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神游于人物性格的原始天地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也是文学中最基本的表现对象。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说过：“这一个‘行业’（指小说），没有一点‘研究’对象好像是难以继续干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个‘研究’的对象。这对象就是‘人’！” 文学是人学。研究人，研究人的性格世界，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莱辛说：“对于作家来说，只有 性格 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 人物性格，是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文学存在的核心价值所在。洞悉性格天地，还原人之本相，则成为小说家审美观照的重点。

具体而言，性格世界的审美特点，就是有限中蕴藏无限，单一中折射出多样。各种性格质素跌宕起伏、相互搏击：它们各放异彩，却又相映生辉；它们随机而动，却又执着痴迷；它们可敬可爱，却有时又可恨可恶，让人捉摸不定。性格世界，是很难把握的。正因为此，成功的性格世界，无是无非，无黑无白，亦正亦邪，亦悲亦喜。就像黛玉其人，似乎略带嗔怒、无限惆怅，却又娇嗔可爱，点滴见得真情。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活生生地、鲜明生气地赫然眼前，这就是人的性格世界，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小说家需要仔细品味、潜心观照，才能深入性格世界，体会其中的喜怒哀乐，塑造出形象、生动而深刻的人物形象。

一、洞察人物性格的“世态万象”

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树叶。人物性格，亦是如此。人物性格是复杂而丰富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世界。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寓言式的抽象品。” 因此，小说家在对人物性格“审美观照”时，首先需要尊重和捕捉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复杂性，才能呈现出性格世界的真实情貌和本质渊源。

然而，小说家该如何做到呢？

有形之性格，往往孕育于无形。生动鲜活、个性分明的性格，则来源于敏感细腻、活泼生动的生命体验，唯“真实”二字可况其貌。真实，乃生活，乃自然。小说家先看后想，先品后味，先体验后反观，先生活后理论，方能得自然之本质，体万物之特色，感人性之本真，得众生之曼妙。

如此，小说家在观照时，不可不于“真实”处暗下针砭：人物之独特的语言、传神的动作和微妙的神情，皆不能逃脱小说家的“法眼”。只待细细比较、仔细观瞻、用心体味，各色人物之各色性格方能跃然纸上、凸显魅力。

（一）揣摩人物语言之“各领风骚”

俗语说：“听其言，观其性。”人物的语言，是有其个性的。什么人说什么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语求肖似”，“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 人物语言，各有特色，面目鲜明。不同的人物语言，折射不同的性格。小说家需要绸缪其“形”，领会其“意”，通达其“情”，才能品出味道，通晓“三昧”，显出个性。

1．绸缪其“形”

首先，从语言本身看。 郭沫若说过：“语言除掉意义之外，还应该追求它的色彩、声调和感触。同样的语言或者字面，也有明暗、硬软、响亮和压抑的区别。” 故，语言之“形”，着重体现在其“色彩”、“声调”和“感触”上。具体而言，“色彩”，偏重语言呈现的视觉效果，有明亮、沉郁、晦暗、欣悦等不同；“声调”，侧重语言的节奏，比如语言的高低、疾缓、长短等；“感触”，指的就是语言的感觉。高尔基说过：“真正的语言艺术总是非常纯朴，生动如画，而且几乎是肉体可以感触到的，应该写得能够使读者看到语言的东西，就像触摸到实际物体一样。” 语言的硬软、视听、味道，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人物语言的立体感觉式风格。

先看王熙凤：“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色彩亮丽，气势盎然，笑语不断又节奏铿锵。说她是直肠子吧，偏偏一唱三叹，迂回曲折：先是赞叹，后是遗憾，末了还加上哀婉调，弄得太太、老太太、黛玉和周匝的人无不心里熨帖；说她心机颇深吧，但是话话在理、句句通情，虽是逢迎，却说得感情丰润、丝丝不漏。凤姐之精明、强势形影毕现。再看《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当然，这固然很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千万别让上司知道啊。”语言色彩阴暗、隐晦，节奏缓慢而又压抑，语言软中有硬，分明就是一个神经过敏、胆小谨慎、循规蹈矩的老学究的模样！再至于阿Q的语言，时而如同艳阳高照，节奏紧凑，声嘶力竭，时而如同乌云压顶，泣不成声，细微软弱，皆是其欺软怕硬、精神胜利、委曲求全的性格反映。

不同的色彩、不同的节奏加上不同的触感，都导致了语言其“形”之不同。小说家需要深入生活，接触、了解、揣摩、倾听各色人物之语言，方能“代一人立言”，说其“想说之言”、“能说之言”。

第二，从语言组织看。 语言的遣词造句、组织结构，同样显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人物不是“概念”。千部一腔、万人同调，是人物语言之大忌。每个人说话，都要符合他的身份、地位、学识、经历和气质等条件，使读者能够“如闻其言，如见其面”。孔乙己作为落魄文人，咬文嚼字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当有人说他偷书时，他先睁大眼睛争辩道：“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待真相摆在眼前时，便涨红了脸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于是，一个迂腐不堪、自命清高，然而却思维僵化的文人形象赫然眼前。而《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则是另外一番情态。有一次她把祥子气走，又叫住祥子道：“咱们俩的事，一条绳上拴着两蚂蚱，谁也跑不了！”又回头说李四：“……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六十九了，白活！”虎妞泼辣、蛮横、没有学识，却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汹涌而至。

