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 2月，在西柏坡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毛泽东主席打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比喻。

时光令人唏嘘。

这句话背后，是 100多年被动挨打、不由自主、忍欺受辱的历史，客去客来，由客人自己说了算，而且这些客人都不那么友好。 100多年里——乾隆以后和毛泽东之前，没有任何人有底气说这句话。

特别是从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一直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国政权，都是吊线的傀儡，无一例外。

历史就摆在那里，由不得人们不承认。

中国真正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完全实现独立自主，是从彻底的革命起步的。而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去实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决策，才不再受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左右。

中国的国门，从 19世纪以来就已经逐步洞开。逐步的意思，是每挨一次打，就多开放一点。

唯有 1978年开始的开放，是自 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的开放，中国人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去建造富强的国家。而同步的改革，则是以富强的国家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上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这种制度变革，是中国人说了算的。

在今天，这是个常识，主权国家的内政，当然由主权国家的人民和他们所承认的政府说了算。但历史不是童话，它从来不承担保护一部分人的童真这一任务。

我们今天就要来回顾历史。

7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它是 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理解后者，就无法完全理解前者。所以我们要追溯 180年，从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起。

从一个传说中的细节开始。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末期，太平军节节败退，湘军淮军步步进逼。中兴四大名臣“曾左胡彭”之一的胡林翼，眼观战局，喜气洋洋。“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

如果你看过梅尔·吉布森执导的电影《启示》，就会联想到电影最后的画面：当玛雅文明的后代同时也是“野蛮人”的主人公斗智斗勇战胜其他部落的欺凌，救出妻儿踏上新旅程时，他在海边看到了来自西方的帆船队伍，面露忧思。

玛雅文明的后裔和中华文明的后裔，尽管文明发展程度不同，但面对的是同一种威胁——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而言，当你望到那从未见过的帆船——后来是轮船、铁甲舰，这就意味着，你熟悉的生活结束了，你的灾难降临了。

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不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或者未能早于欧洲发明蒸汽机。

蒸汽机的改良，代表技术以及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价值。

归根结底，蒸汽机定义了文明，所以在掌握它的人眼中，但凡在此之前的人类文明成果，都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蛮或者半野蛮。四大文明古国，已经失落了三个，唯有中国硕果仅存，但在 19世纪，蒸汽机广泛应用之后，这最后一个，也面临着“屠龙”之虞。如果胡林翼晕倒的传说属实，那么他看到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 1874年，李鸿章上书同治皇帝，说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上书是为了争取财政支持，但这句话里饱含的文明忧思也跃然纸上，被后世一再提起。

这是个什么变局？它又怎样威胁中华文明？

梁漱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他认为，如果中国不与西方接触，那么再走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它将永此终古”。

梁先生是对的，可惜前提是假设性的。当时的中国当然不希望与西方接触——事实也是如此，但西方必须与中国接触。

之所以说是必须，是因为在蒸汽机改良之前，有一种叫作“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诞生，它最突出的特性，就是自我扩展。当资本掌握了对社会的支配权之后，它就会自我繁殖和扩展，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它天然的侵略性。

逻辑其实很简单。农业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依赖的是畜力，牛马也要休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做不到的，这是常识。

然而有没有想过，机器可以代替牛马？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出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整个生产和作息的模式就都被颠覆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变成现实，新出现的动力系统，不需要休息，只要你保障它的燃料供应，它就可以一刻不休地为你工作。

这是个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什么呢？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

以前人的生活都是根据自然规律来安排的，中国的历法，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自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动力，它不分黑夜白天，春夏秋冬，都可以干同一件事——制造。它把许多人集中起来，在同一个老板的指挥下，生产同一个东西，制造、制造……

人类的麻烦（也叫作进步）从此产生了。我们改造甚至支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提高了，机械力的稳定使用让一大堆人可以不受自然限制，集中在一个地方，不间断地制造同一种东西。

问题是，制造出来卖给谁？谁要？

生产能力摆在那里，它必须寻找出路。机器生产、集中劳动会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所以它会挤垮所有家庭手工业，大家都必须按照这个套路来生产，生产才有利益。

那么出路在哪里？本地区、本国的市场容纳能力不足以抵消生产能力，就只能突破地区与国界。从 18世纪以来，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饕餮怪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这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着来的体系，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受到它的强制。总之，中国人期盼一个清明政治并在其中安安生生的日子到头了，康乾盛世，结束了。

