着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等配比中的“金”,则有青铜和纯铜两种解释。有些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改变观点,也有的认为“金有六齐”并非真实记录。国内著述很多,在此略而不论。在国外,该论题乃是《考工记》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此单独叙说。
古铜器分析研究的先驱者是曾留学德国的京都大学教授、精通汉文的化学家近重真澄(1870—1941)。他认为《考工记》是周代的著作,其中的“金有六齐”是世界最早的合金规律。因为周代试样太难获得,遂收集了很多汉代铜器作化学分析。他研究古铜器二十余年,自1918年起,发表《東洋古銅器の化學的研究》(《史林》第三卷第二号,1918年)、《东洋古代文化之化学观》(《史林》第四卷第二号,1919年)、《东洋古铜器的化学成分》( The Composition of Ancient Eastern Bonze, 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 , London, vol.117, 1920)等论文。他曾设想“金有六齐”各配比中之金为青铜,后来改释为红铜,而非青铜,认为除“鉴燧之齐”外,“六齐”之说是很合理的,而且同汉代试样的成分相符合。
近重真澄之后,日本东亚考古学的领衔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梅原末治(1893—1983)从研究古坟、铜镜出发,进而全面地研究以青铜器为中心的东亚古代文化,成果丰硕。其中不乏与《考工记》研究有关者,如:《中国古铜器的化学分析》; [1] 《支那古代の銅利器に就いて》; 《支那古銅器の化學的研究に就て》, 化学分析据同期小松茂和山内淑人的《東洋古銅器の化學的研究》;《支那銅利器の成分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考察》, 化学分析据同期山内淑人、小泉瑛一、小松茂的《古代利器の化學的研究》,讨论了金有六齐和由此反映的《考工记》的年代。
此外,道野鹤松(1905—1976)的《古代中国之纯铜器时代》( On the Copper Age in Ancient China I ,《日本化学会杂志》,no.55,1932)以“金有六齐”各配比中之“金”为红铜解释“金有六齐”。后又作《东洋古代金属器的化学的研究》(1934)、《东洋古代金属器的化学的研究(2)》(1941)、《殷墟出土品型金属器的化学研究》(《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等。
在西方,开风气之先者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叶兹(W. Perceval Yetts,1878—1957)。他曾担任世界上第一个中国艺术考古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考古系)的第一任教授,着力研究中国古籍和利用当时少量的青铜器化学分析资料,于1929年发表《中国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 The technique of bronze casting in ancient China , OZ NF 5, 1929,pp.84-85),1932年作《青铜铸造技术》( Techniques of Bronze Casting,Eumorfopoulos Catalogue ,London,1932)。在西方汉学界,他是最早研究“金有六齐”铜锡配比的学者。
巴纳(Noel Barnard,1922— )1922年出生于新西兰,1953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首批博士奖学金,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随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在此度过了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成为世界级中国早期历史和考古学权威,精于金文。他利用中文(包括金有六齐)、日文和西文资料,对过往40年间发表的传世和出土的350多件中国古代青铜器,就范铸技术及合金成分配制进行了较系统的科学分析和研究,1961年发表专著《中国古代的青铜铸造和合金》(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XIV, Tokyo, 1961)。2014年92岁高龄时,巴纳还从堪培拉寓所亲自到惠灵顿,接受了母校维多利亚大学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盖顿斯(Rutherford J. Gettens,1900—1974)是美国化学家和文物保护专家。1951年受聘从哈佛的福格艺术博物馆来到华盛顿的弗里尔美术馆,创建技术实验室以应东方艺术和考古研究之需。他曾对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的120件中国青铜器,逐个进行X光透视、化学分析、金相检验,研究造型材料和范铸技术。其结晶是1969年出版的《弗里尔中国青铜器》卷二《技术研究》(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 vol.II Technical Studies , Freer Gallery of Art, Oriental Studies, no.7, Washington D.C. 1969, 36-56)。
切斯(William T. Chase,1940— )曾与盖顿斯共事。盖顿斯之后,继任为技术实验室的首席保护专家。他称“金有六齐”为“《周礼》配方”( ZhouLi formula),于1983年作《中国青铜铸造技术简史》( Bronze casting in China: A short technical history ),收入了G. Kuwayama所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专题讨论》(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a symposium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83,pp.100-123)。切斯发展了盖顿斯的工作,曾多次来华,进行交流。