小说人物的遣词造句，反映了人物的不同气度风格和处世方式。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语言都要铁铮铮、响当当、趣味横生、朗朗上口，才能有助于性格的塑造和形成。

第三、从语言的“反常”出发。

人物语言有时也会出现“反常”情况，违背了正常的语言表达习惯。小说家在观照时，容易忽略，或者避而不谈。其实“反常”处，正是“焦点”处。通过它，小说往往更加鲜明地折射出人物性格的个性特点。

比如有的语言有意“重复”。它和啰唆是两回事。啰唆，只能让人觉得拖沓、冗繁，不忍卒读。然而，“重复”，却是小说家缜密思维的结果。在“点睛处”，小说家大笔渲染、重彩泼墨，不仅没有啰唆之嫌，相反，却加强了情感，突出了人物性格。

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凤姐让小红回房取荷包，平儿给了荷包，就让小红捎个口信。于是小红见了凤姐，递了荷包，开始转达平儿的口信：“平姐姐教我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红玉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连珠炮的一连十七个“奶奶”，却说得整整齐齐、分毫不乱。活脱脱的一个口齿清楚、心眼伶俐的机灵鬼，给这些个不胜其烦的“奶奶”给端了出来。小红虽未使尽浑身解数，却煞费心机、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几个“奶奶”哄得凤姐慧眼青睐，马上认了做个“干女儿”。正是语言的这种“重复”的“反常”，使得句子节奏腾挪跌宕、错落有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有的语言“重复”，有的语言却“故意”中断、冷场。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然而，正是这种有意的“空白”，却起到了“语断意不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渥伦斯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向风流倜傥。无论是赛马场、沙龙，还是安娜的家里，无处没有他流连的身影，无处不曾飘荡着他特有的气息和充满魅力的声音。然而安娜死后，出人意料的是，托尔斯泰没有写在痛苦中发狂的渥伦斯基。相反，从安娜卧轨，到小说结束，渥伦斯基的只言片语都少得可怜。他就像一个陨落的流星，只是在他母亲的抱怨声中，闪现一下，随即就坠入无边的沉寂和黑暗之中了。这才是真正发狂的渥伦斯基。他的母亲说：“她把我儿子完全毁了。”渥伦斯基生不如死，形同死尸。这种强作镇定、拼命压抑的模样，这种沉默寡言、冷若冰山的状态，看似平静毫无波澜，实际上却是灾难之后的病骨和残骸，让人不寒而栗。这，比任何撕心裂肺的呐喊、沉郁漫长的自语，或者痛哭失声的号啕，都更加衬托出了渥伦斯基一蹶不振、晦暗欲死的精神状态。托尔斯泰，正是采用了这种语言“空白”的艺术手法，最得力地反映了渥伦斯基的现状，也把这种伤痕和遗憾持久地驻留在了人们心中。

语言的“反常”，在特定的语境下，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小说家在观照时，应该注意：首先，“反常”不可滥用。人物在什么时候“反常”，以什么样的方式“反常”，都要紧密地围绕人物性格和情节逻辑来进行；第二，人物语言的“反常”，需要有充分的情节铺垫和特定的语言环境。这样，读者才能够发挥想象力来理解人物的“反常”之举。“反常”是以“正常”为前提的。否则，人物语言就会陷入混乱感，反而阻塞文路，适得其反。

2．领会“其意”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话有深浅，语言也有明暗。深的语言，含蓄隽永、以一当十、耐人咀嚼；浅的语言，则明摆着、敞亮着、简单易懂。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语言的意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不同性格。且看宝玉挨打，三钗“送暖”一段。同时关心和慰问，却因为意义不同，问得“各有千秋”。

袭人的问候，终逃不过“嘘寒问暖”的层面。但听袭人说道：“幸而没有伤到筋骨，倘若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袭人是贾府的丫鬟，服侍宝玉的起居、饮食，因而话头也只是停留在“明”的一层：那就是大家太平，便是天下太平，以后还是少惹事为好。至于更深的，袭人却说不出所以然来。宝钗则不同。宝钗博古通今，说话明里暗里，自有一番千秋。且看宝钗笑道“到底是宝兄弟的不是”，言外之意，这次宝玉是被冤枉的，金钏的事情与宝玉无关。罚是该有的，但是不该这样罚；错误是有的，但是都是可以原谅的错误。轻轻的一句话，将宝玉的问题，轻描淡写地改变了性质，怪不得宝玉听了，心里自觉熨帖舒服。理性占了上风，宝钗的“暗”，机智十足，让人赞叹。再看看黛玉。黛玉秀外慧中，说话婉转含蓄，虽然有时也使些小性子，却丰厚内敛。她的话，似浅而深，有无穷的滋味在里面。黛玉说“可都改了罢”，改了什么，黛玉没有说，估计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不挨打就行，不受罪就行，只要你能过得好，你就改了吧。思维就是这样简单，然而却蕴含着无数的深情。黛玉的“暗”，是情波暗涌的“暗”，而宝钗的“暗”，则是周全圆融的“暗”。黛玉无限情感，只能藏之内心，不敢明目张胆；宝钗的“暗”，却是生存智慧，藏在话里，却要让众人明白。由此，不同的“明”和“暗”，显示了不同的韵味和意义，也凸显了人物不同的性格。

