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生死情谊

一幢欧式风格的二层楼房，矗立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这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便是国民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市党部，亦称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的工作。

192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

这年春天，一位留人字形短发、身材挺拔高大、面容清瘦的年轻男子走进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大门。他，就是时年31岁的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小名石三伢子，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在毛泽东赴上海执行部工作之后，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等人也被派到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这时的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局秘书。随后，陆续进来的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也都担负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一时之间，社会上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设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调派毛泽东到中央担任要职。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9 日（清光绪五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的一个富裕家庭。

陈独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1915年初夏，陈独秀站在从日本归国的海轮上，凭栏眺望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凝视着瓜分豆剖、满目疮痍的祖国，心潮起伏。

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在上海群益书社问世，敢说敢做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陈先生在文章中教育青年人：要自主，进步，进取，青年人要重实利，轻虚文，重科学，轻蒙昧。重实利，非拜金主义，而是看重实实在在的竞争与较量，并非“诵孝经以退黄巾”之类大而无当之虚论空谈也。重科学，即把科学、科技视为兴国强国之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之谓也。

在他正直不阿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领袖意识，这使得他不会随意附和他人的观点。而后他将《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并在蔡元培先生的聘请下出任北大文科长。随后，陈独秀作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以《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号召青年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促成了民国初年的一次思想解放大潮，同时也为辛亥革命进行了必要的补课，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那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迅速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渐渐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毛泽东就是那时由衷地对陈独秀顶礼膜拜的。

毛泽东在后来谈到1917年新民学会时说：“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的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1917年9月的日记中也记录下了青年毛泽东与朋友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而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友谊则要从1917年说起。

1917年3月，毛泽东满怀着对陈独秀的崇敬和神往，将自己撰写的一篇《体育之研究》投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陈独秀对这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畅快淋漓的文章颇为赞赏，全文发表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因“毛泽东”三个繁体字笔画共28画，所以毛泽东这篇文章署名为“二十八画生”。

这一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构。已到北大任教的留日教育家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

当时湖南政局混乱，教育一片萧条，新民学会会员感到有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因此，毛泽东觉得赴法勤工俭学是一条出路，便在1918年6月下旬开会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统一了大家思想。

1918年6月，杨昌济被正式录用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携家眷自湖南迁至北平，住进豆腐池胡同15号院一个不大的四合院。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同一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平，那是他卖掉大衣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向往已久的北平。起初与好友蔡和森一起住在杨昌济家前院的房间里，后来由于和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才和蔡和森等几位同来的穷老乡在景山东街三眼井一处狭窄的房间里租住，自此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

此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毛泽东来北平的钱都是借的，他陷入经济困境，迫于生计，原本打算出国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不出国了。

“我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回忆说。

他请求从前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恩师，现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帮助他找工作，经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起了管理员，工资每月8元。从此，北京大学图书馆来了一个说南方话的人，课堂里也多了一个湖南旁听生。年轻的毛泽东尽管在湖南小有名气，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初来北大，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青年。

一天，毛泽东又来杨昌济家小坐，和恩师说起想见见陈独秀，杨昌济欣然答应。就这样，通过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仰慕已久的偶像。

那是1918年8月下旬的一天，景山东边的北大红楼大钟“当当”地响了几下，已经是下午4点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走进了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旧长衫的年轻人，长长的头发似乎几个月没理了。

毛泽东终于见到了陈独秀。

两个年纪相差14岁的男人，一个英姿勃勃，一个干练老成，双方思想火花交融迸发。毛泽东平定心绪，首先从自己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打开话题，这是毛泽东为响应陈独秀的主张而作的处女作，陈独秀有些吃惊，原来眼前这个高大的青年就是作者。随后的谈话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

尽管这次晤面时间很短促，陈独秀的态度也很平淡，但就是这样一次短暂平常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阳光投射在他脸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多么超凡脱俗的纯净，多么美丽的迷人天宇呵！毛泽东兴冲冲地跑到豆腐池胡同15号院，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然而，就在毛泽东沉浸在相见后的欢喜之中时，陈独秀被捕了。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

1919年6月11日晚上，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正与人谈事，却因散发反对北洋军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逮捕入狱。

得知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忧心忡忡，联合蔡和森等人设法营救。

如蛭附骨的奔波、忧虑，无边无际地噬咬着毛泽东。昏暗的油灯照在他有些忧郁的脸上，眸子的深处，藏匿着担心与愤慨。

他的手指和脚趾都感觉到了热血的流动，唤醒他的并非声响，而是尊严——那突然降临的力量，赋予他勇敢——无所畏惧！哪怕坐牢！

1919年7月14日夜，毛泽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他愤然疾书，满腔热血跃然纸上，写下《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

在文章末尾，毛泽东热泪盈眶，抑制不住炽热的感情，以飞蛾投火之势疾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很快发表，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关注。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1920年1月初，冬季的北京大风肆虐，凛冽的北风夹杂着沙尘，撕扯着这片土地，风从窗口呼啸而来。这日，雪花飘飘，气温极寒，零下20多度。毛泽东踩着厚厚的积雪，前去探望已被保释出狱在家养病的陈独秀。毛泽东的意外到来，令陈独秀既吃惊又感动，这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后来，陈独秀看到毛泽东那篇《陈独秀之被捕及意义》，这位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的硬汉，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同年夏天，病后痊愈的陈独秀酝酿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决意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一个民主、公平、科学，让老百姓富裕的政党。

此时的陈独秀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马林，荷兰著名革命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马林的帮助下，陈独秀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即中共上海发起组（中央），并任中共中央书记。也确定了一个中央，即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领导核心就是陈独秀。

1920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湖南驱张（张敬尧）运动胜利后，毛泽东高兴地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再次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他们似久违的朋友，聊了很久，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彼此认同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的“冲决利禄之网罗”“君主专制的网罗”的新思想与新文化，革命者的信仰与价值观成为两个人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他们因思想相近、目标相同而成为师生、同志，进而又成为关系亲密的朋友。这次交谈，陈独秀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第一次知道了“社会主义”。从这时起，毛泽东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多年后，毛泽东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他实事求是、充满感激地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就是这次见面，陈独秀交代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

因此，把陈独秀说成是毛泽东的贵人和恩师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客观的！那流淌其中的一定仍是彼此深刻的懂得与信任。

而今，陈独秀把毛泽东派往上海中央，毛泽东除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局秘书外，还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因此，这时的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核心人物，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出现崭新的局面。这几个月，毛泽东一直在参与处理国民党改组的相关事宜。由于陈独秀与毛泽东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二人的联系也较为频繁，当遇有特别重大的问题时，则由孙中山和陈独秀共同协商解决。

这期间，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体来说是一致的。然而，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渐渐地，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文章来得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褪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两人对复杂时局的见解又不尽相同，渐渐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分歧。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

原来，自从国共合作后，陈独秀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在苏联的远东边界建立一个强大的亲苏邻邦，使自己摆脱被帝国主义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斯大林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

之后的短短几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友谊由浓转淡，直至成为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