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宁粤冲突

在国民党内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纷争是宁粤冲突。金以林认为：“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一般而言，宁粤对峙之因大都解释为约法之争，进而解释为胡汉民与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之争，事实上并非尽然。对峙形式表现为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其源流则需要追溯到训政初期的政治架构。

（一）约法之争

如前所述，训政初期因编遣会议而持续进行的各派武装冲突，最终发展至中原大战。随着蒋介石的胜利，各种争斗暂时偃旗息鼓。1930年11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去世后，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院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欲建立一个强势的中央行政机构，遭到了党政内部一些实力派的强烈反对。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控制党权的胡汉民充当了反蒋的精神领袖。胡汉民曾助蒋战胜过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并成为国民政府训政制度的“教父”。然而，胡的书生意气与对别人的过分苛求使他易于失去支持者。 胡在孙中山时期建立的理论威信及身为立法院院长的政治身份，会驱使他走上极易受伤的政治舞台。胡所持立法居于行政之上的西方政治理念，必然使他具有反蒋独裁的意向并做出相应行动，由此导致蒋的严重不满。如蒋所言，“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凡有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人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彼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图其私利，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 胡汉民在与蒋的权力交锋中反复强调党权与立法权，以作为遏制蒋集权的手段。

在国民政府的制度架构中，立法院并不能制约行政院的权力扩张。但在胡看来，即使蒋有走向制度化的意愿，通过约法调整制度，也是为一己私利。制度调整有两条途径：一是个人权威形成后，自上而下进行制度改革；二是基于民主理念的传播，以民主模式而推动制度化。前者往往会遭遇较大阻力，在中国历朝历代，成功者寡。而后者在国内统一未能完成、党内派系林立之时，意志难以集中，民主改革往往成为反对派对抗中央政府的武器。胡、蒋此前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了约法之争，胡汉民也因此遭到了蒋介石的囚禁。蒋介石认为制定约法的目的主要有：（1）安定革命后的人心。一国之革命后，人民经过破产流血种种牺牲，其所争得的权利，自需一种专约规定，加以保障，否则人民深恐野心家再起，发生恐慌现象。（2）确定革命后之国体。国家政体亦需有一种专约规定，国家基础始不发生动摇。（3）确定人民与政府同担负之责任。……是以约法之目的，即是完成革命、维持国家之和平统一。

由胡汉民反对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演化而来的约法之争，成为宁粤对峙的导火线。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囚禁了胡汉民，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风暴。针对囚胡之事，粤籍领袖们认为此乃蒋的个人集权，是军事独裁的复活。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四中全会以后，“对蒋已失望” 。舆论认为，这种政治以武力为转移，最要紧的是恢复法治，遏制军权的坐大，“兵权所在，万恶包围，军必成阀，环境所造” 。因而潜在反蒋实力派迅速聚集，反蒋声势不断壮大。据陈布雷所记：“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盖视政治生活为畏途，几欲诤劝蒋公引退焉。” 阎锡山亦评论：“胡事出，与国家关系虽小，与蒋关系甚大。能悔则吉，不悔则凶。此事与其为首领之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故也。” 陈布雷与阎锡山的观感虽不一致，但均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前景之忧。

然而，蒋介石不为所动。1931年5月1日至2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三届国民党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做准备。蒋在该会的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固属确立，但国家仍常陷于军事时期，两次北伐，再度西征，张桂叛变，继以唐、冯，至19年训政开始年份，而该年军事较任何年度为激烈，地方受军事之影响，政令受军事之影响，财政交通无一不受军事之影响。” 面对反蒋势力的冲击，蒋介石依然于5月5日至17日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各院院长及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此一草案的通过，突破了《训政纲领》对国民政府权力的限制，使政府治权的最高地位取得法律上之承认。