那么，小说家该怎么领会其“意”呢？

首先，小说家需要深入生活，了解和熟悉人物，培养对语言的高度敏感性和表现力；其次，小说家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推导能力。黑格尔说：“例如感情，情感，情绪，脾气，愿望之类，在艺术美里不是只是依附于知解力所用的普遍范畴之下，被抽象的普遍概念所支配的，而是与普遍的东西融为一体。” 人物的塑造，不能只是依靠“知解力”。然而，缺少“知解力”，也是不行的。“审美观照”，不但需要情感体验，还需要理性观照。小说家在听其“言”时，需要“三思”而行之。一思：此话从哪里来？由何人所说？二思：人物为什么说？三思：怎么说的？有没有什么特定语境？只有这样，小说家才能品咂出不同的“意义”和“滋味”，更好地领会话中“意”，观照剧中“人”。

综上，人物语言，由于其特有的“形”和“意”，呈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小说家在观照人物语言时，只有从多角度入手、多方面观照，才能在语言细微处看出端倪，在相同事件中品出个性滋味，使得各个色彩鲜明，极尽人物丰富之魅力。

（二）领略人物动作之“节奏韵味”

宗白华说过，中国画和西方画不同。西方画，侧重于勾股定理，用透视、聚焦等方法，精确重现。中国画，则不然。它讲究的是“俯仰自得”、“兴来如答” 。它采用俯仰往还的视线，抚摸之，恋慕之，流连之，然后存之于胸，纳之于心，于是始作之。嵇康有一首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神，徘徊于俯仰往还之间，徜徉于吐纳顿挫之中，如鱼跃龙门、珠落玉盘，潆洄委屈、错落有致。又如《蒹葭》中言：“溯徊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妙就妙在画家于静中取动，辗转反复中起意，于是目光流转，情意悱恻，荡漾心胸，曲尽其美。而这，就是画面的 节奏感 。

小说的人物动作，亦有它的节奏。其节奏，来源于形式的韵律、生命的动感、风格的嬗变和情感的涌动。故，节奏，可分为 形式的节奏、叙事的节奏、风格的节奏 和 情感的节奏： 严密中有跳跃，紧凑中有空白，长短变幻，视角腾挪，这是 表达方式的节奏 ；俗中见雅，雅中又趣味横生，这是 叙事的节奏 ；浑然气势，却冷不丁地杀出个程咬金，插科打诨，不失其精魄与态势，则是 风格的节奏 。快者，如“银瓶乍破水浆迸”；缓者，如“间关莺语花底滑”。水流激荡处，亦听取黄莺语，亦见得水流红。快中有慢，动中现“情”，此乃 情感的节奏 。小说家于观照之时，需要在曲折中见得真意，节奏中窥得真情，重叠缱绻，动静结合，方是把握人物动作之关键所在。

看《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官营、差拔到李小二处饮酒。小小的一个吃酒场面，却被写得剑拔弩张、暗藏杀机，人物性格于动作节奏中形影毕现。

作者先从小二身上落笔：“只见那个官人和官营、差拔两个讲了礼。”官人是谁？小二不知，读者也不知，狐疑猜测，必有埋伏。然而官营和差拔却心意了然，虽不知其高姓大名，却明白其来头。光线一明一暗，视角辗转挪移，节奏看似轻缓淡然，实际却紧锣密鼓、鼓荡而来。此乃 表达方式之节奏 。于是，小二的聪明机警、随机应变之本事得到展现。

作者没有将目光停驻在小二身上，转而就开始描绘那官人，那官人不答姓名，回避话题，左顾右盼。他先暗示“有书在此”，后对小二道“且取酒来”，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莫非是哪里来的身份紧要的密探？还是身兼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回，不但小二觉得诧异，官营和差拔也不由得警惕起来。此时，宁静中波涛汹涌，平常中神秘莫测， 叙事节奏 瞬时紧张起来。官人的冷静阴森、老道谨慎之性格毕现。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作者却大笔荡开，重新将光线投回到了小二的身上。小二连忙摆酒、撺掇不暇，铺茶斟酒、劝杯把盏。刚才还雷霆万钧，此时却艳阳高照。一股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二为了服侍好客人，极尽阿谀，多多逢迎，可谓行家里手；官人却一脸乌黑，以静制动，待观其变。一个气势生动活泼，企图穿梭其中，获得其利；一个气势则如乌云滚滚，面无表情，皮里春秋。 风格节奏 相形相衬，迥然性格可见一斑；结果，偏偏来的官人，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早就看透了小二的机心，胸中自有丘壑。于是，作者的笔端不知不觉从小二身上，辗转回到了这个官人身上。他镇定自若，偏不讲出自己的来头，讨了汤桶，自行烫酒。好个“自行烫酒”！静中带动，置人于无形！这时动作节奏看似平缓静谧，实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者重笔渲染， 情感节奏 汹涌呈现。只见这官人，心机颇深，运筹帷幄，不多动一兵一卒，不多说一言一语，只是一个“自行烫酒”的动作，就挫敌败将，实属高明。到此处，官人开始慢慢地撩开黑暗的帘幕，走到了光线幽微处，愈加地增添了几分阴森和恐怖。而小二则渐渐被排挤出这个“鸿门宴”之外，不知所措，情绪黯然。 情感节奏 一高一低，足见官人之用心叵测，也见出小二伎俩失策，黯然失色。而这，就是施耐庵动作节奏的写法。