日本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薮内清(1906—2000),对“金有六齐”也作过综合研究。他认为释金为红铜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然而根据原文看来,似乎释金为青铜是正确的。
三、近现代日本的《考工记》研究
日本《考工记》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薮内清及其学生吉田光邦。薮内清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理学部,曾任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并一直努力使广大的日本人民知道,在科学技术的历史上中国曾取得了怎样伟大的成就。” 薮内清是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1974)《周礼考工记》的撰稿人,他认为“由于是中国最古的技术书,《考工记》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
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吉田光邦(1921—1991)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84年出任研究所所长。吉田光邦是第一个把技术史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来研究的日本学者,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考察具体技术的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个方面。他对《考工记》作过一系列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弓和弩》(《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中國古代の金屬技術》(《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1959年)、《周禮考工記の一考察》(《东方学报》京都第30册,1959年)等,后来他将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论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出版,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自19世纪末起,日本即开始关注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20世纪20年代,北京历史博物馆编辑部主任罗庸研究车制,制作古车模型,发表《模制考工记车制记》(1926)和《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1928)。1928年,矢岛恭介在《考古学杂志》发表《中国古代的车制》。20世纪50年代初,辉县战国车马坑古车轮绠等考古发现激起了东西方学术界研究车制的热情。1959年《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和第30册先后刊登了林巳奈夫(1925—2006)的《中國先秦時代の馬車》和《周禮考工記の車制》。林巳奈夫后为京都大学教授、名誉教授,他利用现代考古的类型学理论对铜器、玉器进行分析,并与甲骨、金文及中国古代文献相互参证,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中國古代の祭玉、瑞玉》(《东方学报》京都第40册,1969年)、《中国殷周時代の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中國古代の玉器、琮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第60册,1988年)、《春秋戦国時代青銅器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9年)等。1991年他将玉器研究的主要论文以《中国古玉の研究》为名结集出版,收有1969—1989年之间的7篇论文。林巳奈夫对《考工记·玉人》“璧羡”的见解参见本书《“同律度量衡”之“璧羡度尺”考析》。度量衡研究方面,林巳奈夫还发表过一篇《戦国時代の重量単位》(《史林》第五十一卷第2号、1968年)。计量史家新井宏1997年发表《论考工记的尺度》(《计量史研究》19-1,1997年),继续吴大澂、闻人军等的研究,通过《考工记》和出土文物的比较,证明存在一种略小于汉尺(23.1厘米)的周尺(约20厘米)。
原田淑人(1885—1974)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是“日本近代东洋考古学先驱”之一。上世纪20年代,曾来中国参加“东亚考古学会”的活动,1930年做过北京大学教授。由于原田的汉学家传渊源,加上后来在东京帝大曾专攻过文献学,因而重视将汉文典籍与考古遗物结合研究。1932年与驹井和爱合辑的《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1936年发表《周官考工記の考古學的檢討》(《东方学报》东京第6册,1936年),晚年还有《史海片帆(二)周官考工記の性格とその製作年代とについて》(《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30期,1967年)问世。
东京大学教授驹井和爱(1905—1971)是原田淑人的学生,发表过《戈戟考》(《东方学报》东京第11册之2,1940年)、《支那戰國時代の兵器》(《东方学报》东京第12册之1,1941年)等有关文章。
京都大学教授水野清一(1905—?)先有《玉璧考》(《东方学报》京都第2册,1931年)、《支那古銅容器の一考察》(《东方学报》京都第4册,1933年)、《桃氏の青銅剑》(1940年)等论文,后出版论文集《殷周青铜器と玉》(日本经济新闻社,1959年)。