蒋之所以敢于囚胡，自赖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一个醉心于法制的立法院院长被行政院院长囚禁，多少有点讽刺五权平等的分权机制，遑论权力制衡了。尽管蒋事后多方安抚，然反蒋暗流仍加速表面化，反蒋风暴再次开启。以胡汉民的落难为导火线，国民党内的文职官员如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军事将领如李宗仁、陈济棠等两广地方实力派联合组成了反蒋阵营，剑指蒋介石的独裁。

首先是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于4月30日提出弹劾，继而第八路总指挥陈济棠、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亦于5月3日自广州通电诋毁中央，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先行离粤辞职，随之铁道部部长孙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离京去沪，请辞不返。旋即孙携陈友仁、许崇智于5月24日离沪抵香港，晤唐绍仪、汪精卫、张发奎同赴广州。期间，广西之李宗仁、白崇禧等曾于5月11日通电反中央。因之，“拥护中央之党政要人及军事要人亦分别通电驳斥，成为极盛一时之电报战” 。5月25日，林森、唐绍仪、古应芬、孙科、许崇智、陈济棠、陈友仁、李宗仁、陈策、李文范等在广州联名发表通电，催蒋介石于24小时内辞职。5月28日，另立国民政府于广州之“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中央机构，否认南京为合法中央；历数蒋介石罪状，谴责蒋介石“假行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对政见不同者“咸施以诈术与暴力，必尽去之而后已”；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引退，“勿以一身为党国梗”，并欲讨伐南京。

（二）宁粤和解

表面看来，宁粤冲突似成死结，训政初期的政治秩序有可能被颠覆，政治系统有可能解体。面对地方政府的挑战，国民政府是付阙如中原大战般的激烈战事，还是另有转圜，面临着艰难抉择。

在关键时候，政治人物往往会借助一定契机而达成政治妥协，以尽量避免内耗。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面对外患与民族危亡，各实力派再次寻求政治妥协的可能性。当蒋听闻九一八事变消息时，“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 9月21日，蒋返回南京，召集中央要员商讨应对方略。蒋调整了对粤方针，表示为了御外，宁方可以退让。蒋指出：（1）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2）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3）胡、汪、蒋合作亦可。 9月22日下午，蒋邀请吴敬恒、戴传贤等，“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 。此后，蒋反复强调“团结内部，共赴国难”。正如9月28日邵力子在中央纪念周发表谈话称：“一星期来，中央诸同志，天天开会，决定应付此事。先从团结入手，已致电粤方，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我相信如有屈辱签约之事，中央同志必将全体自杀。”

面对全国舆论，宁粤双方迅速收敛军事敌对。侵湘之粤桂军已先自动退却，宁方何应钦亦中止入湘。蒋介石令陈铭枢携其亲笔函赴粤探讨双方议和的方式与途径。9月25日，张继、蔡元培、陈铭枢由沪赴港，与粤方首领会商和平办法。粤方也表现出了一定退让，陈济棠于27日下午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撤兵后之治安问题、防务分配办法及应付日兵等问题。10月1日，粤方裁撤运输总站。

蒋介石进一步向粤方示好。10月2日，蒋电陈铭枢并转蔡、张，继续强调和解的三原则：“（1）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粤同志整个的（地）迁来首都，改组政府，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2）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3）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不过，粤方对于蒋介石统领党政军三大权，颇不赞同，希望蒋氏放弃党政，专事治军，以展其所长。其次，希望请胡汉民出任政治，共挽危局。 蒋原拟10月14日晨访胡，谈粤事。胡以国难日急，非力谋团结不可，乃决定亲访蒋协商。13日下午胡与陈铭枢、吴铁城商谈后，三人即往陵园谒蒋，相谈甚洽。 蒋表示“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承错误”，胡汉民“亦感动”。 10月14日，胡汉民获释，蒋决定由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陈铭枢等陪同胡到上海，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尽快入京，以召开包括各派别的和平会议。