且看这里，正是这种辗转腾挪、流转曲折、风格多变、情绪荡漾的节奏描述，使得剧情由紧到缓，又从短暂的缓中，进入更为高度的紧张。这种写法，虽未详尽三者之外在形貌，虽未备言场面之具体布景，却在紧张顿挫的叙事内容中，于神态气候感情色彩里，特别是光线之腾挪回转的表达方式中，将小二的谨小慎微、心机揣测的性格，官营和差拔半信半疑、装模作样的模样，以及官人淡定自若、杀机重重的特征，都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曲尽其妙，实令人叹为观止。

观照，当然要抒发胸臆，然而也需辗转情怀。于主客凝眸、主客交融、回环往复的节奏中，妙取其意。如此文章，才能灵气灌注，获得蓬勃生机。

二、挖掘人物性格的“本真情状”

生命世界，鲜活细腻、活泼多情。性格世界，落英缤纷、相映生辉。小说家欲以“审美观照”之慧眼，领略其中真谛，不仅需要流连于性格之“形”（人物所呈现之语言和动作），更应深入其“神”，方能使得人物形神兼备、还其“本真”。

细观人物性格，错综复杂、情丝万种，然而始终有一种潜伏着的性格贯穿始终。这，就是性格之“神”，或曰“主导性格”。人物的“主导性格”，总是具有某种“执”和“静”，顽强地、义无反顾地表露出来，从而成就了艺术形象中最能打动人的魅力所在。

歌德曾说过：“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 “主导性格”，就是这“单一的杂多”，也是人物之“神”所在。它的存在，使得性格世界复杂而不烦乱，深邃却又清晰，真实同时又刻骨铭心。

那么，小说家应该如何观照人物性格的“本真情状”呢？

（一）学一下“众星拱月”

人物的性格世界，就像是一片清澈广阔、繁星点点的夜空。在这个夜空中，你既可以欣赏那撒身云汉、缥缈朦胧的星星，又能看到那清辉皎洁、美若玉盘的月亮。它们相映生辉，然而又呈现出“一轮明月天边出，万里人间仰头看”的气势。人物的性格亦是如此。正是“次要性格”的“影绰星光”，才得以映衬出“主导性格”的“明净色彩”；正是“主导性格”的“皎皎明光”，才照亮了性格世界的“本真情状”。小说家在挖掘“主导性格”的同时，需要兼顾次要性格独特的形状和光芒，使其曲折地、隐约地呈现出“主导性格”的特点。

试看《静静的顿河》中的娜塔莉亚。她有时温柔贤淑，有时癫狂愤怒；有时隐忍耐性，有时冲动愚蠢；有时固执己见，有时又驯良顺从。她有时爱，有时恨，有时刚强如斯，有时又卑下懦弱。这样的脾性，连她的婆婆伊里妮奇娜都觉得诧异，感觉她好像得了什么病似的。然而这样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性格，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尽管它千变万化、匪夷所思，娜塔莉亚对格里高利“爱的执着”却是一贯的。

她所有的情绪性格上的变化，都源于她刻骨铭心却绝望痛苦的爱情。她心甘情愿地为格里高利养活孩子，亲昵得跟什么似的。她爱格里高利胜过了爱她的家人和孩子。然而，当她从阿克西妮亚那里得知两人关系时，矛盾出现了，她疯狂了！平时隐忍、平静、懦弱的她，跪在地上，在暴风雨中大声地诅咒格里高利；她同时下定决心，不顾生命危险，断然拿掉了腹中格里高利的孩子。因为她仇恨！极端的绝望和刻骨的爱恋，让安详文静的娜塔莉亚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残酷、可怕的美狄亚。在堕胎后，她拖着满身是血的身子徒步走回了家。她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她连命都不要了。临死前，她仍旧抱着这种复杂、哀怨的情绪。娜塔莉亚无法用爱和家庭留住格里高利，于是只能忍耐着屈辱和痛苦。然而当这种忍耐达到极限时，爱转变为无边的愤怒和仇恨。于是娜塔莉亚采取了极端自残的手段了却了生命。娜塔莉亚和她的婆婆不同，后者年龄大了，一切都看透了，只求平稳过活就可以了。可是娜塔莉亚期求的是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她那种对“爱的执着”贯穿了生命的始终。在生命的最后，娜塔莉亚把自己最亲的儿子米什卡叫到了跟前，悄悄地让他传达了她要对格里高利说的话。可怜的娜塔莉亚就这样为爱而死。她最后通过儿子所传达的愿望，也就是亲亲格里高利，尽最后的一点力量表达了她深刻而幽怨的爱情。这份求而不得的爱情折磨了娜塔莉亚一生。

正是由于这种“执着的爱”，娜塔莉亚顺从忍耐地跟随了格里高利，愤懑疯狂地诅咒格里高利，委屈懦弱地忍受格里高利给她的耻辱，同时又刚强壮烈地用极端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孽缘。尽管娜塔莉亚性格变化多端，却丝毫不影响她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她一直都是那个当初站在紫色霞光的村口，含着热烈和激动的泪水，痴痴地巴望着幸福和爱情的姑娘。她用“执着的爱”诠释了她悲剧性的一生，也在文学史上刻下了永恒而坚定的形象。

