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蒋介石与迁都之争

广州国民政府期间，国民党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蒋介石的崛起。

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并未被孙中山列入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之中，但蒋创办黄埔军校，黄埔学生军在平定叛乱、统一两广的过程中功勋卓著，使蒋的地位逐渐上升。“廖案”之后，胡汉民、许崇智被逐，蒋介石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支持下逐渐掌握了军权。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颁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统辖陆、海、空各军并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负军事上的完全责任。

随后北伐军由南向北不断推进，势如破竹。9月初，北伐军占领汉阳与汉口，10月初，攻克武昌，11月初，攻占南昌，革命浪潮层层向北递推，革命中心也随之北移，革命指挥中心国民政府的去向问题也日益凸显。广州虽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对战争的指挥有鞭长莫及之嫌。

9月9日，蒋介石准备入赣指挥战争，首先提出了迁都问题：“恐武汉政治发生问题。乃电张主席人杰、谭主席延闿，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 11月19日又电催中央：“请速迁武昌，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既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的确有利于战争的指挥和控制，但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也有其个人目的：第一，控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遏制中共势力发展。蒋介石在8月30日的日记中记：“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徒增，共产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 第二，遏制唐生智权力膨胀。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在两湖战争中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掌握了湖南、湖北的军事政治大权，蒋介石感到对唐难以控制，而迁都武汉可削弱唐生智的权势。第三，阻止汪精卫回国。当时国民党内“迎汪复职”呼声日炽，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回归威胁自身，而提议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这样能够分散南方“迎汪”力量，从而达到阻止汪精卫复出之目的。

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江西区域的占领，武汉得到了有效的屏障，迁都武汉变成一种必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政治要人的支持。1926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为迁汉调查委员，经韶关、南昌赴武汉做考察和布置。十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决定。

首批赴汉的宋庆龄等一行人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国民政府各部亦已到达，但国民党中央党部尚未迁到，所以各委员面临无指导机关，无法办事的局面，而在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会发生政治危险。因此，先期赴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谈话会商议办法，一致认为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未完全迁移到武汉办公之前，必须建立临时的机构负起责任，以免政治停顿。他们遂将谈话会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武汉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12月13日，联席会议正式通电成立，主要成员为徐谦、吴玉章、孙科、宋庆龄、陈友仁、鲍罗廷等，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蒋介石在南昌得到电报后，认为联席会议的设定非常必要，并复电赞成此举。

12月11日，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率随员数百人组成的第二批成员从广州北上，到达韶关后，分为两路，各部职员经湖南直接前往武汉，部分中央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则经赣州于12月31日到达南昌。武汉联席会议得知此消息，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开始办公。至此，历时月余的国民政府迁移工作，接近完成。

然而，正当迁都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蒋介石却出尔反尔，阻止在南昌的第二批北上的部分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理由是“思党务有所补救也” 。会后，蒋介石还命令已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折往南昌。蒋介石从极力提议迁都武汉转而要求暂驻南昌，是因为此时他的势力在南昌已扎稳脚跟。“江西地区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为右派的巢穴。” 很显然，蒋介石希望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至南昌，从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蒋原希望迁都武汉能抑制共产党与唐生智的势力，而后的发展证明蒋的期望落空了。

蒋介石出尔反尔，从要求迁都武汉转而要求迁都南昌，不仅违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决议，且阻挠实际进程。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众人的反对和抵制，“迁都之争”由此而起。

在武汉和南昌为迁都僵持不下之时，蒋介石于1927年1月11日赴武汉，以考察武汉形势，调解与武汉方面的分歧，同时也有说服武汉要人迁都南昌之意图。但此行的结果使蒋介石感到更大的挫败，认为自己受辱甚重，萌生驱逐鲍罗廷之心。12日晚宴会时，鲍罗廷警告蒋：“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鲍罗廷还指责蒋袒护张静江等人，丧失革命精神。此番话语，使蒋感到十分难堪，受到重大打击，甚至想到自杀。蒋在1月12日的日记中记：“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踰于此。” 次日又记：“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

蒋介石武汉之行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受辱，返回途中过九江时对程潜说，他与鲍罗廷已是水火不容。1月27日，蒋与何香凝、戴季陶、顾孟余谈话，提议驱逐鲍罗廷：“余必欲去鲍罗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 但蒋介石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等认为驱逐鲍罗廷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 。此时，英国报对蒋鲍之争幸灾乐祸，并趁机挑拨中苏感情，蒋认为如果一味坚持己见，“适中帝国主义之计”，决定暂忍耐一时，“故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 2月8日的会议上，蒋介石同意将国民政府迁至武汉。

此时，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的声讨之势有增无减，“迎汪”、反对独裁等宣传让蒋介石感到委屈与愤怒：“汉口党部对静江、膺白攻击，对余指责，一般党员之跨党者煸惑播弄，使本党不安。牺牲一切，重负责任，反不见谅。欲放弃而革命失败，不放弃则必使个人失败。事至于此，虽欲不放弃而不得矣。” 蒋并认为，武汉联席会议所制定的《反革命罪条例》及各种宣传，完全是针对他的，因而又转趋强硬。武汉方面于2月21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并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武汉此番做法让蒋介石大为恼火：“见汉口联席会议通告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在武昌开始办公之电，不胜愤激。如此办法，尚有党纪乎？”蒋于23日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 ，公开与武汉对抗。

蒋介石认为，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源是鲍罗廷：“本党之纠纷皆由鲍一人所起也，其言行横暴卑污，思之愤恨。” “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 他加速了驱逐鲍罗廷的步伐。2月下旬，蒋介石与维经斯基（即胡定康）会谈，请求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理由是鲍罗廷的行为“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和一切东方弱小民族心中的威信”，“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提出只要撤回鲍罗廷，“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前往武汉”。 南昌方面并于26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声明要求共产国际将鲍罗廷撤回。莫斯科方面的回复是支持鲍罗廷，并提出，“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 ，对蒋的行为进行了否定。

随后，武汉方面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权力和提高党权的条例、议案，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各机构成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在党政军等各方面的控制权均被剥夺，仅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众多委员中的一名而已。

“迁都之争”以蒋介石要求驱逐鲍罗廷的失败和蒋以退为进、蓄力等待爆发告终。翼毛渐丰的蒋介石当然不甘心失败，他的立场迅速右转，与武汉党部及国民政府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