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法之争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行将结束，蒋介石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为此，蒋踌躇满志地宣称，“此次讨逆之战，实为国内永久和平之张本，亦为全国真正统一之基础”，“则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而敢破坏统一，叛乱党国矣”。 但中原大战给国人带来的重大损失并未随战事的结束而就此消弭，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黄郛毫不讳言地谈道：“本年国内战起，战线之长，在近代世界史上，除欧战外无可与匹。战争之烈，在国内战史上，亦少其例。双方死伤总数达三十万人之巨，而战地人民之伤亡流离者，当十百倍于斯。” 蒋介石亦深明这一点。10月3日，蒋介石在前方刚刚击败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即从郑州致电国民政府呈请赦免政治犯，“今讨逆军事即可结束，兵气既有全消之望，刑赏当存忠厚之心，诚宜咸与维新，概从宽免”，并对自我有所反省，“矧中正自维谅德，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内省方自增渐”。 蒋介石急欲洗刷自己的形象，重新树立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从而扩大和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此外，蒋介石还祭出收拢民心的更大法宝，即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

中原大战和此前的“清党”给国人带来巨大的损害，民众对国民政府极为不满，怨声载道，制定约法保障民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呼声高涨。胡适指出，“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立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中原大战甫起，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派组成同盟，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并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也高举约法的旗帜来打击南京中央政权。1930年9月2日，扩大会议决定即时起草约法，并于10月27日在太原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又称“太原约法”），交国民公议三个月。 太原约法因反蒋派在军事上的失利，已失政治地位和法案效力，因其条文包含了较多的民主思想和还政于民的内容，在国民党内部及民间掀起了关于约法的大讨论。“虽然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实为国民党执政后党内党外一大悬案，首都党国要人近亦有表示及之者，社会方面则谈者尤多，可知此事不是党的问题而是国的问题。” 事实上，制定约法已经成为当时相当普遍的政治呼声。

蒋介石岂能自甘落后，早在10月3日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中正以为目前唯一要务，为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以全国国民，使国民共同负责。” 其意图十分明显，即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商讨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案。所谓约法，是要以法律的形式约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伸民权而抑军权。蒋介石此举虽是顺应民意，但其根本目的并非是还政于民，而是为其实行统治奠定一个法统的基础。蒋电经各大报转载报道，一时赢得了部分舆论的称许，同时蒋欲通过约法当选总统的传言也甚嚣尘上。李宗仁亦回忆道：“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 蒋介石不得不出来澄清，称：“现在革命环境，对内对外有国府掌握政权，代表国家，训政时期实不需总统。个人意见，只要国府能负起责任心，安定社会秩序，依照建国大纲做去，不必另选总统，故国民会议中，只应制约法，不必亦不应提总统问题。” 尽管蒋介石亲自出面辟谣无意图总统之位，但也绝非是清心寡欲，一场政治秀而已。中原大战胜利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这时不再需要借助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制约异己，便开始对妨碍他集权的胡汉民发起挑战。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 胡汉民也心知肚明，对蒋介石制定约法百般阻挠。蒋、胡之间上演了一场“约法之争”。

早在1928年8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五中全会，通过“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当时，胡汉民还在海外，并未参加该次会议。9月，胡汉民返抵中枢，随即走马上任，开始坐镇筹划和指挥一系列政治体制的设计和建构，通过《训政纲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等，并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予以追认，此前通过的颁布约法决议案再无下文。胡汉民在三大开幕式致辞中强调：“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关于党的，关于政的，已非常完全，而且事实上都已条理毕具。我们只要去奉行，只要摸着纲领，遵循着做，不要在总理所给的遗教之外，自己再有什么创作，这一点各位同志应该都要注意”；随后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 在胡汉民的授意下，确认总理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言外之意是无须再另订约法。为继承法统，蒋、胡都宣称遵照总理遗教行事。然而，孙中山遗著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问题。