可见，正是由于“次要性格”的陪衬和铺垫，才成就了“主导性格”的顽固和彰显。托尔斯泰对人的性格做了如下比方：“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河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广阔，有的地方河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 性格的变化，绝非风卷残云、不计因果，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次要性格”也并非旁逸斜出，而是“主导性格”的“深化”和“加强”。然而，在不同的情境下，“主导性格”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倾向，展现出不同的性格色彩。小说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能剖视出“主导性格”的本真气象。

同样是“仁慈”，《悲惨世界》中米里哀主教的“仁慈”和《牛虻》中蒙泰尼里的“仁慈”不同。前者透露着博爱和宽恕的基督情怀，后者则掺杂着亲情和信仰的矛盾冲突；前者更加坚定和纯粹，后者则包含了人性的怯懦和虚伪。相对而言，蒙泰尼里的“仁慈”，更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当他关心囚犯的身心安危时，当他为了改善囚犯的生存处境和军曹大起冲突时，他是“仁慈”的化身；然而，当他面对亲生儿子兼阶级敌人的牛虻时，他的“仁慈”变成了软弱和虚伪。他不想杀害亲生儿子，然而他也不想违背他的信仰。他选择了逃避。可怜的蒙泰尼里真诚而不无恐惧地对牛虻说：“我已经老了，无疑活不了多少时间。我不希望自己在进入坟墓时，双手沾满鲜血。”他在祈求同情，同时也把选择的责任和重担推卸给了牛虻。于是，“仁慈”充满了怯懦、自私和退避。他并非缺少决断的能力，而是缺少了承担的勇气。在杀一个还是杀一群的抉择中，他为了维持“仁慈”的表象，竟然选择了让别人决断的方法，以此来换得良心和道义上的平静。蒙泰尼里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他一生都牺牲在他的宗教信仰之下。他爱他的信仰，正如他热爱每一个人一样。然而，这份爱在人间是无法保全的。他先痛楚地失去了格利丝（牛虻的母亲），而后又无比绝望地送走了自己的儿子。最后，他死于信仰的荒芜。他是一个本性“仁慈”的人。然而，他的“仁慈”，在那个充满了革命和血腥的战争时代，只能是一个虚弱、苍白的姿态，勉强维持、难以为继。他的爱，也终被各种革命的理念和信仰所取代，失去了具体的对象。相同的主导性格，在不同的情境下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以鲜血和屠杀作为主题的情境下，“仁慈”只能落得如斯下场。“仁慈”是好的，但是天使的另一面就是魔鬼，它同样影射了自私、虚伪和无情的人性。这是人无法控制的，也是性格丰富深邃的一个反映。

同样是“仁慈”，有时是高尚的、伟大的，有时却是自私的、虚伪的。小说家只有综合考虑人物的出身、处境、心态和背景等因素，才能捕捉到“主导性格”的深刻内涵，使其既能反映其坚定固执的一面，又能折射出丰富多样的内涵。

综上所述，“主导性格”和“次要性格”是彼此相映生辉的：没有“次要性格”，“主导性格”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显得呆板而僵硬；没有“主导性格”，“次要性格”就会变得散乱而无序。同时，“主导性格”也是复杂多变的。小说家需要深谙“主导性格”的内涵，了解“主导性格”和“次要性格”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次要性格”“拱月”的作用，让“性格天空”更加明亮照人。

（二）观照其“动”，把握其“静”

从静态观照，主导性格是复杂的单一，单一中蕴含无限，静穆中包罗万象；从动态观照，各个性格质素，强弱相生、长短相形，相互搏击、相对相辅。“斑驳陆离”中，“似是而非”中，往往贯穿着一贯坚定和忠实的东西，那就是人的“主导性格”。

由此故，性格之美，在于 丰富、生动与和谐 。 丰富 ，乃是指“一的一切”：洞然天地，虚实并生，超以象外，顿悟无穷。它既有着静态的把握和观照，又有着动态的领悟和复归，于“一”中窥见“一切”，于“一切”中顿悟其“中”。 生动 ，则生气灌注、灵动活泼。它可以好、可以坏、可以正、可以邪，却是激动人心、腾跃翻滚的。力量相克相生，矛盾层层相因，各种性格质素涤荡迸发，于是乎，进入了生命意志的“酒神世界” 。 和谐 ，则是性格美的最高阶段。杂而不乱，一而能多。“一”成为和谐的第一义谛。刘熙载说：“主脑既得，则制动以静，制烦以简，一成到底，万变不离其宗。如兵非将不御，射非鹄不可。” 和谐之美，是融合了沧桑后的淡然，是痛苦后的平静。它所蕴含的精神韵味和自持气质，具有神秘静穆的气象，令人神往，让人叹服。性格之和谐，不是僵硬的、冷淡的，或者木讷的，而是神思的、同一的、岿然不可撼动的。“主导性格”和“次要性格”浑然一体，相映生辉，辗转运动，和谐统一，从而演绎出主体生命的性格之美。

于是，小说家于观照中，需要在“丰富”中，见得“生动”；于“生动”中，追求“和谐”。静观其“动”，把握其“静”，方能使得诸种性格质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运动统一，愈加烘托出主导性格的“本真面貌”。

那么，小说家该如何做到呢？

1．观照其“动”

