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传统中，鼎革之际的历史总是因其借鉴作用而备受关注，而这种时代的历史由于事涉两朝多方，立场之异引起的忌讳与扭曲又特别多。明清之际作为古代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易代，上述两点尤其明显。这就使“南明史”这一研究领域处于一种说热也热、说冷也冷的特殊状态。

说它热，是因为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南明史曾在清末民初及抗战前后两度（在台湾则1949年后也有一度）成为学术界论述的热点，1949年后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当时新史学的“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并与第三朵（资本主义萌芽）也沾些边，因而，也属于受关注的时段。由此积累下来的论著可谓浩繁。

说它冷，则是由于清末、抗战（以及台湾1949年后）时的几度“南明热”具有太多的感时抒怀色彩，学术水平并不高；而1949年后这段历史的研究又受到“金花”史学局限性的影响，难免论重史轻之弊。改革以前这一领域真正能够传世的主要成就多属于史料整理与考释方面。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可称为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里程碑，其影响要比同时期的述史之作（包括谢老本人的《南明史略》在内）大得多。

而我们面前这部77万字的巨著《南明史》（顾诚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堪称新时期南明史研究的新里程碑。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国内的南明史研究形式上是“冷”得不能再冷了：带有感时抒怀色彩的“南明史热”已风光不再，基于“五朵金花”的理论背景而对这一时期的关注也已基本消退。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学术（主要是非“应用”性的传统学术）不景气也影响到这一研究领域。

更重要的是，新时期明清之际的研究出现了一种“主流”改变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本位”：其一，评价明清斗争时史家的立场从传统的明本位改变为盛行“清本位”。在“清统一是历史必然”的名义下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历史观渐成主流，只要是为了“统一”，似乎什么伤天害理、残暴血腥的手腕都成为合理，而“不识时务”的反抗则被看作负面的东西。其二，对改革前史学强调“人民性”的矫枉过正而形成了“帝王本位”。尤其是清代帝王传记，这些年来可谓滚滚而出，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与传统的农民战争研究之萧条更是形成鲜明对比。其三，近年来兴起的明清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固然开一代新史学之风气而成就斐然，但与法国年鉴学派后来的状态相似而日益形成“微观本位”。案例型研究过分排挤宏观进程研究的结果是，为纠空疏之弊又陷入了饾饤之弊。这几个“本位”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范式。在这种氛围下《南明史》的问世，就显得尤为难得。

在当代史林，顾诚先生素以学风严谨、精益求精著称。所谓“十年磨一剑”，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已不足以形容本书的研著过程。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问世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作，自前书付梓起本书的撰写即已历时十余寒暑，而研究历时又不啻倍之。本书后附的征引书目即达24页，列书500余种，而其中所列的“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原件”“其他图书馆博物馆藏档案原件”两项本身即已浩瀚惊人。据笔者所知，这些都还只是书中称引其文者，顾先生在写作此书的研究工作中曾查阅过，但书中未引其文的文献其实大大超出了这个目录。本书之旁征博引、广罗群籍，在今日史学著作中已属罕见，而作者在史料上下的功夫又何止征引之博而已，在史料考辨甄别方面的工作更是务求细致。在这方面顾先生所做的工作足可再成一《史籍考》类之书。诸如考定《过江七事》作者为姜曰广，《江阴城守记》非韩菼所撰，诸如在福、唐、鲁三朝史事中摒除浙东学派所著史书中为该学派价值观而编造的种种不实之词，在永历朝方面指出过去人们常引的王夫之、蒙正发诸书之虚妄和对过去人们注意不够的钱秉镫、沈佳诸书的重视，都可以看出作者驾驭史料、考辨史实的深厚功力。语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而我们读了《南明史》后的感受则是：尽览书方知何书可信。书不可尽信，但不可不尽览。而能做到这一点又极为不易。顾先生受老校长陈垣前辈“竭泽而渔”之教诲，他虽然并未说他的南明史研究做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他在这一领域的同仁中最接近这一点则是无疑的。

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南明史》的史识史论都有鲜明的特色。该书以明为本位而肯定抗清斗争，以人民抗清运动为本位而不把南明仅视为“南明诸帝纪”或小朝廷史，以宏观历史进程为本位而没有流于琐碎化的“史事丛考”，这三点使它超越于当前明清史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对这一主流的前述三个“本位”趋向形成了矫正。但本书也并未局限于过去的“金花”史学或以明为正统的传统王朝史学之窠臼。本书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续篇，但并没有仅仅写成“农民军余部抗清斗争史”；同样，本书以《南明史》为名，但并不以南明小朝廷的是非为是非。对改革前“金花史学”重论轻史的空疏学风，乃至以经代论的教条习气，对于传统史学的明王朝正统观念和华夷之分的偏见，本书同样体现了批判与超越的态度。改革以来我国史学界固然是硕果累累，像这样对传统史学、改革前史学与当前流行史学范式都体现了超越的著作应当说是罕见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史学范式的出现，这使得本书出版的意义显然已经超出了南明史研究的范围。

