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寻找希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表达自己想法的意愿更加强烈。当我发现几种简单的手势已经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大发脾气。我感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紧紧地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会反抗、哭闹，直至筋疲力尽。

我的变化使父母陷入了痛苦和困惑之中，因为当时我们家附近根本没有盲人或聋哑学校，而且没有任何人愿意跑到像塔斯甘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小孩子。

事实上，大家也很怀疑像我这样的人能否接受教育。后来我的母亲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书中的女孩也是又聋又盲，但是她受到了正规的教育。

在我6岁时，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曾治好过无数看似无望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治眼睛。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我依然有清晰的记忆。在火车上，我同许多人成了朋友。有一位女士还送给我一盒贝壳。我让父亲在贝壳上面钻孔，这样我就可以用线把贝壳串在一起。这些贝壳在很长时间里都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列车长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当他为乘客检票时，我常会拉着他的衣角。他还让我玩他检票用的打孔器。我也会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连着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小孔。

我的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布娃娃。大概是准备得过于仓促，它没有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我并不在乎布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唯独没有眼睛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能为布娃娃添加眼睛。后来我灵机一动，从座位上翻下来，到处摸索，终于发现了姑妈的披肩，披肩上面缀着很多大珠子。我扯下两颗珠子指给姑妈看。于是，姑妈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我使劲地点头。珠子终于被缝上了，我开心得直蹦。但是，我很快就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我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因为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

我们来到巴尔的摩后，受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的热情招待。他对父亲说，虽然我的眼睛已经没有办法治疗了，但我可以接受教育。他还建议父亲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因为亚历山大·贝尔博士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资料。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全家人立刻前往华盛顿。我的父亲一路上愁肠满腹，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只是觉得到处旅行很开心。

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但是同贝尔博士一接触，我马上就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和宽厚。他把我抱在膝盖上，我对他的表产生了兴趣，他就让我摆弄他的表。因为他能懂得我的手势，所以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安纳诺斯先生写封信。安纳诺斯是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而柏金斯学校正是提供特殊教育的地方。

我的父亲立刻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就收到了安纳诺斯先生的回复。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找到了一位老师。这事发生在1886年夏天，但这位老师是1887年3月才到我家的。

就这样，一幅宏伟的画卷在我的眼前展开。老师的出现为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对我来说，知识就是爱，就是光明，就是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