针对宁粤和解的态势，汪精卫抵沪后立刻抛出了粤方主张，以此博取宁粤和解后的政治主导权。汪表示“对内以建立民主政治，推倒个人独裁为目的，对外以贯彻打倒帝国主义之侵略，求中国绝对平等为职志” 。

蒋进一步表示出对宁粤和解的诚意。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至孙科寓所会晤汪、胡，请他俩主持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并相邀入京，共赴国难。蒋、汪、胡相继握手并决定于24日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蒋表示：“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想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 汪精卫代表粤方表示：（1）国民政府主席如德国的总统那样，实际上不负责任，行政院应负责任；（2）废除总司令职；（3）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共同负责党务。

对于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宁粤双方与地方党政大员均寄予厚望。于右任认为：“为一致对外，不仅要京粤合作，应更进一步谋全国整个团结，且西南之川滇黔军政纠纷，西北之五马问题等，一切隐患，均应通盘筹划，作一劳永逸之计。”李济深认为：“国难当头，国内和平统一自能实现。”邹鲁希望此次会议“应谋永久和平，不可暂时的（地）或分赃式的（地）和平，今后再无诚意团结，致国家破碎，实丧心病狂之徒”。伍朝枢认为：“对和会意见，仅八个字，即和平统一，共赴国难。至军政权限划分，余等向主张军权受党与政府之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粤方并非铁板一块，胡、汪各有打算。反蒋精神领袖胡汉民宣称在上海和平会议中持“超然的中间立场”，对被宁方推为和会代表，坚辞不就。对外表达的政治态度，胡、汪两人大体相同。胡汉民认为，国民政府政情在于制度上有缺憾。胡对外界言，对蒋本人频加称许，而谓制度及环境不佳，故制度的修改是非常重要的。10月24日，汪精卫发表谈话：“为使政治从军事支配中解放出来，为二十年来待解决之问题，中国必须做到此着，始能成为现代国家。现役军人如果要从事政治，必须先把军职辞却，继不致挟持军力以威胁政治。” 两人均表示，只有修改制度才能保证政治稳定。

宁方坚持法统与制度不宜发生很大变动，但不反对容纳粤方或由粤方在法统基础上组织政府。10月27日至11月7日，宁粤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统一会议”，会谈共进行了七次。 在和平会议中，汪精卫表现得活跃和主动。开会当日，汪精卫对记者谈话，重申粤方主张，谓政治上唯望做到军政分开，政治脱军权支配，论事不论人。胡汉民虽未与会，但自述为最爱惜蒋者，盛称蒋于党国之大功，本人爰人以德。胡谓其最大决心为，维持国民党，不使其成为元、二年进步党，渐至渐灭。宁方代表认为：（1）政治中枢不宜更动，政制亦未宜轻改，主席权限一原则无成见。军方总司令部尽可取消，使陆参各部之常设机关负责。（2）党统不能有问题。粤方却坚持由统一会议组织统一政府，国府采德法总统制，行政院如责任内阁制，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任之，军人不得当选等七条。 由于宁粤双方意见分歧，最后决议宁粤双方各在广州和南京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并提出改革中央政制。

由上可知，粤方内部出现分裂，是宁粤政治妥协达成的重要因素。胡汉民对蒋颇为严苛，汪精卫、孙科则表示愿与蒋妥协和合作。蒋记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 胡汉民在12月5日举行的粤四全大会闭幕会上称：“此次大会高揭‘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第二个口号为‘推翻独裁，实行民主政治’。今人以为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在四全大会的宣言中还提到“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军权必须决之于党，而由政府负责执行，军权隶于行政院。 胡汉民坚决表示要求蒋下野，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

面对粤方压力，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第二次下野。蒋在《辞国民政府主席职呈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中称：“胡汉民同志等微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权，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解职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赋，尽党员之责任。” 不过，蒋在下野前当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苏、浙、赣、皖四省省政府，分别由其心腹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任主席，并由贺耀祖任甘宁青宣慰使 ，然后飞回了浙江老家。