性格之“动”，首先表现在“矛盾对立”。黑格尔认为：“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 在其中，各种性格质素，矛盾对立，相克相生：正中带着几分邪气，坏中又有几分好；刚强中有着温柔，懦弱中同样又暴躁激愤。性格不是单一的，它总是在矛盾中“跳来跳去”。试看薛宝钗，她有情却又无情，义气却含狡诈，捍卫原则却又圆滑通融，时而肃穆宁静，时而千娇百媚，时而端庄娴雅，时而谄媚做作，如同多面的夏娃，令人感叹不尽、徜徉不已。再看曹操，有时虎胆龙威，有时却鼠胆懦弱；他深明大义，有时却“宁可我负天下人，却不可天下人负我”；他坦率真诚，却处处藏奸；他临危不乱，三笑华容道，却也卑躬屈膝，委曲求全于关羽刀下，让人爱恨不能、捉摸不定。难怪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说：“事情总是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 性格之谓，如同水底游鱼，往来翕忽，触尔远逝，神秘莫测。

性格之“动”，其次表现为“变化多端”。性格是运动的、矛盾的、变化的。时间的绵延、空间的腾挪、情境的改变，都会带来性格的流动多变。小说家要抓住“变”，感受“变”，才能塑造出丰满、真实的人物形象。试看《复活》中的马斯洛娃，她本是一个纯真、善良、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活泼姑娘。然而，在受到爱人侮辱和抛弃后，她变了。她开始抽烟、酗酒、和男人厮混，以至沦落下贱。这时候，小说家就需要紧随其“变”，不能用“老”眼光观照了。生存境遇的改变，带来了性格的变化。堕落后的马斯洛娃，已然忘却了尊严、贞洁和善良，变得放荡、自私而又谄媚。小说家必须捕捉到这种变化，感受到其内心的波澜起伏，才能及时、准确地抓住人物性格特征，还原事实真相，达到观照人物、体察人性的目的。

性格之“动”，其三表现为“出人意料”。性格是多面的。它如同一张白纸。当它映照在红色光照下，它就呈现为红色的特征；然而，当把它放到蓝色氛围中，它就浸染了蓝色的色调。表象的变化，使得性格有时会“出人意料”、“似是而非”。刘劭在鉴别性格时，就列举了七种难以捉摸、出人意料的性格，称为“七似”：“若乃性不精畅，则流有七似。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有博意者。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有处后持长，以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有因胜情失，穷则生妙，跌则掎跖，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 性格有偏失，表里各不同。刘劭之说，恰证明了性格的“出人意料”、变幻无穷。小说家需要深入观察，方能获其“本真”，洞其“真相”。

由此观之，性格有三“动”：“矛盾对立”、“变化多端”和“出人意料”。那么小说家如何于“动”中取“静”，把握真“性”呢？

2．“静”观其执

静观，强调以“虚静之心”澄怀味象，把握性格的真谛。对于人物性格，黑格尔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 定性 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 这里的“定性”，就表现为主导性格中的“执”。小说家需要观照其“执”，才能领略真“性”所在。

先看武松的义薄云天。拜宋江，敬武大，杀金莲，拜张青，救施恩，放行吏。事件连连、波澜起伏。每一件都惊天动地，每一件又似乎势不两立，但是武松的“义”却贯穿其中。这就是武松的主导性格。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总是在 执拗地 表露着这点。

再看婴宁的纯真无邪。初见王服，笑容可掬，遗花地上；家内偶遇，吃吃吒吒，笑不能仰视；待树上憨玩，见得王服，狂笑欲堕；以至适其家里，仍旧浓笑不顾，亦不可止。此等笑态，皆是因为婴宁心无城府，性格纯真任情使然。故狐母称其为“呆痴裁如婴儿”。然而，自从遇到西邻子，遭到母亲怒骂，婴宁不复笑了。恨只恨西邻子的淫荡无耻，恨只恨婆母的怒骂责怪，于是婴宁始知世间晦暗和礼法严酷，正色而不复欢笑。笑与不笑，本在一念之间。笑，自因其“真”；不笑，也因其“真”。正是这种可贵的“真”之品性，让王服流连忘返，也正是这种“真”之品性的流逝，让读者在嗟叹之余更加怀念婴宁的笑声。由此，“真”，构成了婴宁的“主导”性格。它总是不自觉地渗透到人物的每个细节变化之中，成为人物形象的“魂魄”所在。

最后看纳斯塔霞的高贵尊严。傲慢、气盛，却委身下贱的她，尽管大闹舞会，尽管公开卖身叫价，尽管讥笑嘲弄轻蔑，极尽侮辱之能事，但是她的心是高贵的。当听到梅思金公爵对她说“您和他们不一样”时，当她看到傻乎乎的梅思金公爵竟然向自己求婚时，她终于停止了自己的复仇。她说：“公爵，为什么我不能早一点遇到您呢？在我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时，我就想啊，想啊，整天在做梦，老是梦想着您这样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也是会傻乎乎的，会突然到来，对我说：‘您是无辜的，纳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敬爱您！’……那时来的却是这一位。”正是这种对高贵品质执着的念想和渴盼，使得纳斯塔霞——这个沦落风尘的女子一瞬间熠熠生辉。它就是这个看似疯狂、看似无耻、看似高傲的女子的主导性格。凭借这种“自高贵”的品质，罗果静大呼她为他的女皇，加纳在她面前无地自容，而梅思金公爵则在从照片看到她第一眼时，就爱上了她。

