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铁甲车队

1924年10月20日的广州黄埔军校。校内，歌声嘹亮！校外，波光潋滟，漫山遍野的绿，晨光温柔初启。

一条积淀着岁月尘埃的麻石古巷通往长洲岛一幢幽静、四面环水的走马楼，这便是黄埔军校的校本部。歌声正是从这栋走马楼里传出来的。

学生来自全国26个省，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革命青年。他们英姿飒爽，喜气洋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从天井处透过一缕阳光，照亮了摩挲得光滑明净的花地砖。天井的另一侧木门内，风琴形办公桌颇具美感。身材颀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系武装带、脚蹬高筒军靴、风纪扣扣得整整齐齐的蒋介石正在校长办公室内清一色的满洲窗格下忙碌。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盐商家庭。1908年春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回国后投身民主革命，领导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功勋卓越。

蒋介石有些兴奋地来回踱步，目光专注地投向墙上贴着的学生名录，这是第一期黄埔军校学生名录，写着每位学生的姓名、籍贯、年龄、评语等项。他认真地为每位参加了平叛商团的学生填写好评语，转身从长满茂盛繁花的院子里看出去，曲径通幽的回廊里，一群侍卫持戎而立。蒋校长在静静等待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叶剑英、陈延年等人的到来，准备欢宴以庆祝平叛胜利。

在阁楼前侧转弯时，流光溢彩的阳光忽然倾斜过来，蒋介石回过神，思潮起伏，嘴角挂满笑。一声汽笛声，他收敛了笑容。

这时，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叶剑英、陈延年等由小汽艇送到岛上。结束演习的学生早已排好队列。

一阵铿锵有力的军靴声传来，蒋介石疾步迎出，一书生气息、面容俊秀、鼻梁高挺的学生紧跟在蒋介石后面，他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秘书蒋先云。

蒋先云，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大坪塘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刚烈正直、疾恶如仇、才华横溢，能说会写。他写的文章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常使人爱不释手，口才和演讲能力更为突出，其才能深得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等人赏识。

蒋介石笑得脸色泛红，与周恩来、何应钦一众热情寒暄。大家说笑着来到学生们面前。蒋介石在日常穿戴方面是十分注意仪表整洁的，尤其对黄埔军校学生和侍从室人员更是严格要求。蒋先云感触尤为深刻，每日起床号一响，蒋校长就开始巡视全校寝室，催促爱睡懒觉的学生起床，不仅要求学生们头发和胡子都不能留长，还要经常修剪和梳整。因此，学生们也和蒋介石一样，即使在热天也从不卷衣袖，不解扣敞胸，不松开风纪扣，毫无邋遢之态。

蒋介石曾在日本留学4年，每天早起床，洗冷水澡，昂首挺胸，正襟危坐，不抽烟，都跟他早年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

午宴后，蒋介石像往常一样训话，鼓励学生要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他走到着整齐薄蓝布军衣、西装短裤、草鞋或布鞋、打绑腿的学生面前，心里似乎有些感动，自豪地大声道：“平定商团，充分显示了我黄埔健儿的革命勇气。黄埔作为未来的‘党军’，区别于一切新老军阀，它是武装统一中国，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的伟大力量！健儿们，当不断努力！”

谁也不会想到，这座孙中山创建的学校，竟然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在将近一个世纪里，黄埔的影子笼罩了整个中国。

铁甲车队的中坚力量就始于这所军校！

初秋的阳光，把操坪染得一地白光。这些人中间有在未来中共党史军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蒋先云、王尔琢、陈赓、徐向前、许继慎、周士第、卢德铭、周逸群、余洒度、左权……

年轻、俊朗的周恩来默默站在蒋介石身旁。他身着灰布军装，角落的侧光投射过来，把他的轮廓勾勒得分外分明。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早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当时，日本是亚洲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多热血青年便把日本看成是中国变革的温床，因此，在这种思潮下，心怀远大抱负的周恩来于1917年9月东渡日本留学。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也传到了日本，周恩来无比喜悦，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的消息，从中受到鼓舞，并萌生了回国的念头，决意投入革命的洪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声援助威。周恩来给自己的日本朋友写信说：“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他想起身，想亲自到那些有硝烟，有刺刀闪烁，有革命运动和呐喊声的地方去。1919年，周恩来回到祖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0年11月，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部长。