孙中山关于约法最早的阐释可见其与汪精卫的谈话。其大要为：“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察君权、民权之转捩，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此军政府既有兵事专权，复秉政权。譬如既定一县，则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 孙中山认为，约法是顺利解决兵权过渡到民权的关键所在，规定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将革命次序分为三期——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但孙中山并未指明依靠何种力量来制定约法、推行约法之治，只是规定了约法之治的期限。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 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在总党章中对革命三期论略有修正，即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训政时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而未提及制定约法。此外，还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这便是训政时期“以党治国”之由来。

1919年，孙中山作《孙文学说》，在第六章“能知必能行”中申说“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 。孙中山明确指出，在训政时期应施行约法，目的是建设地方自治，伸民权，有所推进。1923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基础之上进一步说明，过渡时期施行约法，“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1924年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仍将革命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但在各具体细则中并未提及约法，只是规定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 。1925年，孙中山辞世，在遗嘱中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孙中山前后各说颇不一致，虽曾提到过制定约法，但以何种形式、依靠何种力量制定约法并未言明，因而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成为悬案，这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争留下了口实。

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胡汉民否决了训政时期制定约法的决议案，其理由是“民国元年，总理未暇及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制定，临时遂同意于约法之颁布，然而其内容多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实不惬总理之本意。迨本党在广州开创政府之时，总理先后著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诸要典，乃不复以约法为言” 。颁布约法，是孙中山革命理论中“解兵权”、“让民权”的过渡机制，不可谓不重要，1923 年孙中山亦持“过渡时期施行约法”说，可见胡汉民所言颇为牵强。盖因当时国民党内部尚能达成一致意见，蒋介石也需要胡汉民的“以党治国”来约束异己，故毫无异议。然而，当内外环境皆有所变化时，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情形也随之变化。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关于国民会议和约法的提案自在议题之中，蒋、胡之间展开正面交锋。

胡汉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胡语重心长称：“每个同志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这原是总理的遗训。但断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负担，以为如此，便是把所有的聪明才力都贡献给党了。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一时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 实际上，胡汉民是不点名批评蒋介石，胡以反对兼职为手段来限制蒋的权力的意图亦十分明显。会中胡汉民更是提出《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大会原则上通过，交常务委员会。尽管如此，会议仍通过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一案。 蒋、胡两派的明争暗斗也渐趋激烈，“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缩小省区、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蒋发表《告同志书》，直言“国家内外环境之复杂，人心趋向之尚未归于共同，政治上与社会上尚无坚定力量”。 关于约法问题，更是展开激烈的辩论。“反对者谓约法虽政府根本大法，但现在政府已组成，人民权利义务，总理遗教已明白纪（记）载，毋庸约法；赞成者谓政府与人民之间权利义务必须明文规定，结果决留付国民会议讨论。” 事实上，蒋所提制定约法案未被通过，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一案。对此，于右任不得不出来圆场：“国民会议原非本党建设程序中所有，系中山北上后为政治关系有此主张，其后列入遗嘱，势非实现不足以重遗训，从前时机未到，延未办理。今大局已定，故由大会主席团提案通过。至约法乃党对国民之公约性质，本可由党径行宣布，今将由党起草，交国民会议议决。此事因蒋有江电，已向中央建议，故无人提案，但日内仍当提议。” 最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大会遵照总理遗嘱通过并决定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遭到否决。

但蒋、胡关于约法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进一步公开化。1931年1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表示当年内将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胡汉民却在同一天立法院纪念周上公然唱反调，与蒋针锋相对，表示“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未完备。已有的，又因为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徒然定出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是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者的军阀自身计” 。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寸步不让，颇令蒋介石头痛，一时也无计可施。2月中旬，蒋介石失去耐心，在日记中大骂胡汉民。18日和21日，蒋介石两次赴汤山，考虑对付胡汉民的办法，在向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征询意见并获支持后，蒋一狠心，于28日将胡汉民拘押起来。 最终，“约法之争”以蒋介石拘押胡汉民而告终，蒋制定约法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更是党政军三权在握，无人可匹敌。在蒋的授意下，国民会议的召开和约法的制定也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