由此观之，主导性格的“执”，主要表现为：矛盾对立中，势不可挡的目的性；抗争过程中，超越自我的排他性；矛盾统一后，忘我净化的决绝性。正是凭借这股“执”的劲头，武松“义”薄云天，不为强势所撄；婴宁的“纯真”无邪，变化中透露真情；纳斯塔霞的“高贵尊严”，忘我而又纯情。高尔基说：“剧作家从这些品质中选取任何一种之后，有权把它加深加大，使它变得更加尖锐而鲜明，使它成为某一剧中人物的性格的主要的东西。这就是创造性格的工作。” 而“尖锐和鲜明”，则是主导性格中的“执”。故，小说家在观照性格矛盾时，需要随时察其目的，观其倾向，了然其心志，方能“纯粹”其本身，将主导性格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三、体味人物性格之“人间情愫”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说道：“石相击，迸出火花；激流岩石相冲击，飞溅出水花，产生了彩虹。同样的，唯有两种力冲突，才能展现出华丽的人生。” 生命蕴含着“生之力”。它是感受和创造生活的“欲求”。它如同烈火，燃烧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人的喜怒哀乐悲，皆源自生命的“欲求”。它自由不羁，然而又无往不受到限制。于是，“欲求”的碰撞和受阻，产生了人生的“痛苦”；而“欲求”的顺畅和超越，则产生了人生的“愉悦”。“欲求”折射着世间百态，同时决定了性格世界最深处的“渴望”和“真相”。“欲求”，是性格世界的存在之本。小说家需要深入人物之“欲求”，方能揭示性格真谛，了解其中奥妙。

（一）“欲”之生力，性之渊源

文艺，若偷情。偷着不若偷不着。“欲”叠迭而起，遇阻而返，重复荡漾，于是饱经磨砺，如磋如磨，方成就性格世界之“光怪陆离”之图画，显现人物内心之“叹为观止”的景象。

且看八戒吃人参果一段。吴承恩写得甚是风趣。八戒贪欲甚大，见了果子，就轱辘地吞咽下肚，却白着眼胡赖。待没人睬他时，八戒方自言自语实话道：“哥哥，方才吃的忙了些，不像你们细嚼慢咽。”这话说得，生气毕现。何以见得？结合八戒的欲念，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所谓“细”，可见八戒此刻心态懊丧不已，追悔难当，恨不得再抢来一个，好来“细细”品味；“嚼”，说得可谓咬牙切齿，心痒难耐。但听得沙僧、行者之唇齿相碰，如噌噌然，怎不遁入心扉，痛心疾首？“慢”，此等煎熬，岂是转瞬即逝，目视、耳闻，尚且不够，更兼二人此刻全然陶醉之状，愈加愁煞、闷煞！“咽”，但有无数口水，尽咽下去也。由此，八戒之贪馋耍赖之性情无藏，小人泼皮之态毕现，兼之甜言蜜语、功利实际，皆由“欲”而生。

文学之“趣”，来自“欲”，或言，乃“欲”之挣扎。如果吴承恩无曾观照到此“欲”，怎能嚼得其中滋味，更不会描绘出此等乐事；偏偏“欲”壑难填，心生痴迷，于是乎，故事曲折迤逦，辗转反侧，人物之性格层层推出，品咂不尽，且余味无穷。

然则，“欲”，并非止于生理欲求，更多地表达为一种潜在的“心潮”，流淌的“情感”。小说中，人物最感动人心的瞬间，莫过于心弦绷断、情性毕现的时刻。“欲”，在经历了一系列蓄积和沉淀之后，然后在某一刻集中、强烈而炫目地爆发，演变成为浓厚而深沉的情感。

这里，存在着一种“欲求”的节奏，小说家需缜密察之：它如同溪流，开始时缓慢地、细致地、悄无声息地流淌着；渐渐地到了拐弯处，由于触到了礁石，日益湍急起来，水流哗哗的。它的内部涌动着蓄积的力量，在旋转，在奔腾。水泡相继冒出水面，争先恐后地在水流中翻滚和沸腾；再到后来，水流发出了低沉的怒吼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爆发前的隐忍。水流虽不似先前那样嘈杂喧闹，但是漩涡却越来越深，水泡被席卷得一干二净；到了最后，它嘶哑着、呜咽着，身躯被狠狠地凝成了一股绳子般的紧张和刚劲，刹那间，所有的力量释放出来。“四弦一声如裂帛”，于是天上、地下全部都是情感之水，人物之性格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瞬间，淋漓尽致，情形必现，感天地、泣鬼神，成就人物性格之渊深本相。

