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廖仲恺遇刺

1925年8月，广州市东山区发生了一桩惊天命案，廖仲恺——这位有“黄埔教父”之称的国民党元老，倒在了血泊中。

廖仲恺，广东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市）人，1877年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华侨。和中国许多有志青年一样，1902年，廖仲恺远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09年学成回国，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中法政科举人，从此开始了居无定所的革命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了军政府。胡汉民担任都督，廖仲恺应胡汉民的邀请，从吉林返回广州，担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他设法将一切经济来源控制在军政府手中。1912年4月，南北议和，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廖仲恺应陈炯明请求，南下帮助领导广东工作，专门主管财政。当时广东的财政非常困难和紊乱，在廖仲恺的努力整顿下，广东的财政工作不久便井然有序，收支基本平衡，还库存有余。当他于1913年8月初解职离开广州时，省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元，另有纸币数百万元。

1921年，孙中山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廖仲恺出任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全力整理财政，筹措军费，支持北伐，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42岁的汪精卫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当场宣布道：“本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任命蒋介石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请介石同志受命！”

在十万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庄严高呼：“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四处随即响起了“拥护汪主席”的欢呼声。看到汪精卫接替孙中山成为事实上的继承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心里萌生少许失落感。

1925年7月，共产国际派驻广东国民政府指导中国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力主财政统一，财政部长廖仲恺发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统一命令，要求各军交出财权（当时中国的地方财税都是由军阀支配的）。廖仲恺投出的这枚匕首，击中了右派与军阀大佬们的命脉。面对这种局面，胡汉民非常不满，立即谋划对左派的反击。左右两派的斗争日渐白热化。

“廖仲恺是‘亲共’‘袒共’分子。”不知从哪天开始，这样的传言在国民党内沸沸扬扬，把廖仲恺驱逐出党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共产党的工具”，甚至干脆被认定为共产党。一批仇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廖仲恺恨之入骨，他们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此时的廖仲恺已卷入凶险无情的政治漩涡中心。

凡政局动荡之时，就是不测事件多发之时，总会有人以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政治斗争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国民政府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

广州城内，达官政要大多居住在东山一带，这里西式洋楼别墅林立，是广州最幽静的地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廖仲恺、孙科、许崇智、胡适、王星拱等军政要人以及学术知名之士都在此置有洋楼别墅。蒋介石的东山别墅与廖仲恺住的中山二路农林下路可园别墅比邻。

在廖仲恺被刺前一星期，蒋介石特地到廖仲恺家，告诉廖仲恺自己前几天被陈廉伯买通的杀手遇刺一事，临行时还叮嘱他小心。这也是廖仲恺被暗杀之后有人把蒋介石的嫌疑排除的证据之一。

8月18日，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有人将对你不利”。

廖仲恺是个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有顾忌！”

“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廖仲恺对汪精卫说。

事实上，廖仲恺这些天也听到不少类似风声，夫人何香凝曾希望他多配两个卫兵，他则以每天开会或演讲防无可防为由婉拒。心细的何香凝还是多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了当时的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

面容端庄的何香凝是广东南海人，1879年生于香港一个富裕茶商家庭，1903年春，何香凝随夫廖仲恺赴日留学，在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和东京本乡美术学校就读美术，并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她和廖仲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并和革命青年赵声、秋瑾、黎仲实等来往密切。

当历史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之后，何香凝回忆道：“7月初（1925 年），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右派集中攻击仲恺，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要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十一次之多。”

回首那段不堪往事，何香凝还提到：“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提到，陈璧君告诉他：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去问胡汉民是否准备杀廖仲恺，但胡汉民不置可否。另外，在廖仲恺遇刺后被通缉的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朱卓文更直言不讳地谈及他的暗杀计划。”

令何香凝担忧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十多名凶手埋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只等廖仲恺的车子驶来。

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年轻的监察委员陈秋霖，坐着第103号汽车从东山住宅赶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3人下车，并行到头门石梯处正欲拾级而上，何香凝觉得有点不对劲，平时大门都有警察站岗，可现在人影也不见，就在何香凝四处张望时，“啪啪”，枪响了，两个突然跳出的暴徒，快速向廖仲恺开枪射击，何香凝一转脸，廖仲恺已倒在地上，躲在大门铁栅内的暴徒又同时向他开枪。20余发子弹，廖仲恺中了4枪，枪枪击中要害。中弹的陈秋霖痛楚地呻吟了几声，踉跄两步，也倒下了，卫兵亦中枪倒下。何香凝心如刀割，一边大喊捉人，一边低身扶廖仲恺，子弹从她头顶嗖嗖而过，她的头皮感觉得到热气。可是任凭何香凝喊破嗓子，也迟迟不见警察来捉人。

