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祸起“中山舰”
正当国共两党首脑们达成一致共识，准备北伐时，广州城里又乱了！
1926年2月7日上午，雾霭蒙蒙，共产国际顾问团团长、苏联人季山嘉和汪精卫坐电船来到黄埔军校视察，蒋介石和季山嘉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季山嘉坦率地表达了对国民革命军军官素质的不满，比如听课、训话时有人打盹儿，还对身为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在此之前，季山嘉曾以苏俄顾问团团长的身份，将顾问团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询访调查意见提交给了苏联驻华使馆，意见中有这样的文字：“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饱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好处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当然，革命军的失败将给予广州内部的反革命以良机。”
说来说去就是北伐时机不成熟。更让蒋介石可气的是，季山嘉不仅反对蒋介石北伐，甚至建议蒋介石由海路运兵到北方去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
冯玉祥早变了，邀请孙先生北行之时可能还有革命倾向！现在有个屁！蒋介石越听越气。
季山嘉对他说：“去北京，帮助‘首都革命’之后的冯玉祥将军，直接改变中国北方的军事现状，以求迅速改变整个中国的政治面貌。比之你们汲汲谋求的北伐，那才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成功手段！”
蒋介石大为震怒，荒唐！荒诞不经，啥也不懂！居然要老子帮冯玉祥！这季山嘉就是一条害人的毒蛇。他的额上青筋暴跳，“嚯”的一声站了起来：“不去！坚决不去！”
不顺的事接踵而至，之前口口声声还高呼“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的汪主席，听了苏联新顾问一句“北伐条件尚不具备”，态度转变了，“二大”决议中只字不提“北伐”之事。
苏联由支持北伐到反对北伐，这一变化其实与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关，个中缘由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可蒋介石认为，这是季山嘉的个人行为，是有意冲着他来的。
“革命实权不可落入俄共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个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蒋介石提醒汪主席，汪精卫心里有数，置之不理。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十一时，季山嘉（顾问）就谈政局与军队组织，语多讽刺，又若甚疑惧整形者。”
于是，蒋介石在2月9日向汪精卫提出不就总监之职，同时请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之职，只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军校校长，强烈表示“要么我辞，要么季山嘉走”。还提出了“赴俄休养”，并拟了通电稿。
然而，汪精卫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让蒋介石十分尴尬。昔日对自己十分温和的汪精卫态度正在悄悄改变，不耐烦中流露出了轻视和不屑，甚至“语多讥讽。”蒋介石幡然醒悟，以前种种不唯季山嘉一个，汪精卫也有一份，国民党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合伙整他，使他陷入绝境，他们正合起伙来对付自己。
这个念头一闪，多疑的蒋介石无限放大了危险的局势。太可怕了，一个是顶头上司，一个是背后连着共产党的苏联顾问，太强大了，他陷入了极度恐惧和焦虑中。权力！他们要夺权！！
蒋介石有长年写日记的习惯。
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去志益加坚强。”
1926年3月的广州城，飘忽着丝丝的细雨，西山派反共余音绕梁，谣言也如细雨一样漫天而起：
“苏联与汪先生要害蒋先生。”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国民政府准备宣传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
1926年3月18日傍晚，一艘从上海开来的商船“定安号”驶到广州江面时，遭到匪徒打劫，向黄埔军校求救。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电请广州国民党海军局派船只救援：
“由上海开往广州的一艘‘定安号’商船，在黄埔附近的鱼珠炮台上游遭遇海匪洗劫，炮台守军请求蒋校长速派军舰前去保护！”
海军局即命令中山舰连夜出动驶往黄埔。
3月19日早上6时许，珠江水面云雾弥漫。鸣着汽笛的中山舰，在代理舰长章臣桐的指挥下，劈波斩浪快速前行，驶抵黄埔长洲岛。船甫停稳，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到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可能是章代舰长没有汇报清楚，也可能是邓演达真的没有听清，迷惑的邓演达嘱该舰原地停泊，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
当时，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珠江水的一掌绿波，鹅潭映月的如洗清辉，都令苏联使团萌发兴趣，备感新鲜，纷纷嚷着准备去白鹅潭一游珠江，参观中山舰。
上午9时，接到欧阳钟电话的广州国民党海军局作战科邹毅科长，找到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党代表李之龙汇报昨日之事，并报告日内将有苏联参观团要来白鹅潭参观中山舰，而蒋校长已回广州。李之龙不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动用军舰？即挂电话找到蒋请示，既然布勃诺夫团长和代表团点名要参观中山舰，“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联参观团参观？”
蒋介石原本就不知中山舰调动之事，接电话后满肚狐疑，更坚信了汪精卫和苏俄、中共要共同对付自己的猜想。这无异于变相绑架。蒋介石暴跳如雷：“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这一通电话，李之龙纳闷起来，奇怪了，欧阳钟他们明明说是蒋校长有命令要调军舰，为什么校长又说没有命令？到底哪里出错了？尽管李之龙作了解释，但一时也说不清楚。工作要紧，李之龙立即电令中山舰开回广州。