建筑史方面,前有高田克己(1905—1989)的《〈考工記〉にあらわれた営造意匠の法式の研究》(1961)和《規矩考——〈周礼考工記〉よりの考察》(《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1969,1970续,1971续完)等论述,后有田中淡(1946—2012)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中国科技史共同研究班的研究。田中淡的研究先后受到太田博太郎的近代建筑史学和林巳奈夫文献实证的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0年田中淡作《先秦时代宫室建筑序说》(《东方学报》京都第52册,1980年),收入其《中国建筑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年)。该书第一篇为《先秦时代宫室建筑序说》,其第一章是《〈考工记〉匠人营国及其解释》。
从与《考工记》有关的研究也可看出,日本学者中常见的治学方式是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弄清楚,一个题目做到有点分量了,才结集出专著。所以论文集的题目往往很大,里面则是几篇论文。但对研究者而言,检索十分方便。
与《考工记》年代相近的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文物,给国内外《考工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平势隆郎(1954— )对中国“先秦编年”和“古典经传”有一家之说,发表过《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等论著,他的观点引发了当代日本学界对此的大论争。他在任教九州大学时,曾发表《编钟的设计与尺寸以及三分损益法》一文(载《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将出土资料、复制实验数据和《考工记》记载结合起来研究。
此外,还有介绍《考工记》的文章,如大久保庄太郎的《周礼考工记》(《羽衣学园短期大学研究纪要》,1969年)等。
四、西方汉学界的《考工记》研究
欧洲传教士和学者认识《周礼·考工记》应可上溯到明末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17、18世纪,许多中文书籍流入欧洲,《考工记》随着《周礼》作为中国经典的一部分传入西方。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J.P.A. Rémusat,1788—1832)没有到过中国,仅从书本学习而成功地掌握了有关中国的深广知识,26岁时便担任了法兰西学院主持“汉文与鞑靼文、满文语言文学讲座”的教授。1816年受命为17、18世纪由中国方面赠送给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编纂《中文书籍目录》。清方苞(1668—1749)编的《钦定周官义疏》谅在其列。1817年雷慕沙翻译出版了《四书》中的《中庸》。1832年雷慕沙44岁英年早逝后,由他的学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接替,引领法国汉学约半个世纪之久。儒莲法译了《道德经》等许多中文书籍,还率先将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记载译成了法文。
儒莲的一个得意门生叫毕瓯(Édouard Constant Biot,1803—1850),是法国工程师和汉学家。他曾参加里昂与圣艾蒂安之间的法国铁路第二线的建设,具有工程技术背景。他关于中华文明的著述大多发表于《亚洲丛刊》( Journal Asiatique )。其中包括1841年的《周髀算经》法译本,这是《周髀算经》的第一个西文译本。此外,他也是《中华帝国地理辞典》和《中国学校铨选史》的作者。他最著名的学术成就是法译《周礼》( 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 ),底本是方苞《钦定周官义疏》,除翻译经文外,也译述了不少《周礼》注释的内容。可惜他也享年不永,未及全部完成。留下的扫尾部分由导师儒莲和父亲J.B.毕瓯(Jean-Baptiste Biot)帮助完成。定稿分作2卷,于1851年在巴黎由法国国立出版社(Imprimerie Nationale)出版,这是《周礼》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西文全译本,也是《考工记》的第一个西文全译本,西方学术界常加以引用(图三)。毕瓯作为雷慕沙的再传弟子,继承师门法译中国典籍的传统,又有工程技术背景,故能翻译包括《考工记》在内的《周礼》,书中自认为此等业绩不在发掘巴比伦、亚述之下。1939年北平文典阁曾据此影印,1975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又影印。近年,西方出版界出现了几种新影印本和电子书。
图三 毕瓯《周礼》法译本(1851)卷二书影
虽然《周礼》尚无英文全译本,但已有节译本。南宋叶时所作的《礼经会元》四卷将《周礼》按内容摘录,分项叙说。清代福建长溪学者胡必相(字梦占)以《礼经会元》为基础,“删其繁,增其缺,参以注疏,运以鄙词,俾事聚其类,物分其群”,作《周礼贯珠》二卷,于1797年刻于及修家塾。《周礼贯珠》将《周礼》摘编为56节,其中含《考工记》原文的主要有建国、染采、车旗、百工、农事、市政、梓栗陶旊、声乐、弓矢、甲革、戈戟、祭祀玉器等12节,前几年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卖过一本《周礼贯珠》。《周礼贯珠》由冯湛溪增加辑注,更名为《新增注释周礼串珠》于嘉庆丁丑(1817)由岳云楼刻印;德国慕尼黑著名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有《新增注释周礼串珠》,且已扫描为电子书。英人金执尔(William R. Gingell)于1842年乘运兵船自印度抵南京,仰慕中华文化,努力学习中文,数年后任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翻译。1849年请华人林高怀为其讲解胡必相的《周礼贯珠》。经过八个月,三易其稿,于1850年完成了英译《周礼贯珠》。那时他已代理福州领事。1852年,英译本以《〈周礼贯珠〉所见公元前1121年中国人的礼仪》( The Ceremonial Usages of The Chinese, B.C.1121. As Prescribed i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ow Dynasty Strung As Pearls )为名在伦敦由Smith,Elder,&C°出版(图四)。该书除译文外,也有少量必要的注释(第62页脱“梓人为筍虡”一段,疑原稿缺失——笔者注)。西方学术界将其视为《周礼》的英文节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考工记》的英文节译本。1861年4月,英国委任金执尔为驻武汉领事。
