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规模
在盖伦走在帝国首都的大街上时,众多吸引他目光的石头和雕像中,他可能会注意到一根柱子,上面刻有罗马30个军团的名字,这根石柱碰巧幸存至今。这份名册是一份罗马权力的显性保证,军团名单按地理顺序排列,从帝国的西北角开始,从外向内顺时针旋转。在西部,守卫着不列颠的有3个军团,在莱茵河有4个,阿尔卑斯山和黑海之间的多瑙河行省有10个。在东部,从卡帕多西亚到阿拉伯半岛,有8个军团驻防,同时监视着臣民和敌人。在非洲,只有2个军团看守着属于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地,一个在埃及,一个在努米底亚。西班牙有1个军团,阿尔卑斯山有2个。这些就是全部30个军团。即使在这个平衡的时刻,在战争和瘟疫的风暴到来之前,帝国也还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罗马帝国一直在征服境外民族的原始意志与维护帝国核心区域安全之间摇摆不定,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之间,帝国从来没有达到过完全稳定的平衡。然而在2世纪,横跨三大洲的广阔疆土上,一股和平的气息笼罩着由罗马军队守护和巡视的土地。
在本质上,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军事霸权构成的框架,其形态是由地理现实和政治技术共同决定的。罗马帝国没有自然或天赐的边界,也没有明确界定的界线,现代国家通过先进的土地测量标注的国界线,对于罗马人来说过于精确。归根究底,是因为罗马人统治的是“部族”或“民族”。希腊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在哈德良统治时期做过行省总督,他以描述“罗马人统治下各个民族的边界”为开端,讲述他的罗马历史。他能合理地指出帝国边缘的主要地理特征,如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但他紧接着解释道,罗马人也统治着这些边界之外的人群。大型的军团基地被设置在边界之内,这样的位置既能保存实力,又能让军人在介于帝国警察和工兵之间的角色上有效地发挥作用。边境地区是一个由小型堡垒、瞭望塔和信号站组成的密集网络,有时候还会深入到敌人的领地上。据说,居住在多瑙河外的夸地人(Quadi),曾因为“忍受不了监视他们的堡垒”而奋起反抗。
2世纪的罗马人不会认可在某一刻停止扩张、转而欣赏自己的完工杰作的宏大计划。奥古斯都时期,扩张有所减缓,但没有完全停止。侵略和外交仍在不时地扩大帝国。甚至,像哈德良长城这样明显的防御工事,实际上也只是一种控制系统,而不是主权领土边界的标志。在长城建好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人一直在向苏格兰发动断断续续的进攻。马可·奥勒留曾认真考虑过吞并中欧大片地区。而罗马人试图控制幼发拉底河以外地区,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永恒根源。
扩张受到的阻力逐渐划出了领土霸权的边界,我们将其称为帝国的限制。这些限制源于罗马人所创造的系统的特点,这个系统需要帝国的核心在铁器时代的通信和运输条件下,协调军事力量。军事机器的政治协调与物质协调同样重要。皇帝是元老阶级的首席代表,这是一个范围很小的社会团体,它通过垄断最高统帅部的职位维持了对军队的控制,这是他们阶级与生俱来的权利。到了奥勒留的时代,每年都有大约160个元老在帝国的各地任职,全部都是由首都的神经中枢委派的。
罗马皇帝对“帝国主义的边际成本”至少有一种粗略的认识。“掌控着整个地球和海洋,他们以谨慎的态度维持统治,而不是试图把帝国带向未知、痛苦而无益的蛮荒地带。我在罗马见过一些荒蛮地区的使节试图向帝国臣服,却因为毫无价值而被皇帝拒绝了。”据说,罗马人把凯尔特人所有的土地都拿走了,除了那些过于寒冷或贫瘠的地方:“凯尔特人有价值的东西都属于罗马。”
地图3 盖伦的世界:盖伦到访过的行省
30个军团共计约16万人。罗马军团是一支公民军队,理论上只从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中征召,通常来自散布帝国各处的老兵殖民地。但军团的人数还不到军事力量总数的一半,其他的补充力量还有辅助部队。这些辅助部队从各行省招募,他们融入了帝国的指挥系统和整体战略计划,并且,长期服役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获得公民权的方法。如果加上海军和临时部队,罗马帝国的战争机器拥有接近50万人:“这不仅是世界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它还拥有最优秀的训练和最精良的装备。”
维持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不便宜。国防预算是最大的一项国家开支,远远超出其他费用。2世纪一个普通军团士兵的薪水是300第纳尔( denarii )银币,这是一份足够但并不丰厚的收入;辅助兵大约是这个数字的5/6。骑兵和军官的薪水更高。退休金和不定期的馈赠也增加了更多的成本。总体算来,2世纪的军队支出仅薪资一项,就高达约1.5亿第纳尔,约占帝国整个GDP的2至3个百分点(相当于现在美国国防开支的比例)。就规模来看,军队和预算都非常庞大。
与此同时,正如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到的,奥古斯都建立的帝国主义框架,代表了对罗马共和国极端军事动员力的一种强烈而有意识的背离。罗马共和国曾是全民皆兵的社会。一位3世纪的历史学家写道:“在共和国时期,当元老院任命军队指挥官时,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要拿起武器。”相比之下,在帝国时期,军队是一支专业力量。奥古斯都“用固定的薪水派驻雇佣兵军队,充当罗马帝国的一道壁垒”。罗马人的和平建立在一支庞大的有偿军队的纪律、英勇和忠诚之上。而军事霸权之下的财政运作则构成了帝国的基本代谢系统。
因此,罗马帝国的规模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横跨三大洲进行军事协调的地球物理现实、控制军队阶层的能力,以及用于维持庞大军队的费用。在巅峰时期,罗马的军事统治创造了持久的和平,这是一份臣民和公民共享的恩惠。在帝国的中心,人们可以把战争的痛苦远远抛在脑后。“许多行省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驻军在哪儿;所有人都更乐意向你交税,比另一些人向其他人收税还高兴。”“这些城市闪耀着光辉与优雅,整个大地都被装扮得如同游乐园林;从田野、从朋友和敌人的信号台上升起的烟雾,远离了陆地和海洋。”
这些溢美之词摘自一个非常有天赋、当时非常年轻的希腊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于144年在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面前发表的著名演说。一个正在寻求成功的行省人自然会有些阿谀奉承,但无论有多大的折扣,他对他所谓“伟大的帝国和卓越的力量” 的动人赞美,不能不让人对帝国统治下的生活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你使罗马人这个词不再属于一个城市,而是成为一个共同种族的名字。”对这个年代的肯定结论,尤其是吉本的赞美,就源自这些恭维的致辞。不是所有帝国都能激发其臣民如此欢欣鼓舞的赞美,我们将会看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帝国的各种诱惑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像阿里斯蒂德斯这样的城市精英的忠诚,正是帝国的黏合剂。
阿里斯蒂德斯本人曾在罗马病入膏肓,濒临死亡边缘。他设法来到帕加马,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疗养,他花了多年时间坚持使用治愈之神提供给他的古怪疗法。盖伦在小时候见到过这位伟大的演说家。我们会再次见到阿里斯蒂德斯,他是第一个我们所知的安东尼瘟疫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