下午5时许，中山舰接令后返航广州。
是日中午，本有午睡习惯的蒋介石睡意全无。要么干吧！可是豁出去的结果究竟怎样，他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很想在这场军事与政治的冒险赌博前，押上所有的赌注，赌他一把。然而，万一赌输了，万一自己想多了，怎么办？思前想后，经过一番权衡，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先去汕头暂避风头。汕头是他二次东征发迹之地，又有何应钦的部队驻防，可确保安全。
说走就走。蒋介石处理完事务，立刻命令备车，并拉上了刚好来看他的亲信陈立夫一起上车，直向天字码头驶去——那里有开往汕头的日本海轮“庐山丸”。
一路上，蒋介石铁青着脸。
“我们手上有军队，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怕他个球，我们杀回广州去，大干他一场！”陈立夫说。
是啊！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快到天字码头时，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突然大喊：“停车，回去！”
事不宜迟，当夜，蒋介石把心腹爱将、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黄埔军校参谋长、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等人叫到办公室一起和陈立夫商议。
众亲信纷纷附和。
陈果夫说：“苏共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响亮的口号也蒙蔽了广大中国人民，它自己不想引起任何一个列强的武力干涉，又要对抗西方的德国，还要防御东边的日本，自然要求别的国家按照它的意志代替它与西方列强卖命对抗，可这个火中取栗的要求谁来干？既然明明知道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那苏共就应当明白与自己是不同阵营的政党，用资金、武器弹药援助诱惑一下，只是为了利用国民党为苏俄卖命，那只能说苏共领导的算盘子儿打得太精！”
陈立夫说：“说国民党右派反共，其实是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我们无法直接对抗苏联，只能把共产分子清理出去。我们是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交恶而去拴在苏俄的裤腰带上，我们国民党好好的，为什么要与共产党合作。”
蒋介石也说：“近来我专门抽出时间，再次认真研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又把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复精读，更有了深刻总结。共产党是唯阶级论者，他们和国民党不可能一条心！”
蒋介石神情凝重，越说越恐惧，越想越害怕，众人纷纷附和，将蒋校长奉为至尊的王柏龄、何应钦频频点头。蒋介石接着说：“苏联人利用汪精卫的贪婪来蒙骗我，蒙骗不成就阴谋摈除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我和以我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以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
蒋介石的眼睛变得可怕起来：“我们不能等待，应该主动寻求机会，给共产党一个有力回击，让他们不致如此猖狂！继而，我们要对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进行一个彻底的整理，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国民党！”
蒋介石终夜议事，拉开了发动事变的序幕……
意已决，兵贵神速。
20日凌晨12时，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下令戒严，调动武装部队，首先包围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以及共产党所在的机关广州东山政治部，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又派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率警察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美其名曰“保护首脑”，再派蒋鼎文占领海军局。
凌晨3点，在夜幕掩护下，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欧阳格、陈肇英率领下，强行登上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共产党员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宣布由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接管军舰。
约莫4时，新婚不久的李之龙夫妇正在酣梦中，欧阳格率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突然杀向李之龙位于文德路的寓所。
“咚咚，咚咚”，李之龙被一阵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军人出身的李之龙敏捷地翻身下床，尚未着衣，欧阳格已领头破门而入。
“你们为什么抓我？”李之龙怒问。
“你擅自调舰，劫持蒋校长，图谋乱党。”一直觊觎中山舰舰长之位的欧阳格说。
士兵们不由分说将其双手捆绑，口塞毛巾，簇拥着押下楼去，旋即到达万福路的第二师办事处。李之龙这时才发现，同住一楼的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亦被扣押在此。
接着，蒋介石又电话命令第一军所属各师、团长，要他们将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亲信第二师师长刘峙率领部队配合行动。
事变当天下午，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的何香凝冒险通过岗哨找到蒋介石的临时指挥所——造币厂，愤怒质问蒋介石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