至此，蒋下野后，宁粤双方得以汇集于宁，以解决政制问题。粤方在沪代表，除汪精卫因病留沪外，孙科等皆于17日入京。唯胡汉民仍称病留粤，中央执行委员会定21日召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切党政改革及国民政府主席诸重要问题皆将取决于该会。京粤要人皆主张开放政治，进行宪政。

（三）政制改革

蒋介石下野后，1931年12月，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以作为“看守内阁”准备过渡。陈回忆道，在他代理行政院院长期间，“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莫不纷纷辞职，不论是否批准，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如外交部部长顾维钧，留下辞呈径赴上海去了，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向我提出辞呈，声明只负责到一中全会开会时为止。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同时总辞职，各署长已不到机关办公” 。12月20日，宋子文提出辞去本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各职。24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林森、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颁令挽留。 宋子文的辞职，给陈铭枢过渡内阁及孙科政府制造了障碍。由于蒋、汪、胡均不在京，到南京要求收复东北的学生请愿活动此起彼伏，并和政府当局发生了冲突。陈铭枢对纷乱的政局无法维持。

1931年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汪、胡未到场，开幕后蒋即离去。在会议中，各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迨至12月2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于右任，会议最后通过政制改革案，决定恢复五院分立，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蒋作宾12月26日去上海请孙科，日记里写到孙科的感受与态度：“晨抵沪，往晤孙科，劝其返京。渠谓南京派尽纷辱广东派，几目广东派为卖国奴，吴狗（指吴稚晖）种种侮辱，实不堪受，非于右任、陈铭枢、朱培德、何应钦在南京负责者，亲来沪与予商妥，予不回京，或蒋、胡、汪均至南京，予始可来京，否则予非独不回京，将即回广东分途奋斗。” 孙科道出了对蒋派的严重不满，对吴稚晖的辱骂怀恨在心。 27日，孙科等粤方中央委员返京。

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了行政院院长的权力，国民政府主席职权大大削弱，国民政府委员会仅恢复其名称，其职权只解决“院和院间不能解决之事项”。此次改制，重新回到委员制的方式，权力中心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权力则回归至行政院。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午后开大会选举林森为主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副之；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副之；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副之；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副之；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刘芦隐副之。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为防止专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12月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的人选。蒋作宾写道：“午后开第一次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长提出各部长，以陈友仁长外交，李文范长内政，黄汉梁长财政，罗文干长司法行政，叶恭绰长铁路，陈铭枢兼交通，陈公博长实业，朱家骅长教育，何应钦长陆军，陈绍宽长海军，又以石青阳任蒙藏委员会，刘瑞恒任禁烟，李济深任训练总监，唐生智任军事参议院，朱培德任参谋本部，几全般为广东藉（籍）。” 孙科组阁时，胡致电孙科、伍朝枢、李文范，表达了对新政府人事安排的看法，不过，胡也提出了“政治分配”的原则——“粤人愈少愈好”。胡建议将蒋置于更无实权的考试院。

1932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宣誓就职。蒋作宾记道：“今日为统一新政府成立之日，各新院部长在国府行就职礼，到者寥寥。由九时至十二时半始草草成礼。政府新而气象不新。广东政府仍不肯完全撤销，尚欲扣留财政，设置政治分会、军事委员分会、中央执监分部，俨成割据。而他方亦不免援例请求，所谓统一而最不统一矣。唯各方金融界则发生极大恐慌，上海为尤甚，前途亦至可悲矣。”

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曾一度对其寄予厚望。“闻今日孙科新政府就职，但愿期臻巩固，得慰悬念也。” 而其个人在政治上低调了许多，“余仍愿随汪、胡之后负责”，“惟此次政治责任全在于胡，故必须其说一句话也”。 孙科出任阁揆，减少了胡汉民集团反对政府的机会。汪精卫很失望，他的手足无一进入政府，无奈转而同蒋介石合作。 国民党三巨头未能聚首南京，孙科亦无法担负行政大责。由于蒋、胡矛盾无法修补，曾经权倾朝野的胡汉民从此成了最大的在野派，充当着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精神领袖角色，继续从事反蒋活动。