《南明史》的范式创新并非建立在时髦理论，而是建立在朴素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这些实证研究破除了南明史中长期流行的种种“神话”，其新论卓识、真知灼见之多，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诸如本书破除浙东学派东林史学的神话，基本上重构了弘光一朝的信史，如对以山陕抗清运动为主体的南明北方斗争史的开创性的系统叙述，如对永历朝党争错综复杂史实的清理及有“楚党”而无“吴党”的论点，如在人物评价上对何腾蛟、史可法、郑成功等人不光彩行径的揭露以及在破除歪曲史实吹捧史、何、郑的种种神话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在南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有两位，一位是堵胤锡，另一位是张煌言，”等等，皆是发人之所未发。而这些新见解之密集于一书，也是当前史林及学林中罕见的。可以说，从南明史开场的弘光之立，到南明史终结时的所谓“后明韩主”之证伪，顾诚先生经过去伪存真之后展示的这段历史，与过去传统观念中的“南明史”已经全然是两个面貌。而这一切都在仔细的考据中形成，绝无故作标新立异之嫌。我们知道，近年来明清之际历史研究中以新闻炒作方式炮制出来的“新发现”时有所闻，所谓李自成“夹山为僧”之说就是一例。而《南明史》倡导的实证精神对这种恶劣学风实在是一种最有力的抨击。

恐怕顾先生本人也未必完全估计到他的一些清理工作具有多么大的潜在意义。例如顾先生对浙东学派神话的破除，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了南明史乃至明清史的范围。长期以来，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被视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当今盛行的“新儒家”，正是以黄宗羲作为连接儒学与近代民主思想的桥梁的。而浙东学派的政治、社会观与其历史观联系极为密切，《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权的著名批判正是以弘扬东林式的“学校”之权为对应的。然而顾先生所揭露的浙东学派“以史谋私”及东林派人士在南明政坛上那种偏狭而不宽容的阴谋行径却令人怀疑：这种“学校之是非”究竟能比“天子之是非”好多少？这样的“学校”之权真能有效地制衡君权，并使这种制衡不同于传统的朋党倾轧吗？《南明史》全书并无集中的理论阐述章节，但它不仅寓论于史，而且这些议论的学理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南明史》作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无论有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终结这一研究过程。与任何一部名著一样，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对“明本位”（尽管不是明王朝本位）立场的理论论证应当说是不够的。顾先生没有从传统的华夷之分，而是从清初统治的黑暗与残暴，尤其是超出统一大业需要而仅仅为满洲贵族统治者狭隘心理和私利导致的残暴来进行批判，并指出明代的一些正面历史进程入清后未能继续，这些都是事实。但当今不仅国内，国外汉学界关于清代“进步”的种种描述也已经洋洋大观，甚至连“鸦片战争前已经落伍”的旧时定论都被动摇。顾先生生前也曾与笔者谈到他对这些说法的不苟同，但是在本书中却未能有所申论，而在先生仙逝后留下遗憾。

顾先生对整个南明史的描述详于政治军事进程而很少论及典章制度方面，尤其是由于张献忠余部带来的“国主”政权体制与郑氏海商军政权体制的影响，南明在典章制度方面是颇有特点而异于明朝常规的。作为“抗清斗争史”，不谈这些自然无妨，但作为“南明史”来说，无论从传统断代史应有的“志”类内容看，还是从现代新史学所倡导的“整体历史”看，缺了这方面的内容就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再者在体例方面，虽说如今国内学术著作中“学术规范”不完善是个普遍现象，但像《南明史》这样一部里程碑式著作，如能配上索引、参考书目（而非征引书目）、研究史概述等内容，则体例会更加完善。再有，顾先生在这部巨著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自不免带出对旧论的驳议。但除对古人（如黄宗羲等浙东史家）外，凡今人之论均系虚指，而未明言何人何文，就顾先生的本意讲，这自然是一种不轻言人非的谦谦君子之风，不过从学术角度讲，这却给欲查询出处的读者，尤其是研究者造成不便，愚意以为还是注明为好。相信顾先生之后学高足今后在整理师学、再版此书时是会在这方面更加完善的。

原刊于《北京日报》1997年11月16日第四版
2003年顾诚先生去世后稍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