“总理死后，骨尚未寒，仲恺死后，血也未干。你不想想，你昨夜那样对待苏联人，太背信弃义了！以怨报德，违背了孙先生的主张，使革命前途衰落，你将何以对孙先生？”她越说越气愤，直至“拍桌顿足”。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事件发生第二天，周恩来从汕头回来，从包惠僧那里得知了聂荣臻等共产党员被软禁的消息，当即赶到造币厂去询问详情。想不到，一到那里，他的四个卫兵都被缴了械，周恩来也遭到软禁。
周恩来电话询问蒋介石，蒋介石在电话那头惊慌地明知故问：“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性情温和的周恩来说。
平定商团、讨伐陈逆、血战杨刘，大小百战，他们都生死与共，周恩来真不敢相信他曾经尊重的校长对共产党下此毒手。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蒋介石说。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出事端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蒋介石急忙否认。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不管‘中山舰事件’真相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与中共无关。”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以及何香凝的斥责，蒋介石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与粗暴，同时也考虑到事态的后果与严重性，仅仅10多个小时后，蒋介石就下令将他们释放了。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这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其实是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布）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廷的协助下亲自处理的。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
汪精卫一夜之间由震怒转为消极，既然俄国人已向蒋表示屈服，各军军长自然会紧随其后，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头司令，左右不是人。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完成沧海桑田般的演变，让人瞠目结舌。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力的文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这个情况下，在对蒋严词斥责一番后，只有消极地辞职，悄然隐藏于西关荔枝湾，闭门谢客。然后以就医为名，去了法国马赛散心休养。
鲍罗廷在事件发生后，于1926年4月底从俄国返回广州。他曾经对从上海来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彭述之说：“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
愤怒的鲍罗廷决定借蒋介石之手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们及军阀们大干一场，在鲍罗廷看来，共产党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没有财力，没有军火武器，没有军事人才，蒋介石虽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当下的国民党人，除了蒋没人有力量、有能力、有决心去打击右派和到处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军阀集团。最重要的是站在鲍罗廷背后的斯大林对国民党有好感，对蒋介石有好感。
尝到甜头的蒋介石为全面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为由，清理共产党。鲍罗廷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无理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派往广州的代表，对这些竟一无所知。
张国焘说：“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真情。”
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
与此同时，坚定的革命力量没有停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义愤填膺，他找到在广州的毛泽东、彭湃面谈《整理党务案》一事，毛泽东自然是愤慨的，让周恩来去苏联领事馆找张太雷，要求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出面解决。
周恩来到了苏联领事馆，提出应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布勃诺夫却说：“周先生，我看这是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太过敏感了！蒋是国民革命军总监，又是第一军军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官，调动一点军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也是国共破裂的前奏。多年以后，现存史料显示该事件为偶发性事件，纯粹属于军队调度出问题。是蒋介石误信了国民党右派的谣言，中了离间计，进行了“自卫反击”。
“中山舰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却也是历史的必然！两党各自的利益发生冲突，并且不可调和，分裂是迟早的事。
至此，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再次获得了胜利，顺利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手把持着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此时，蒋介石再次提出北伐之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支持北伐。共产国际为求国民革命的完成，仍要利用蒋介石。于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讨伐共同的敌人。
北伐，终于在一番折腾后重新擂响了战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