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政府的政治妥协与派系

国民党完成北伐后，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经过短暂的宁汉分裂后，1928年10月，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妥协，组成了新政府，开始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训政初期因军事编遣问题，即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发展至规模宏大的中原大战。中央政府面临着各种反蒋政治派别与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出现了持久的宁粤冲突。

（一）训政初期的人事安置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根据《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五院组织而成。国民政府总揽国家治权，设主席1人，委员12~16人，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最高代表，既掌握了政府事权，也掌握了军权。五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国民政府委员兼任。五院各有直属之部、院、局、署、委等部门，国民政府组织系统的两级制成为了三级制。国民政府除五院之外，还设立直隶于国民政府的机关，如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等。1928年10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任命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这种人事安排体现了诸般妥协。据谭延闿9月20日日记所记：“胡、戴邀同蒋、蔡、李至休息室谈行政院长事，辩论甚苦，以意义言，则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以形式者则生忽为丑，丑复为生，一反串也。” 谭延闿对自己由国民政府主席被降为行政院院长表示不满，亦体现出行政院院长人选确定过程中的争执。10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举行国庆阅兵典礼，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宣布训政开始。

10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林森为立法院副院长，张继为司法院副院长，孙科为考试院副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会会长，李济深为参谋部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林翔为最高法院院长，古应芬为文官长。蒋永敬先生认为：五院正副院长，一共10人。除冯玉祥外，皆为文职，多为党国资深望重之辈，掌握军事实权的将领也都列名其内，有羁縻的作用。

10月25日下午2时，谭延闿至国民政府行政院宣誓就职。据谭延闿记载：“蔡代表党，蒋代表政府，吾致辞。遂与诸部长登楼开会，做第一次行政会议，五时乃散。吕满部长、刘戈秘书，陈、汪、许、陈参事，皆非湘人。” 在谭延闿看来，行政院安排的“非湘人”，是与国民党其他要员妥协的结果。

10月26日，国民政府第四次国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声称目前军政时期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已经开始。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行政权，而以治权授之于国民政府”，并由中国国民党“为之制定其组织，设立五院，分负责任”。

政治妥协也反映在10月28日行政院各部部长的人事安置上。行政院各部部长分别是：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阎没有到任，由所部赵戴文代）；民国时期素有革命外交家之称的王正廷为外交部部长；西北实力派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财政杰出人物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原广东军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原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图书馆馆长、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部长；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教育部部长；隶属晋系的薛笃弼为卫生部部长。行政院所辖10部，除阎外，皆集授印，宣誓如仪。

在各省市行政长官的安排中，宁派的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曾任冯玉祥秘书长的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晋系阎锡山的亲信官员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两个月后以崔廷献继任），曾为晋军名将的商震（后改投蒋）为河北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的老部下赵戴文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其后由杨爱源继任），晋系的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改组湖南省政府，原任主席程潜被撤职查办，由蒋介石放在桂系头上的一把刀鲁涤平继任。宁方的钮永建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号称“西域三魔”之二的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四川地方军事首领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粤方的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前冯系战将韩复榘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由各部部长名单可知，各方力量实现了暂时平衡。从各省省长的分布观之，基本属于冯、阎、桂、粤和代表中央政府的宁派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分割。南京国民政府能直接控制的省份并不多，预示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极为微妙，实力派新的合纵连横不可避免。

（二）反蒋政治派别

国民党基于政治妥协完成了人事安置，但内部存在着诸多反蒋势力，既有政治派别，也有地方实力派。这些派别因受政治理念分歧与个人权欲的影响，长期挑战中央权威或争夺党权与政权。在这些派别中，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影响较小。此处主要介绍第三党、改组派、再造派、西山会议派、胡派与“新国民党”等。

