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密行动

1926年7月，吴佩孚在两湖战场连连败退，在北伐军攻打武昌时，焦头烂额的吴佩孚曾多次电请孙传芳支援，但孙传芳置之不理，以五省尚未安定为由，按兵不动。事实上，孙传芳的小算盘是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自己好得渔翁之利。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民国时的军阀盘踞一方之后，总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割据一方，搞好自己这块自留地（所谓联省自治），尽量减少参与争端；二是对外扩张，目标统一全国。占据五省后的孙传芳，选择了前者，“能做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三镇之时，朱德已离开上海闸北党中央那所简陋的小屋，化身为“乾龙商号”老板，执行陈独秀交代他的秘密任务：秘密刺探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部署。于是，朱德经常身着丝绸长衫，频频出入滇军中。凭老关系获取孙传芳的实力情报。他的皮包里，装着一部微型相机、一架微型望远镜和一支可以用来防卫的钢笔，朱德成为中共最早的红色特工。

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设法获得孙传芳前线兵力分布图。然而，孙传芳以狡猾、行事诡谲而著称。要取得孙传芳的兵力部署图绝非易事。

孙传芳是山东省历城县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次年回国，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等职，部队很快扩充为拥有二十万精锐陆军、海军和航空兵大队的陆海空军齐全的大军，成为北洋军阀年轻的一方霸主。

此时，孙传芳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南昌、九江，行事诡谲的孙传芳把司令部专门设在九江江面的一条轮船上。

由于涉及最高机密，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是保密的。朱德通过周恩来托人秘密转告滇军军长范石生，要求对方来上海见一面，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又是结拜兄弟。范石生是极其讲兄弟义气的人，马上赶到上海。

范石生，云南玉溪市峨山县小街镇人。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秘密革命活动，与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遂结为金兰之交。1911年和朱德等参加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攻打云贵总督府，推翻清廷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省军政府。他是孙中山十分倚重并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范石生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

早在1926年春天，朱德就劝说范石生加入共产党，范石生听从了，向当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求，请他派得力政治骨干到自任军长的滇军第十六军开展政治工作。周恩来马上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王振甲、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十六军政治部。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数百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在那样的时刻，范石生却要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里工作，足以说明他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以及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真心拥护，当然，与朱德的交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所以，朱德此次上海密见范石生，向好友打听孙传芳的兵力部署情况时，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范石生有许多同学故旧在孙传芳部，孙传芳的作战部部长有一本手绘的孙军一线作战军事兵力分布秘密图本。通过范石生，朱德认识了这位作战部长，并以商人身份投其所好，煞有介事地向作战部部长说商号新到了一批上等烟土。由于朱德在滇军时曾吸食鸦片，范石生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作战部部长放弃了戒备与警惕，坚信朱德是同道袍泽，当即心痒难挠，就要前往看货。

就这样一来二去，朱德巧妙套出了孙传芳的战略部署：以夺取武汉、长沙为目标；谢鸿勋第四师在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孙传芳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朱德立即将这份珍贵的情报送给了中央。

1926年8月底，朱德辞别范石生，登轮前往四川万县，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身份策反杨森，完成自己担负的第二个秘密任务。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满脸横肉、天生面相凶狠，是北洋政府在四川的军务督办，也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省长，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十六万。杨森人很机灵、敏感、圆滑、奸巧，心狠手辣。

眼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杨森便派代表去找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吴玉章疏通关系，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助他工作。然而，这只是一种投机性的试探，实际上，他同吴佩孚交情甚好，认为吴佩孚对他有恩，应当知恩图报，于是脚踏两只船，以保住他的“西蜀小王国”。但是，所向披靡的北伐革命不会给他这个可能，他必须做出选择！这对这位偏安一隅的军阀来说，是很痛苦的。

因此，初到万县的朱德就遇到了麻烦，之前信誓旦旦要求革命的杨森突然变卦，虽然热情接待了朱德，安排朱德住在豪华的王家花园，却又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不愿举兵反吴。朱德对杨森这种脚踩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极为失望，他对杨森的财力是清楚的，杨森在四川军阀中敛财手段最高，历年来通过投资地产、开办公司、贩卖烟土，赚的钱无法数计。他还在英、美和日本的银行都有巨额存款，重庆、汉口、上海、泸州等地都有豪华公馆，富比王公。