聚会结束后，周恩来却没有胜利的喜悦，他眼前不断闪过“双十节”那天中弹倒地的学生，那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剖腹剜心，被人割下的生殖器，无法调动掌握的军阀。平叛商团那天，最后出战的是许崇智的粤军和属下地方军及广州国民党公安局警卫队，如果没有黄埔学生军出战，无辜的广州市民会不会死更多？谁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家园？这次反击叛乱事件，西关损失惨重，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000多万，2000多市民无辜身死。那惨烈的一幕幕像带刺的铁栅，深深扎入他的心里。

最近，两广铁路常遭土匪恣意抢劫掠夺，这一时期的广州政府实际控制的地域主要是广九铁路（广州至九龙）、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的一个狭长地带和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地区。而广九线是广州通往香港的唯一一条铁路，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因而打通、肃清广九线正是当务之急，对于东征军的后勤补给和兵力运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成为他的心病。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中共手里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我们迫切需要成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富有革命理想、富有现代化素质、纪律严明的革命军，这支队伍的骨干就从黄埔学生中的党员里面挑选。”他和陈延年商谈。

“我早有此想法，看来我们不谋而合。”

周恩来和陈延年在校内的大榕树下边走边谈。

风从珠江吹来，带着翠绿色的气息。周恩来看着陈延年：“这次陈廉伯胆敢搞事，也是看孙先生手中没有军队。军阀始终是靠不住的，而且这些军队，经济不清、军官盘剥士兵是普遍现象，又最容易激起下层的情绪。我们现在能掌握的武力只有几百人的工团军，相当于工人民兵性质，不是正规部队，很难调动自如。而且，这些工团军战斗能力也很有限，事后又不能作为常备军保留，我们应该尽快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秘密特种军队，直接听命于党的集体指挥。”

落叶榕在暮色的风里轻轻摇摆。周恩来凝视着垂落于地的榕枝，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说完。

“是啊，事到紧急时，光依靠国民党的军队保护而没有自己可靠的部队是不行的。”陈延年望着这位年轻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陈延年，又名遐延，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陈独秀长子。他刚刚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的脾气像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他性格内敛，沉默寡言，却见识非凡，意志刚强。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继续说：“现在形势很严峻，为避免招致各派军阀警觉而带来危险，最好把这支队伍隐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名义之下，这件事我找先生谈一谈，他会支持的。”

“经费和武器怎么筹集。”这是陈延年最关心的。目前广东政府财政极为困难。

“武器和经费的事我找找沙菲爱夫，看他能不能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的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周恩来征得孙中山同意成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找到苏联顾问沙菲爱夫，请他帮助解决了武器供应和经费供应问题。

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活动经费主要靠莫斯科方面供应。因铁甲车队只是一个连级单位，所需费用在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全部金额中只是九牛一毛，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加伦将军等人商量后很快得到解决。在苏俄援助黄埔军校的大批武器中，抽出了100余支日本的“三八式”步枪，10支德造驳壳枪和3挺手提冲锋枪（花机关枪）交给铁甲车队。周恩来利用自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从黄埔军校学生中选调了周士第、赵自选、徐成章三个人筹建铁甲车队，徐成章为队长，廖乾吾（陕西省平利县人，耳熟能详的《国民革命歌》的词作者就是年轻有为、文武兼备的廖乾吾）为党代表，周士第为副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这5人成为铁甲车队的骨干力量。

1924年11月，铁甲车队正式成立。这小小的一个100多人的连级单位，就是威震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雏形。

广州市大沙头一幢四层楼高的洋房门口，一块上书“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牌子并不显眼地钉立墙上，而这支由精锐青年组成的“铁甲车队”一共150多人，分为三个排，铁甲车队队员绝大部分是从广州、海南岛、东江及南洋华侨中抽调来的进步工人、青年学生和农民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铁甲车队”的班长、队员配备长枪，排以上军官均佩驳壳枪，每排装备一挺手提冲锋枪。这些装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因为常常有土匪军阀的残部出没在铁路沿线抢劫财物，扰乱秩序，铁甲车队成立初的主要任务是护卫铁道安全、保持交通顺畅，驰骋于广州至九龙、韶关的铁路线上，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当时的“铁甲车队”，只是在铁道上跑的装甲列车。

所谓“铁甲车”，就是在火车头上外加一大块铁甲包裹，火车头后面拖着五节车厢，各车厢均为铁甲包裹。车厢两侧开有多处不同大小的射击口，车厢内的士兵可站立或蹲着射击。车的正中间顶端设有3个可旋转的炮塔，炮塔上装备了一挺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