1.第三党

国民党自1927年“清党”后，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张发奎说：“自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就变质了。” 王奇生在《党员、党权和党争》一书中认为：在“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最有理想和对革命真正抱有热情的人。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是土豪劣绅的天下。南京政府内部到处充斥并蔓延着官场的种种黑暗腐败、衙门工作的低下效率和达官贵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农村依然在土豪劣绅的支配下，工农民众仍遭受着敲骨吸髓的压迫和榨取。

“清党”以后，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邓演达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势力悲观失望。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的书信，秘密出走苏联。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深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蒋、汪之流所遗弃。邓的出走，可以说是武汉政府解体的表征。1927年冬，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与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1930年8月，在邓演达的主导下，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

邓演达在反蒋活动中建立黄埔革命同志会，吸收与团结黄埔学生5000人左右，策动与其交情甚好的国民党将领倒蒋。1931年，邓演达甚至鼓励孙科参与反蒋。邓演达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彻底抛开一个已经脱离民众的国民党，成立一个代表劳工贫困大众的新的组织。邓演达积极倡导“平民革命”，认为只有广大的人民直接从事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强大的群众，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着被压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统治者，则决不会有民主政治”。

在反蒋斗争中，邓演达提出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邓说：“我们的口号不是反蒋讨蒋，而是要整个的（地）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不但要反对南京而且要反对一切其他挂名反对南京的军阀政客。”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一切军事实力派，所以绝不是希望依附一部分的新旧军事实力派——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谢持、邹鲁等的势力来推倒其他反动势力。

不过，邓演达没有利用自己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建立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只是希冀依靠其个人影响，策动军队倒蒋。他对中共等革命派别采取了排斥态度，没能与中共建立联合。邓没有认识到共产党的力量，由于个人认识的局限性，他只看到了共产党的消极面。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露出对中共漠视、冷淡的态度，5000字宣言竟只字不提中国共产党。他甚至认为中共“所制造的苏维埃政权，是第三国际愚弄中国、蔑视中国人民的戏剧，只有叫我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更加厉害，我们必须防止它，消除它” 。邓演达也不信任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他认为“东北易帜”时，奉军入关的动机是奉系在日本的默认或怂恿下去维持自己、发展自己的要求，是一种不平常的军阀政策。 邓演达认为汪精卫等人的“改组派”，自从军事投机失败后，已完全没落，完全被群众所遗弃。邓认为国家主义派只是替某种军阀打先锋，替将灭亡的士大夫找出路。“只有革命群众自己本身构成的武器，才能摧毁敌人，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 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11月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秘的活动。

2.改组派

在国民党内，有一个短暂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在野反对派，即“改组派”，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成立于1928年冬，由陈公博发起。成立该组织的原因是，“‘清党’以后，中央慢慢开倒车，政府为着稳定政局起见，一面和帝国主义妥协，一面更和军阀妥协。……党内的青年感觉无限的右倾，国民革命恐怕就要崩溃。而其在反共之时，各地国民党的青年已成立了不少组织，例如丁惟汾先生领导下的反共大同盟，萧忠贞领导下的实践社，童冠贤领导下的新中会，他们一方面要反共，而一方面要防止右倾” 。

改组派中央总部设于上海，以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郭春涛为“中央常委”，王乐平负责“组织兼上海指委”，潘云超负责“训练”，朱霁青负责“民运”，顾孟余负责“宣传”，施存统负责“秘书长”（后改梅哲之）。 地方支部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个省市及法国、日本、越南、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员达到一万余人。改组派成分十分复杂，上层分子皆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多为政坛失意的官僚政客、失意军人，汪精卫被拥戴为领袖。他们试图否认蒋介石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另行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捍卫自己的“法统”。下层主要由两部分成员组成，以青年学生为主：一是在蒋介石“清党”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真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无辜者；二是对蒋介石严重不满，而又不乐意接受中共的革命政策，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的人士。