杨森也是极其复杂的人，作为省长，他提倡妇女解放，却又以妻妾成群、风流成性、品质恶劣而出名，经常将一些无辜少女娶进府中，横榻陈床，形成一条奇异的民国军阀私生活风景线。当时四川有首民谣曰：“采花将军，名叫杨森。妻妾成群，全是美人。”杨森自己随心所欲，却对妻妾管束甚严。他有名目繁多的家规，规定妻妾们早上必须早起，统一着军装，扎腰带，由一名副官带队出操，风雨无阻。吃过早饭后，还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学正课，学古文，学英语，弹钢琴，不得无故缺席旷课，稍有触犯，违犯者便会遭到杨森鞭笞，谓之曰“满堂红”。杨森官越做越大，老婆越来越多。

杨森同时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袍哥组织在四川存在一百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行各业均为袍哥所渗透，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所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朱德面对的杨森，实在难以捉摸应对。杨森无比仇恨共产党，也多次反共，但是他也有过革命的义举和抗击袁世凯的战绩。尽管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革命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然而朱德说话行事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和警惕。

一天饭毕，朱德趁杨森高兴，又开始游说易帜一事，杨森信誓旦旦，说他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可是必须有钱发饷。朱德只有耐心劝说：“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

“玉阶兄所言句句在理。只是，军队频繁调动，耗损过大，眼下，川东财力困顿，人民生活维艰，军队也得不到支持，如果要易帜换装，投奔国民，实在是很尴尬……”

“杨司令已经把四川老百姓的赋税提前预征了20年，还加收了老百姓的过境税，地皮都被你深深地刮了一层，手里有的是钱。国民政府没找你要一分一厘，已经对你格外开恩了，你怎么反来以钱粮要挟呢？我把说过多次的话，再对你重说一遍，没有钱粮，只有真理：与民国同行，前景光明；继续对抗，后果不虞！”

杨森看他不悦，急了：“玉阶兄！玉阶兄！小弟愚人，不会说话，言语多有得罪，还请玉阶兄多多包涵！”

杨森表面上对朱德甚为恭敬，然而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表态，只是好吃好住招待朱德。缘何如此？原来，朱德救过杨森一命。

事情要回溯到1909年，那年朱德考入云南讲武堂，因为成绩优异，为人厚道，不但得到老师顾品珍赏识，且获蔡锷将军青睐，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朱德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4年，朱德调云南边防任团长。

1915年，滇军组成的护国军向四川进攻，川军固守，双方在泸州激战，川军大败，不少军官和兵士被俘虏。一日，护国军军长顾品珍视察俘虏，厉声喝道：“当军官上前五步。”

做了俘虏军官，上前五步有什么好处？所以无人敢上前。忽然，只见一面相凶狠的军官应声而出，站前五步，神定自若。这就是杨森。

顾品珍见杨森满脸横肉，目带凶光，大怒，抽出腰刀就要杀之。杨森性命攸关之时，朱德出面上前阻止，说人之相貌乃是天生，不可以貌取人，杨森是一员猛将，多立战功，由此终留得杨森性命。之后，杨森对朱德感恩图报。

朱德想到这些往事，继续开导杨森：“子惠弟啊，不是愚兄指责你。你这个人不乏勇谋，但缺少豪气。大敌当前，已经洞察到生存危机，又派人去上海找陈独秀先生寻求解方，陈先生念你心诚，才派我千里上门，解你倒悬。你却一改初衷，在老朋友面前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不肯以诚相见。这还是当年那个万军之中冲锋陷阵，刀架颈项、镇定自若的杨子惠吗？军人的豪气哪里去了？”

杨森理亏，一时无语。

朱德继续说：“你这样做，别说对不起我这个曾救你一命的老朋友，也对不起上海的陈先生啊。人家陈先生的使命，那就是打倒天下的军阀，还老百姓一个清平世界。人家念你有投诚革命之心，有为四川百姓做善事的言行，这才不计前嫌，派愚兄我来帮助你。你这样做，可是不够大气啊！”