因此，小说家在观照时，需要时刻紧随“欲求”的节奏，潜心揣摩“欲求”的发展阶段，认真斟酌“欲求”的内涵和程度，方能够在“心弦迸发”之刻，揭开性格的本来面目。

如在《王桂庵》中，王桂庵经过千辛万苦，始得芸娘为妻，共度方舟。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桂庵得偿心愿之后，浮浪之心再次萌发，于是开始戏弄芸娘。就像宝玉和黛玉，明明相爱，却免不了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王桂庵便杜撰故事，旧事重提。首先是 调动“欲求”阶段。 王桂庵知道芸娘是个端庄淑德的女子，偏偏说自己已有妻室，挑战芸娘的伦理底线。芸娘果真不知所措了，尽管半信半疑，然而脸色还是变了，紧张惶恐，连连追问。王桂庵阴谋得逞，却欲罢不能，于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激发“欲求”阶段。 这时的王桂庵，恶作剧的念头已经深藏于心，更含有了另一番心思，就是故意试探，看看芸娘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就像现代爱情片中一样，明明爱得死去活来，却装得冷若冰霜；明明相思成灾，却是避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对方急得发疯、痛苦万分，才肯放下缰绳，束手就擒。王桂庵心意如此，于是出现了两种“欲求”激烈交锋的场景：一方面是芸娘误信了王桂庵的假婚姻说，愤懑、痛苦加耻辱，难以自已；一方面则是王桂庵心中窃喜，表面却严肃惆怅，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于是两种“欲求”，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按理说，王桂庵此时应该抓紧哄哄新婚妻子，见好就收，偏偏好奇的他要把好戏看到底，于是“欲求”之弦越绷越紧，第三个阶段呼之欲出。那就是 迸发“欲求”阶段。 其导火线就是王桂庵“壮其词以实之”。真是可笑、可恨又可气！芸娘终于不堪其辱，遽出，跳江。王桂庵连鞋子都没穿好，最终悼痛终夜。到此之时，“欲求”推到了顶峰，芸娘之刚烈、贞洁和纯真性格得以充沛展现，而王桂庵之轻佻、自私和小人心态也得以淋漓备出。若非“欲求”之层层叠叠、一浪高过一浪的推进，若非“欲求”之相互撞击，乃至于逼入绝境的瞬间，芸娘和王桂庵的性格，仍旧掩埋在平庸和寻常之中，难以发掘。正是小说家捕捉到了“心弦绷断”的时刻，将人物内心的“欲求”推到极致，方在一刹那的时刻揭示性格的深层意蕴，展现人物之内在魅力。

由此，小说家在体味性格之人间情愫时，需要细密观察其“欲求”的方向、节奏和阶段，方能在其性格世界运筹帷幄，于变化中求得“不变”之真谛。

（二）静穆之美，意蕴深邃

柏拉图在《斐德诺》篇中曾说过，静穆的观照，得到的是“单纯的、静穆的、欢喜的” 审美感受。黑格尔在《美学》中则认为，“对尘世间无常事物的抛弃，对死亡、坟墓、损失和时间性的一种蔑视和否定”，使得性格“显出自由与静穆，融化崇高于美”，于是理想境界产生了“一种永恒的严肃，一种不可改变的静穆气息在神们的眉宇间，由此洋溢到整个形象” 。这就是“静穆”的性格，无言之美。

然而，这种“静穆”，绝非空洞和虚静，而是超越了“欲”的纠缠和痛苦，摆脱了尘世的争斗和磨砺之后，获得的静谧和安宁。它是自由自在、自足自乐且自为自存的神性整体，也是性格最完备、最高级的状态。

莱辛曾经描述过这个静穆的“顷刻”：“通过艺术，那一顷刻得到一种常住不变的持续性。” 它汇聚了生命时间的一切可能、一切运动、一切状态。它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似笑非笑，却有万般情思孕育其中。人物性格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个“顷刻”中，欲望盘旋、情绪飘逸、潜而未发，就在被触动的那一刻，汹涌而来。于是，“顷刻”成为“永恒”，“瞬间”演变为“无穷”。小说家在选择性格“顷刻”时，也应该注意：并非所有的时刻，都是最具有表现力和凝聚力的。“顷刻”的到来，往往在不经意间，然而却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它需要长时间的情感酝酿和思想沉淀。在它到来时，所有的疑惑、顾虑、痛苦和困难都一下子豁然开朗。这时，它既有着先前体验的辛酸和苦闷，又交融着现时的期待和渴盼，同时渗透着对将来的憧憬和喜悦。这一瞬间，凝聚了所有的想象活动，充沛地体现了生命的流畅和自由。它是真实绽放的时刻，也是美得以持存和永恒的瞬间。

在小说作品中，并不乏这种伟大而静穆的性格。当《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在一个静谧之夜，扑倒在大地上，热烈地亲吻大地时，这种无言的呜咽，透露了一个纯真、圣洁而历练的性格和心灵；当《追忆似水年华》中的马塞尔，终于在书房中领略到艺术的真谛时，这种欣悦之感觉，则闪耀着一个柔软、执着且纯粹的理想性格之光芒；当《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冲着服刑的拉斯科尼科夫绽开羞涩而怯生生的笑容时，这种重生之希望，则展现了一个身陷耻辱、罪孽深重然而洁白如斯的神圣性格。这种“静穆”的性格，没有言辞动作的修饰，没有“欲求情感”的激荡，有的只是静穆自持的雍容和淡然哀伤的镇定。

朱光潜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借题发挥，说出了“静穆”的观念：“所谓‘静穆’，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一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以说泯化一切忧喜。” 这就是“静穆”的性格。它汇聚“欲求”，又消泯“悲喜”。“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是对它形象的描述。它是性格的最高形式，也是小说家在审美静观过程中，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

综之，小说家在对人物性格“审美观照”时，既要通其“形”，也要会其“神”，更要葆其“真”。唯有如此，才能赋予人物性格以独特的生命气息，方能遨游于人物性格的原始世界，品味最为丰盈和广阔的人生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