就是这样一列样子长得丑怪的装甲列车，却具有很大的实战威慑力。

没几天，一位身材不高，脸长而白的24岁文弱书生来到广州，他就是有“广东农王”之称的彭湃。他向中共广东区委反映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后，希望带领这支“铁甲车队”下乡帮助开展农运。

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府海丰县县城龙津溪畔的一个地主家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21年10月，25岁的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县赤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1922年冬，彭湃在海丰县龙蛇埔召开农民大会，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铺约全部拿出来，先公布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的姓名，然后一张张当众烧毁。彭湃与自己的家族公开决裂，在当地引起极大的轰动。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作个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说。

1924年彭湃到广州主管中共广东区委的农民工作，又亲自到广州以南的广宁县指导农运。但是，最近广宁农民协会遇到了阻力，因此，彭湃不得不急切地向中共广东区委求援。

广州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室，静谧而整洁。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彭湃汇报了广宁县农民运动现状：“在那里（广宁），农民运动已开始发展起来并成立了农民协会，但是很快遭到反动地主豪绅的镇压。那些豪绅还收买土匪，组织反动武装攻打农会，屠杀农民。当地农会没有武装保护，举步维艰。”

为了更好地领导与帮助广宁农民运动，周恩来、陈延年同意了彭湃的意见，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宁，武力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农民运动，同时，也吸收彭湃为铁甲车队骨干。

铁甲车队的到来，给予农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广宁人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跑到数十里路外去欢迎铁甲车队。有了正规军撑腰，当地农民自卫军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

次日早上，六七十名农民自卫军出击，与反动地主武装战斗，铁甲车队随即赶来增援。在这次反击中，铁甲车队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1000多人，缴获了长枪、短枪、土炮、土枪共2000多件，并摧毁了反动地主用来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封建堡垒江家大炮楼和黄家炮楼。被打怕了的当地豪绅，不得不同意农会的减租要求。自此一役，反动地主武装再也不敢镇压农民运动了。

铁甲车队在广宁近两个月，在此期间，彭湃经常请徐成章、周士第及赵自选等人带领当地农民参加军训，讲授军事，自己也经常练习实弹射击。在铁甲车队驻地外有一棵树，彭湃经常用他的驳壳枪向树上的一个“疙瘩”练习实弹射击，两年后，南昌起义的南下行军路上，彭湃的射术精湛，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的功夫。

1925年2月16日，是铁甲车撤离广宁的日子，宁静的村舍喧沸起来，农民们恋恋不舍，带了酒肉前来慰劳送行。

1925年5月21日，东征军奉命回师广州，镇压刘震寰、杨希闵叛乱。6月20日，当东征粤军和黄埔学生军由潮汕前线回师广州向叛军发起总攻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配合由入校不久的黄埔军校三期生组成的学生总队，从猎德附近渡河，插入滇军侧后，向石牌、瘦狗岭方向的叛军背后发起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向叛军与广州市内叛军的联系，并渡过珠江攻占石牌车站，然后沿铁路向沙河进攻，攻下了沙河，又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平定刘、杨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1925年8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不久，徐成章离开铁甲车队，到刚成立的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任总教练。25岁的周士第接替了铁甲车队队长一职。赵自选留在飞机掩护队当队长兼党代表。

回到广州的铁甲车队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广州告急。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际，策划进攻广州。

1925年11月，陈炯明部队突然包围了深圳沙鱼涌的工人纠察队。沙鱼涌是香港货物运输的重要口岸之一。周恩来指示铁甲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执行如下任务：配合省港大罢工，协同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抗击陈炯明叛军的残部；协同石滩友军加强石滩方面警戒；经常向石龙方面进行火力侦察；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掩护东征军集中、开进。

铁甲车队迅速行动。

夜里，一支头顶黄色大檐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的队伍脚步轻快地顺着田野的小道，摸黑向沙鱼涌铁道边进发。带队人正是铁甲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队长周士第和石滩友军的一个向导。铁甲车队雇了一只小船，顺着正南的一股小河道，划到了沙鱼涌海边，沙鱼涌前边有一个土丘，上边有几户渔家。

登上沙鱼涌土丘，朝南一望，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海滩周围都是被刈过的黄色枯草根和残荷梗，在枯草荷梗之间，有着许多交叉的小河道，像荒芜的陆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靠近岸边有几只渔船停泊。靠沙鱼涌河几户人家的院子里晒着渔网。