金执尔在中国学者林高怀帮助下完成了《周礼》的节译,此时西方汉学家们的兴趣,则大都集中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和宗教方面。比利时汉学家哈雷兹(Charles-Joseph de Harlez de Deulin,1832—1899)在1887—1898年间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易经》研究的译著与论文。1894年在《通报》发表《周礼和山海经的来源和历史价值》( Le Tcheou-li et le Shan-hai-king. Leur origine et valeur historique, T'oung Pao , 1894, 5(1)11-42, 5(2)107-122),但未及《考工记》。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Karlgren,1889—1978),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 语音和汉字的演变,颇有创获。他1931年发表《早期文献中的〈周礼〉和〈左传〉》(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ou Li and Tso Chuan Texts, BMFEA 3, 1931, pp.1-59),揭示《毛诗》、《尔雅》等早期文献已引用《周礼》、《考工记》和《左传》,证明《周礼》、《考工记》和《左传》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早已有之,它们不是伪书,可以在研究中放心地引用。瑞典汉学家布罗曼(Sven Broman,1923—1994)是高本汉的学生,其博士论文为《〈周礼〉研究》( Studies on Chou Li, BMFEA 33 , 1961, pp.1-89),在高本汉的《周礼》研究的基础上,将《周礼》职官与其他先秦文献中出现的相同职官作比较,但仅仅提到《考工记》取代了《周礼》的最后一官。
图四 金执尔《周礼贯珠》英译(1852)书影,美国史坦福大学图书馆藏
劳弗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通晓多国文字。移居美国后,先后领导并参加了4次远东探险活动,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人类学馆馆长,是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也是美国早期的汉学权威,著述甚丰。他的《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 Jade: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一书,1912年2月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出版,系劳弗尔中国研究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作十二部分,还有两个附录。在第五章“玉的宗教崇拜——宇宙神玉器”中,他将《周礼·春官·典瑞》和《考工记·玉人》的不少段落译成了英文,加以引用。夏鼐先生指出:“美国人劳佛(B. Laufer)的《说玉: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的研究》(1912年英文本)在西方是被认为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划时代的专著。实际上这书的考证部分几乎全部抄袭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也沿袭了吴氏的错误论断。但是他这书的考古学研究方面,确是远胜于布什尔(S. W. Bushell)等的《H. R. 毕沙普(Bishop)收藏玉器的调查和研究》(1906年)一书。”
法国神父雷焕章(Jean A.Lefeuvre,1922—2010)是世界第一流的甲骨文、金文专家,长期生活在台湾。他曾撰写《兕试释》 和英文《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和野水牛——从甲骨文中的 和兕字谈起》( Rhinoceros and Wild Buffaloes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Some Remarks on the Grapeand the Character 兕, Monumenta Serica , 39, 1990—1991),引用考古发现、甲骨文、金文和许多文献(包括《考工记·函人》)资料,考定甲骨文“兕”字是指野生圣水牛( Bubalus )。他认为自殷商至东晋,“兕”字均是指野生圣水牛:“检视从《诗经》到东晋古籍中的兕,唯有当它是野水牛,我们才能对这些古籍做合理的解释。”(第108页)学术界对这一观点有争议,对《考工记·函人》中的兕为何种动物,也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解。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研究生阿勒斯顿(Frederick Scott Allerston)将《考工记》的英文译注( The K'ao Kung Chi: A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作为其文科硕士学位论文,于1968年4月完成。这篇用当年的英文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学位论文,共109页(包括扉页前言目录12页,正文92页,参考文献5页),现藏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档案部(图五)。阿勒斯顿先生硕士毕业后的去向、职业发展及近况不明。
图五 阿勒斯顿的《考工记》译注论文打印本(1968),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