在内忧外患与利益集团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孙科政府很快陷入困境。孙科认为：“中枢空虚，诸事停滞，弟以一无实力之人，而强以负中央行政之责，即焦头烂额，亦于国无补。” 陈公博说，“南京对孙哲生（孙科）长行政院大概早是不满意的，宋子文已有计划的（地）打击孙哲生，他暗地里叫财政部职员全体辞职，来一个总同盟罢工”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部长一职，封锁财政档案，并与江浙财团共同抵制纳税。加之东北失陷，税源锐减，各省截留，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孙科到达南京时，军事费用每月需1600万元，而孙只能筹到600万元。孙科内阁财政部部长黄汉梁为福建人，乃上海和丰银行荷兰买办出身，资浅人微，江浙财团不但不予支持，且多方掣肘。 孙科求助于宋子文和孔祥熙，均不得要领，不得不承认“崩溃在眼前，除采取有力手段外，再看不出有任何其他打开僵局的出路” 。陈公博认为：“单是财政一个问题，已够行政院倒塌了。” 在对日外交上，孙科政府高喊抵抗，以素有革命外交口碑的陈友仁任外交部部长，他要求张学良死守锦州，主张对日绝交，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孙科以外交政策为名，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一起离职的还有内政部部长李君佩先生（李文范）、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先生、铁道部部长叶誉虎先生（叶恭绰），甚至南京的市长马星樵先生（马超俊）也一去不复返。南京真成了无政府的状态。

面临此境，1932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邀蒋返京。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望蒋介石、胡汉民从速进京，宣称要“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 。5日，陈铭枢电请蒋、汪、胡返回南京，称“自一中全会竣事，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国最高机关，提挈无人，失其重心！一切安攘大计，何所秉承”。陈的信件反映了孙科政府的困境，热望三巨头早日入京主持大计，盖“全国人心皇皇（惶惶），失其所归”。 张学良、冯玉祥等人以国难为由亦邀蒋回京，何应钦、张继亲赴浙江奉化，促蒋回京。在一片“敦请”声中，汪、蒋暗中串通，16日，汪至杭州会晤蒋介石。17日，汪、蒋联名电告胡汉民，促其北上进京。18日，胡汉民复电表示暂不入京。19日，蒋、汪再次在杭州西泠饭店会谈，完成了双方合作事项的具体安排。汪精卫赴南京前发表了谈话，表示对蒋介石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决心至为钦佩，并说：“鉴于过去裂痕，谋现在之努力，蒋、胡与鄙人实有共叙首都，同心匡济之必要。”

汪、蒋入京前还做出姿态，公开致电滞留于香港的胡汉民，邀其北上，“共支危局”。胡汉民原以逼蒋下野，支持孙科内阁为目标，不意汪精卫迅速投向蒋介石，挤垮孙科内阁，他十分气愤地复电：“所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孙科字——引者）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尊电所谓共支危局者，当亦无愈于此也。” 21日，蒋、汪到京。25日，孙科及其多名部长辞职，吁请蒋、汪、胡入京主政。据蒋作宾推测：“据闻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国难当前，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1月27日，黄汉梁自上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辞职，财政部事务再次陷入停顿。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更使孙科政府再也无法支撑，1月29日，汪精卫取代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月31日，宋子文正式恢复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的职位，孙科内阁使命结束。

宁粤和解整合了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此后，中央政府基本维持稳定，逐渐产生了凝聚力，政治上以制宪、谋求全国统一、共赴国难为重心。即使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多次犯“政治病”时，中央政局亦未发生较大更动。宁粤冲突初步和解后，在责任内阁制与军政分立的制度框架下，国民政府为从事经济建设与抗战准备迎来最好的几年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