石滩友军指着湖中遥遥在望的一个黑黑的山影，对周士第、曹汝谦说：“那就是沙鱼涌河出口的南岸边上，出海口的南边是一个海滩。距离咱们立脚的地方，大概500米！”

向导又向东南一个高地指去：“那有一个深深的大沟壑，找到不易，进入更难，我们打他们容易。在车站的后边，现在是陈炯明一个据点，离这里只有几里水路。”

“坐船得多长时间？”周士第问。

“风顺一下就到了。”

“我们先了解一下沙鱼涌的地形，阻击陈炯明的装甲车。”周士第说。

“前面有一个大深沟，只要把道岔扳手拉开，装甲车就会脱轨，车毁人亡，我们可以节省不少弹药。”

他们走下土丘。雇了一只小船，顺着正南的一股小河道，向海滩划去。海水顺着枯草梗蹿出，周士第才看清，枯草下边并不是陆地，而是水，只是人们顺着水浮皮将水草的上身刈去罢了。所谓河道，原来是渔民为了划船方便把草梗连根拔去，水面就露不出什么植物了。

周士第向四面瞭望，成群的水鸟在水面上旋转。突然远处草丛里冒出两股白烟，接着是“通通”两声炮响。

“怎么回事？”

“英国军警巡逻队与工人纠察队在深圳河两岸武装对峙。”

一列敌军装甲车“轰隆隆”开出，向南蠕动着，过了一个站，还是傍着沙鱼涌向南开去。曹汝谦心中暗吁了口气。这时西北方向隐隐传来炮声。曹汝谦、周士第知道这是陈炯明收编的顽固派残匪，在向石龙方向进攻。

周士第下令以装甲列车为前锋。装甲列车像只巨大的冲城锤，带着轰隆声毫不费力地冲开了守军的防线。

敌军载满援兵的装甲列车发出开车的吼声了。铁轨上已能听到车行的“轧轧”声响。铁甲车队员卸下了两节铁轨，正要往道边搬扳手，被周士第阻止了。因为前边留一段黑空，敌军机车上容易发现，会提前把车停下的。

“稍错开一些就可以！”

一声口哨，他们向道边隐去，隐在一里外一个洼地的黑影里。

一列运兵火车轰轰隆隆向石龙方向开去。机车上的探照灯照得前边的铁轨雪亮，当驶到村边的护路岗哨时，“呼隆”一声，整个列车摇晃了一下，出轨了，撞向敌军的装甲列车，装甲列车滚下大沟壑，一千多名支援棉湖战役的精锐士兵车毁人亡，为蒋介石、周恩来领导的东征军扫除了障碍。

周士第和曹汝谦站在高地上，望着滚下的装甲列车，会心一笑。

之后，铁甲车队除了执行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任务外，还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叛乱、肃清反革命武装、支援省港大罢工以及改造飞机掩护队等重大活动，在革命战争和群众斗争中立下了卓著功勋。

当时广东军队番号多如牛毛，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新建的小小的军事单位。更不会想到，往后如奔腾江河般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早的源头竟然就是这里，并以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全国。

多年以后，共和国上将周士第回忆道：“那时铁甲车队一出动，铿锵有声，闪闪发光，广州市民倾城而出，围观者如山似海。

“铁甲车队的伙食费、办公费与杂支费开支账目采取民主管理，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队里对贪污行为是绝对不容许的。队长、党代表和队员的伙食标准一样，都是每月5元至6元。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每月伙食有节余时，大家一齐分，官兵都一样，叫作分‘伙食尾’。队员还是领兵饷，军官也领薪水。兵饷与其他军队的士兵标准相差不多，每月10元左右，却没有军官克扣，大家心情舒畅。干部的薪水还是较高的，都在100元以上。不过当时中共中央在内部有规定，党员收入超过30元的部分都要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经费，所以干部战士的收入差别并不是十分悬殊。”

周士第的儿子周勇谈起当年父亲领导的铁甲车队时说：“他们接受现代化的训练，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即每天早、中、晚各进行一次训练，有射击、投弹、刺杀、搏击等内容；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平时，铁甲车停放在广州大沙头火车站，遇有情况，可随时驰骋于广州至九龙、韶关的铁道线上执行任务。‘铁甲车队’只是名义上挂靠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由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直接统筹领导的，是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

新建的铁甲车队从成立之时起，就与国内其他军队完全不一样。虽然这时还算不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独立建军，却因为铁甲车队而开始了这方面的伟大尝试，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雏形。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周恩来的筹划下，“铁甲车队”人员作为主要兵力被编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担任一营营长，全团2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