这是2012年拙作《考工记》英文译注在英美出版以前世上唯一的《考工记》英文全译本,但从未正式发表。拙译出版后,才知道1968年西方汉学界有这么一篇硕士论文。今年要撰写这篇综述,恰巧吾友吴景春先生到多伦多,在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档案部爱德华兹(Barbara Edwards)女士的帮助下,才见到这篇论文。阿勒斯顿认为《考工记》作于战国晚期,但可能稍早于《周礼》,《周礼》很可能与《吕氏春秋》同期或稍晚,并指出:“《考工记》是最早和最全面的技术著作,研究古代中国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的首要资源。而且,在世界上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比较技术史研究中,它有非凡的文献价值。”(p.IV-V)论文前言对从郑玄《周礼注》到孙诒让《周礼正义》的《考工记》研究史作了简略的回顾。译注常利用《周礼正义》的解释,也参考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中外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书中注释《考工记》中的尺和寸,釆用了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研究,即每尺231毫米。
1932年马衡作《〈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福开森把它译成英文( The Fifteen Different Classes of Measuresas Given in the “Lü Li Chih” of the Sui Dynasty History )。翌年,洛阳金村古墓出土周尺,福开森得之于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作双语的《得周尺记》( Chou Dynasty Foot Measure )。这两种双语著作当年由私家印制,北京的法国书店有售。1941年,福开森的《中国的尺度》( Chinese Foot Measure )发表在位于德国的国际性汉学刊物《华裔学志》( Monumenta Serica )上,文中有洛阳金村周尺和新莽嘉量的照片。福开森指出:洛阳金村“周尺是中国现代考古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p.364)。1934年,福开森将自己数十年的上千件收藏全部无偿地捐赠给了金陵大学(福开森创办的汇文书院的后身),其中多为名贵文物,包括此一周尺。
建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中心。该社“引得编纂处”先后编纂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包括《〈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为科学利用我国古典文献创造了条件。就郭沫若对《考工记》的年代和国别的考证,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杨联陞补充了3条齐国方言,他认为郭氏将《考工记》定为春秋时期似乎太早。 [2]
俄罗斯汉学家库切拉(С. Кучеры)教授受业于北京大学教授及《周礼》研究专家张政烺先生,为纪念他的导师,库切拉正在将《周礼》全书译为俄文[ Усmановленuя Эuнасmuu Чжоу : ( Чжоули )],2010年由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内容覆盖《天官》的上半部分。2011年3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和东方文学出版社在东方学所举行了《史记》、《周礼》的俄译本推介会。当时国内媒体报道:“《周礼》是一部连中国人都感艰深的儒家经典,其俄译者是俄著名汉学家库切拉,也是全书翻译,带有详细的注释和解说。”其实完成全璧还有待时日,我们期望全书俄译早日完成,到那时世上就有了《考工记》俄译本。
1980年前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将《考工记》先译成现代汉语,再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文,从而形成联合国通用的六种工作语言的《考工记》,以广流传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胡道静先生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委员,曾举荐我撰写《考工记导读》(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巴蜀书社,1987年),邀我撰写《考工记译注》(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据他函告,当时国内有关部门将译《考工记》为现代汉语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博物馆的蒋大沂(1904—1981)先生。1981年蒋先生不幸身故,未完成的译稿不知所处。
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2009年7月27—29日,《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举行。会议计划中外著名学者携手把包括《周礼》在内的《十三经》翻译成9种语言,争取在三年半出齐《五经》英译本,再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等8种语言。《中华五经翻译》国际学术合作工程委员会的主持人是著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 )教授,他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系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也是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这项功在千秋的工程仍在进行中。