有谁的坚定性和忍辱负重程度能比得上朱德？经过朱德劝说，杨森总算未派部队去帮助吴佩孚。

然而，杨森依然如故，反复无常、两边讨好。对此，朱德向中央提出建议：杨森需要时间等待、观望。可是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我们要通过和他的进一步接触，不断地给他做宣传，打消他投靠吴佩孚的侥幸心理，让他早一天看到革命的前景，早一天投入革命。另外，为了配合北伐，我们也要在当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马上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一起来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杨森仍然观望，就是因为有吴佩孚给他名利，扶持他在川东的军事势力，给他人、枪还有官衔。虽说吴佩孚现在溃败两湖，但毕竟还没倒。因此，杨森一定在暗地里与吴佩孚有来往。在杨森的身边，也一定有吴布下监视他一举一动的暗哨。因此杨森在吴佩孚面前一定要显示他的义气。

事实正如朱德所料，朱德抵达万县后的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北伐军，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甚至在铁军拿下武汉以后，杨森还在踌躇不决。

朱德的策反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甚至有点对杨森无可奈何。

8月25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协助朱德做统战工作。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在国内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森明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

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位四川老乡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就在这时，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杨森如坐针毡，正惊慌失措之际，一件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8月29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支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

是时，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屡见不鲜。杨森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只好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生杜钢百进行过商议，朱德分析说：“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做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革命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场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陈毅说。

三人商定：由朱德出面继续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不久后，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陈毅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便抓住他的心理，表示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第二天，杨森愤而还击，派手下一个叫于渊的连长带兵扣留了途经万县的肇事英轮。

当天，朱德在陈毅主持召开的万县各界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表示，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浪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

“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共同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连续几天，万县中学的学生在革命党人刘晓带领下进行反英示威游行，各种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

随后，杨森派人同英国领事卢思德交涉赔偿事宜。但是，英国领事态度蛮横，拒不答应杨森提出的条件，而且调遣军舰分别从重庆和宜昌驶往万县，企图对中国当局进行威吓，并用武力劫夺被扣留的轮船。于是，朱德和陈毅趁热打铁，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手段，做好还击的准备。

两艘英国炮舰溯江而上，强行靠近被扣英轮，在遇到于渊率队抵抗后，就把炮口顷准万县，炮轰了两个小时，打死打伤一千名中国人。万县成了一片火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万县惨案激怒了中国人民，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这个事件最终促使杨森转向广东国民政府，立即派朱德赴武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

朱德赶到武汉，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受领任务。邓演达交给朱德一份珍贵的名单：“朱德同志，这是总政治部批准跟随你去杨森部队进行政治改造工作的干部名单，需要绝对保密。待人员集合之后，在离开武汉之前即行销毁。”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杨森迫于各方面压力，于10月24日宣布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委任，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第二十军党代表。

杨森终于易帜，并在朱德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由朱德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还有朱德、杨闇公、刘伯承等六人，党部设在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至此，朱德的共产党员身份才公开。

之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由于刘伯承是四川人，熟知川军情况且素孚众望，中共中央派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策应北伐战争。后来又派吴玉章、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

11月中旬，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刘伯承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泸州起义互相策应。”会后，刘伯承赴泸州具体指挥工作，朱德返回万县。

1926年12月1日，刘伯承、朱德和杜钢百等几人来到重庆双江镇杨闇公的家里密谋起义一事，最后杨闇公拍板，泸顺起义定于12月5日举行。先在顺庆、合川发动，泸州随即响应。以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向顺庆开拔，到目的地后集中整编，再挥师入豫，配合北伐军主力，会歼北洋军阀。

然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特别是第二十军在政治工作人员的教育指导下出现的新面貌，引起了杨森的猜忌。他担心自己的部队被分化瓦解，对朱德起了厌恨之心，于是，以第二十军军事政治考察团赴武汉考察的名义，排挤朱德，要他率团前往武汉。

待朱德率二十余名政治工作人员离开汉口前往万县后，却得到杨森自封为“援鄂川军总司令”，派兵东下援吴佩孚的消息。对于杨森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朱德十分气愤。

12月底，朱德带领二十军的军官考察团到达武汉。在武汉，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江西南昌，利用他与滇军的老关系继续做军运工作。

这次在武汉，朱德经聂荣臻介绍还认识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让他无比高兴。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沙湾人，1892年11月16日出生，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等。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朱德到南昌后，即被总预备队总指挥、国民革命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

军官教育团名义上虽然隶属于第三军，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每个连队都有秘密的共产党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三分之一，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般工作人员也经常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江西工农运动高涨，不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干部参加了教育团举办的短期训练班。

朱德开始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