我们必须对这个饕餮怪兽保持好奇， 100多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什么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

简单说来，就是把世界分为中心和边缘两部分，中心负责生产，边缘负责提供原料和市场。中心用很便宜的价格从边缘购买原料，又用很高利润的价格把成品卖给边缘。

所以，它必须维持一个基本结构——中心的范围比较小，而边缘的范围很大并且不断扩大。它就像一个金字塔，用多数人利益的受损来满足少数人的财富贪婪。

中国人以前也建立过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体系，叫“天下体系”，也叫“朝贡体系”，它也是“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但这个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截然相反。

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我就在那里，光华灿烂，你看到了光就跟着它走进来。由此发展出来的贸易体系，也主要以官方形式往来，你带一点稀奇古怪的东西过来，我收下了，回馈你价值更高甚至高出数倍的礼物。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侵入性的，不管什么固有秩序、文化伦理，只要求自由贸易——当然，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确信自由贸易必然是自己占上风，但现实证明未必。一旦它在自由贸易中无法居于优势地位，它就会采取其他方式。

中心国家是内部持续“熵增大”的，如果不向外扩展，就要自我爆炸，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即刻降临，所以它必须进入和输出，不容商量。

中国有一种东西是举世所无的，它叫茶叶。 18世纪，欧洲人刮起了中国风，兴起了“中国趣味”，丝绸、瓷器都不说了，仅茶叶一项，在 18世纪的欧洲很快就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必需品。所以他们必须源源不断地购买中国茶叶，而按照贸易平衡的道理，他们应该向中国同等地输出产品。

问题是，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产品。

这个小农经济组成的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身上衣口中食以及日常使用，都是自己生产，最多就是小范围交换。 19世纪的西方霸主英国运来的刀叉餐具、钢琴乐器，对中国人而言毫无用处，作为他们的强项的毛织品和棉布，因为一口通商的广州天气太热，也基本没有多少销路——这是日本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所指出的。

对于一个重商主义国家而言，这真的非常落寞，也不可忍受。

所以英国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是从广州往北，打开毛和棉的销路，二是用一切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们就出了损招——鸦片贸易。马克思说，“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

一方面，鸦片贸易本身会平衡国际收支；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引发的战争，增加了通商口岸，从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从广州到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其他都是陪衬，唯有上海非常关键，这个长江的出海口城市，从一个县城一跃成为国际贸易都会，取代了广州的位置。

拿下了上海，英国的毛衣棉衣就可以卖出去了，同时溯长江而上，直至武汉，慢慢都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18世纪末，马嘎尔尼到北京见乾隆皇帝，就是为了自由贸易。

乾隆的父亲雍正搞了个一口通商，只能在广州进行对外贸易。英国人受不了，因为他们的毛衣棉衣在亚热带卖不出去。所以他们组了个使团进京“面圣”，冀望乾隆放开一点。

跪还是不跪，在后来看去都是小节，结果最重要：乾隆对于所有要求一概拒绝。

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有底气的，不是因为我们还很强，而是因为对手还比较弱，也不清楚我们的底细。 1816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清朝的落后与虚弱。

50年后，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英国已经不是马嘎尔尼时代的英国。一方面，蒸汽机广泛应用、工业遍地开花，近代科技发展，它的远洋军事实力今非昔比；另一方面，国内过剩严重，白银外流导致的金融紧张，已经让它必须放手一搏。

一打起来，中国就“栽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开启了。

这一仗，英国人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有4亿人口的市场，但这个市场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即市场容量其实是“设想的需求”。

还是马克思指出的：“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当地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的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马克思接着说，当这种推算与实际不相符时，基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

强力于是继续上场。当然，就贸易方面而论，还是不太管用，我们后面会详细说到，为什么中国人不需要那些东西。别人是不会理会这种逻辑的，他们事实上也是身不由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全球冒险必须继续深化。

反正，就这样打起来了。

一打起来，就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脆弱，各种因素决定了自己肯定打不赢一场面对西方人的战争。这种历史性的不自信，一直延续百年，直到蒋介石面对作为西方人的变体的日本人侵占东北的行动时，仍然是本能地继续退让。

后面很多精彩、痛心同时也让人激愤以及奋起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