笔者早有英译《考工记》的想法,得到过胡道静等前辈的热情鼓励。2008年拙著《考工记译注》增订再版,笔者在后记中流露了英译《考工记》的意愿。2009年开始付诸行动,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于2011年完稿。由于《考工记》的特殊性,尤其对国外读者而言插图必不可少,承蒙许多博物馆、刊物、有关作者概允引用或提供图片,特别是王纪潮、施劲松、付兵兵、纪东等先生女士的盛情帮助,使拙译顺利附有插图157幅。2012年夏《中国古代技术百科全书——考工记译注》[ Ancient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Technology-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Kaogong ji (the Artificers' Record) , Routledge, 2013]由英国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在伦敦和纽约先后发行,这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考工记》英文译本,劳特利奇出版社将其列入“亚洲古代史研究丛书”,2014年又推出了它的Kindle电子版(图六)。
2014年11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关增建和德国赫尔曼(Konrad Herrmann,1945— )合作译注的《考工记——翻译与评注》,此书含有白话文译注评、英文译注、英文评论、德文译注、《考工记》研究著述汇录等,它的英文译注、评论由Matthew Klopfenstein完成。这是《考工记》的第一部德译本。译者赫尔曼是计量学家兼汉学家,曾任德国联邦测绘技术部主任,还将几部中文书籍从现代或古代汉语译成德语。他编译过鲁迅、丁玲的著作。科技史方面,则有节译《梦溪笔谈》( Pinselunterhaltungen am Traumbach: Das gesamte Wissen des Alten China ,1997)和德译《天工开物》( ErschlieBung der himmlischen Schätze ,2004)。
图六 闻人军《考工记》英文译注(2013)书影
五、李约瑟等科技史家的《考工记》研究
将《考工记》作为科学文明史上的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从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博士开始的。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合作团队,主要利用毕瓯法译《周礼》中的《考工记》,也有不少学者能直接阅读中文,对《考工记》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出版。李约瑟指出:河间献王为后人保存下了重要的技术文献《周礼·考工记》。 [3] 195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出版,李约瑟关注《周礼·考工记》注疏中有关《易经》的注释。 [4]
在国外《考工记》研究的历史上,1959年是值得注意的一年。该年2月,第九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举行,李约瑟提交了会议论文:《中国古代的轮和齿轮》( Wheels and Gear-Wheels in Ancient China )。薮内清与李约瑟的首次会晤也发生在第九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1959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出版,引用了《考工记》“匠人建国”测量术、“玉人”圭璧祭祀日月星辰等资料。 [5] 鲁桂珍、萨拉曼(Raphael A. Salaman)和李约瑟合作的《中国古代轮匠的技艺》( The Wheelwright's Art in Ancient China )一文,1959年发表于《自然》(Physis)。此论文分作二部分。第一部分为《轮绠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Dishing” ),将《考工记》的“轮人为轮”节译成了英文;根据考古发现的河南辉县战国车马坑第16号车的轮绠,结合《考工记》的记载,作了中欧比较研究。其第II部分是《工场风光》( Scenes in the Workshop ),分析研究了汉制车轮画像石以及多种木轮的实物形象资料。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后续卷册的出版,对《考工记》的研究逐渐展开。第四卷的三个分册,集中体现了李约瑟研究《考工记》的水平。在第四卷第一分册(物理学)中,涉及栗氏为量、轮人为轮、金有六齐、凫氏为钟、匠人测量等。李约瑟等对《考工记》的研究,以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为代表,他称《考工记》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不但把《考工记》的“总叙”译成了英文,而且对《考工记》制轮制车技术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和航海技术)探讨了“匠人营国”的水利技术,也涉及市政规划。
此外,如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叶山(Robin D.S. Yates)著]对弓箭等冷兵器的研究,第五卷第十二分册[陶瓷技术,克尔(Rose Kerr)与伍德(Nigel Wood)著]对陶人、旊人的论述,第六卷第一分册(生物学)引“梓人”的大兽小虫分类法,第二分册[农业,白馥兰(Francesca Bray)著]阐述“匠人”、“车人”的农具,也涉及《考工记》研究。总之,书中议题凡是能在《考工记》中找到源流的,一般都不会错过。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历时5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参与撰写的合作者众多,观点也不可能始终一致。如对《考工记》的成书年代的看法,就吸收了中国科技史界的研究成果,前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说法。