改组派倡导召开国民会议，实行地方自治，强调实施民主制度的立法原则，以《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为宣传阵地。《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该杂志每星期出版一次，每期只出15000册，仅出18期就夭折了。虽然只出了四个半月，但其影响很大。据陈公博回忆：“不止中国各地受了影响，连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改组派不满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但更恐惧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苏维埃运动，希望寻找一条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中间道路。据陈公博言：“改组同志会实在没有什么，在当日发起之时，理论既不统一，组织又不健全。”“在《革命评论》的主张着重于民生革命，而在《前进》的主张则重于民主政治。”陈公博主张“社会是有阶级的，不过我想以党的力量调和而至消灭阶级的斗争”。顾孟余则“为避免阶级斗争起见，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组织不健全问题也同样存在。陈公博言：“到底还是以粤方委员为中央，竟直没有选出一个青年之士。”“但粤方委员到底没有几个人！王励斋先生老了，满腔热诚而少办法。朱霁青先生人是勇敢，只是不善于远虑深思；潘云超先生是长于批评，同时也短于建设。这样剩下来只有一个王乐平，王先生毕竟是一个行动人，办法有时过于粗率，而措施又往往近乎矛盾。我是要去欧洲了，孟余先生说明他身弱多病，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而不是一个司令官。” 这种内部组织不健全的国民党反对派于1931年1月自行宣布解散。

3.再造派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握大权后，胡汉民、孙科等对蒋介石拉拢汪派不满，到欧洲考察。拥胡、孙的王昆仑、谌小岑、梁寒操、钟天心、程元斟等人聚集上海活动，拥护胡汉民，希望胡能东山再起。1928年3月，他们创办《再造旬刊》，认为国民党患了“疯瘫的病症”，“党的生路，只有再造”，故称为“再造派”。胡汉民、孙科还特别嘱咐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给《再造旬刊》以经济支持。该刊先后由钟天心、梁寒操等担任编辑工作，至年底共办30期。其发行量最多达一万份，后因胡汉民回国与蒋介石再次合作，李济深被蒋扣于南京，经济来源断绝，《再造旬刊》停刊。

再造派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的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排斥汪精卫，主张“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主张“反共救党”；对外主张“绝俄”、“联英”、“反日”。 1928年10月，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后，即以立法院为基地，强调立法权，制约行政权，提升党权，约束军权。

4.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西山会议派由此产生。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但蒋介石极力保护他们，为日后利用西山会议派留了后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蒋介石首先拉拢邵元冲、叶楚伧等人，并通过他们对西山派的主要成员进行拉拢。 国民党“清党”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一致。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和解，至1931年12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改组了国民政府。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人物林森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谢持、许崇智、邹鲁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覃振为立法院副院长；居正为司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成了南京政权的重要力量。

5.胡派与“新国民党”

胡派指国民党内以胡汉民为核心的政治派系，主要人物有胡汉民、萧佛成、古应芬、邓泽如等广东籍的国民党元老。南京政府建立初期胡汉民与蒋多有合作，在对付西山会议派、瓦解改组派等方面合作默契。然而，双方在中原大战后围绕是否制定约法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认为孙中山并没有在训政时期制定约法的主张，为此导致了胡汉民被囚。1931年10月，胡汉民在约法之争后获得自由，离开南京后，依靠两广武力，努力促成西南各省联合与蒋对抗，成为西南反蒋势力的精神领袖。1933年1月，胡汉民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该刊充当了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喉舌的角色，由刘芦隐专营此事。该刊共发表了胡汉民50多篇文章，南京中央政府对该刊采取严禁政策。