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为祝贺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出版多语种纪念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1986年出版中文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应用物理学教授史四维(A.W. Sleeswyk)为此作《木轮形式和作用的演变》一文。他以为《周礼》的定本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文中对《周礼·考工记》“轮人为轮”条“望而眡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迆也”一句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以为这句话指的是莫氏干涉效应。他还讨论了辉县战车上同时发现的轮绠和夹辅,把两者的工作原理相联系,用以解释辉县战车的几个中凹形车轮上发现的准直径撑(即夹辅)的功用。
伦敦大学的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1996年发表《中国古代的天文数学:周髀算经》(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本英译和研究《周髀算经》的著作,援引了《考工记·辀人》的轸方盖圆所反映的盖天说,《磬氏》、《车人》中与矩有关的一系列角度定义,以及《匠人》的测量术,他认为《考工记》是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00年)的文献。古克礼曾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2014年起为名誉所长。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1909—2015)曾长期担任该校远东图书馆馆长。由于钱存训等华人汉学家的努力,芝加哥大学成为哈佛大学之外的另一个美国汉学研究重镇。他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1985)的作者。1961年曾发表《汉代书刀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4号,下册)一文,由《考工记》“筑氏为削”及其郑玄注入手,展开了长达一万言的研究考证。他的名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引用了《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所提到的科斗书《考工记》竹简这则史料。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教授程贞一(1933— )1980年起在该校中国研究计划开设了自然科学史课程,授课24年。1988年发表《曾侯乙编钟在声学史中的意义》(载《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并主编英文《曾侯乙双音编钟》( Two-Tone Set-Bells of Marquis Yi ,1994),出版英文专著《中华早期自然科学之再研讨》( Early Chinese Word in Natural Science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文专著《黄钟大吕:中国古代和16世纪声学成就》(程贞一著、王翼勋译,2007)等论著,将《考工记》中不少与声学和力学知识有关的段落译成了英文,并作了深入研究。如《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物理学)中的声学部分是李约瑟和鲁宾逊(Kenneth Robinson)的合作,他们将“金有六齐”一系列配比中的“金”释为青铜,得到铜含量的一系列比率,再与纯律的谐率数据比较,误以为谐率数据出现在“金有六齐”中,是中国古代铸造工匠误用了谐率知识。程贞一通过详细考证,指出了“金有六齐”的真正意义,它与乐律学的谐率无关。
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1996年在山东淄博举行,以《考工记》为主题,研究《考工记》的论文有二十多篇,绝大多数由国内学者提交。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维快(Welf H. Schnell)在会上发表《〈考工记〉和 De Architectura ——两本古籍中的不同技术观点》,将《考工记》和西方唯一传世的古建筑学书籍,即维多(Vitruv)的《建筑学十书》(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 ,约公元前33年)作比较研究,认为两书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观及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此文收进了会后出版的《中国科技典籍研究——第一届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科技典籍国际会议迄今已在国内外举办过五届,还将继续进行,已是国内外学者开展中国科技典籍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1] L'analyse chimique des bronzes anciens de la Chine, Artibus Asiae , vol.2, no.4, 1927, pp.247-264.
[2] Lien-Sheng Yang,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03.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11.
[4]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vol.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663.
[5]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