1932年，胡汉民还成立了“新国民党”，自任领袖，邹鲁为书记长。所有加入“新国民党”者，均需宣誓，以示郑重。 除正式组织及党员外，“新国民党”在各地还有一些外围组织，吸引青年。“新国民党”吸引人员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吸收“反蒋最坚决的人”，也就是与蒋介石利益最相冲突、矛盾最大的人。加入“新国民党”的重要人物有冯玉祥、王家烈、蔡廷锴、蒋光鼐、方振武等。 邓泽如负责管理“新国民党”的经费，每月5万元，由广东省政府财政厅拨付。1935年下半年，邹鲁等人逐渐投靠国民党，加之胡汉民出国，“新国民党”的活动遂逐渐减少。据陈红民先生研究，“新国民党”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国民党内的秘密反蒋团体，只不过其组织稍严密，成员分布更广泛，且有两广实力派做后盾而已。据说，蒋介石对“新国民党”的活动很清楚，只是碍于胡汉民与两广实力派，更主要是“新国民党”没在军队中活动，故未对其下手镇压。 同“新国民党”互为表里的，是胡汉民1935年创办的一个政治骨干训练班——“政治经济讲习班”。旋即，胡汉民去世，两广事变失败，讲习班遂宣告夭折。

（三）反蒋军事实力派

清朝末年，全国军队总数约为57万人。北伐结束时，全国已有84个军（272个师），还有许多独立旅、独立团等建制，总兵额220万人以上，且此数尚未将东北、新疆等地军队包括在内。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兴起后，各地大小地方实力派陆续服膺于三民主义，但保留了原有的地盘与军队。按照郭廷以的说法：“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不论是何种名义，要皆为国民党的内部之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 训政初期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桂系、冯系、阎系等，他们借“政治分会”的体制保障，在各自辖区内掌控着军事、政治、财政等大权，对南京中央政权形成巨大威胁。据蒋永敬先生分析，当北伐完成时，全国军权大致形成了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六大军事中心，随着1929年、1930年的异动，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相继失势，张学良所代表的东北势力进入华北，取代冯、阎的地位，全国由六大军事中心转变为北平与南京两大中心。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军事集团，是与蒋介石集团斗争时间最长、对其威胁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北伐后，第七军发展至第四集团军，其长官多为广西人，故又被称为“桂系”，驻地为广西、两湖及华北。1927年8月13日，因桂系逼迫，蒋第一次下野。桂系联合西山会议派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12月，中央特别委员会在蒋、汪的反制中，被迫解散。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因战时失利而暂避海外，但旋即复出。1930年中原大战时，李宗仁通电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副总司令，率桂军入湘，6月，与粤军蔡廷锴、蒋光鼐军对峙于衡阳，进军武汉的计划失利。胡汉民被软禁时，粤军与桂军修好，共同反蒋，并将驻守广西境内的粤军撤回，蒋试图消灭桂系的计划受挫。在蒋第二次下野后，桂、粤在广州另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形成两广独立的局面，并长期与蒋抗衡。

冯系是以冯玉祥为首的军事集团，主要指挥官多出自冯氏基本部队——十一师，后发展为北伐后的第二集团军，亦被称为“西北军”。驻地为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骨干力量有韩复榘、石友三、佟麟阁、孙连仲、鹿钟麟、刘汝明等。在北伐进程中，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全体人员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对北伐的完成具有重要作用。冯借北伐之际遇，实力大为膨胀，拥有9个方面军，计40万人左右的兵力。中原大战之后，冯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自己也“释权归田”。此后，冯玉祥失去了地盘、军队，只能靠策动旧部继续反蒋。

阎系是以阎锡山为核心的第三集团军，也具有私人军队性质，部将多为山西人，也被称为“晋系”，驻在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阎锡山在北洋时期，驱逐了山西部分军政大员，独揽了省军政大权，逐渐形成了以山西籍将领为主的派系，主要人物有赵戴文、赵丕廉、南桂馨、商震、张荫梧、傅作义等。1930年4月，阎锡山在各方反蒋势力的支持下，在太原就任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公开反蒋。中原大战失败后，宣布下野，避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以团结为由，同蒋介石“研究阎先生的地位”后，阎锡山得以重返山西，埋头山西的经济建设，发展地方实力。

训政初期，其他地方实力派还有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以及以龙云、卢汉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以刘湘为首的川康实力派，王家烈领导的黔军，何键领导的湘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