鲜血从廖仲恺的头上、身上流下来，把他浸透在血泊中。

“快送医院。”何香凝朝卫士大喊。

何香凝泪如泉涌，黑暗的潮水涌上来，去往世界尽头的路途。何香凝无法相信，死亡，简单得就像一张纸掉落在地上，一眨眼！就那么一眨眼便阴阳两隔！

“号外！号外，广州之枪击廖仲恺案。”伴随着稚嫩的喊声，几名穿着报童服装的小学生在街上派送《申报》。

《申报》报道：数名凶手预伏在两侧，两人在廖仲恺身后用左轮手枪射击。廖先中两枪倒地，尚以手撑石阶作欲起状，凶手再发两枪，遂不能起。其身中4枪皆要害，一枪在头部，一枪右乳旁，一枪右腹部，还有一枪在肺部，子弹皆从后背入。何香凝命卫士将廖仲恺扛上汽车，送百子路医院医治，中途廖即气绝。抵达医院后，尸体置于第一大楼，浑身血染，死状至惨。陈秋霖腹部中弹，肠破裂，在几天后身亡。还有4名受轻伤者，包括卫士、宣传员、车夫和一名路人。

尽管那时各种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但这样一件暗杀国民党政要事件，在当时还是非常稀罕的。

廖仲恺的丧礼采用所谓“国葬”规格。当他的遗骸入棺时，“汪精卫大哭失声，与廖之家属哭声相应，令人鼻酸”。

这一次巨大的变故，让何香凝遭受巨大打击，她开始走向革命事业的前台，此后的北伐战争，她与宋庆龄一道，组成战地红十字妇女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与宋庆龄等人创办了伤兵医院，派出多批救护人员赴前线支援将士。

廖仲恺案谁是幕后策划者？这个性质严重的问题，迅速被提上议程。

国民政府组织了“廖案特别检察委员会”，因为胡汉民是右派，又有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的嫌疑，因此被怀疑为杀害廖仲恺的幕后指使，也因胡汉民与廖仲恺素有矛盾，故他被排除在“特别委员会”之外。该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3人组成，苏联顾问鲍罗廷出任顾问，调查小组组长由汪精卫挂帅。

粤军老大许崇智，是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军队将领，也是军事部长，曾经的粤军总司令，身份显赫，他的参与也在情理之中。

按理说，军队代表有一个足矣，为什么这个委员会里有蒋介石呢？他虽是许崇智的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可当时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

蒋介石能成为委员会成员，不仅因为他的东征战绩和平定广州商团和刘、杨叛乱等有目共睹之锋芒，更因为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蒋介石是校长，是同僚，自然他代表黄埔军校握有一席。

正是这一安排，为蒋介石的上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事情的发展，似乎越来越有利于蒋介石。

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证据都直指胡汉民。胡汉民思想右倾，与廖仲恺不睦。鲍罗廷和陈公博事后均曾提到，胡汉民曾被部下问及是否要干掉廖仲恺，他沉默不语。他的堂弟胡毅生此前则有公开的反廖言行。然而，就“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格局而言，胡汉民比廖仲恺更有接班可能性，他可以推倒他，但没有理由杀害他。

但是很快又有证据：胡汉民曾在家中开过多次倒廖大会；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但胡毅生、朱卓文逃到香港去了，他们一再声明不是他们干的。此时又有坊间传言，这次暗杀活动，香港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粤军将领梁鸿楷出任总司令，魏邦平担任广东省长。

据当时的黄埔教导团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回忆：“案发第二天，我在中央党部大楼内遇见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询问入伍生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当时就想：这个家伙就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戍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

看到胡汉民与许崇智都脱不了干系，蒋介石大胆地生出了“联汪驱胡逐许”之计。

凭着对汪精卫的了解，蒋介石知道汪主席愿意接受自己这个盟友。

第二天，蒋介石直奔汪精卫的寓所进言：“胡展堂（胡汉民）这个人既固执又孤傲，很难合作，此案又与他有关联，如果他还留在广州，那一切都很难办！”

汪精卫沉思着，自从取代了胡汉民的“代元帅”之职后，胡汉民处处与自己作对，早就想着找机会搞走他。然而，胡汉民从同盟会时就和汪精卫是好朋友，而且自己坐牢时，胡汉民多有帮助和探望。汪精卫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胡展堂在此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但未必负法律责任。为防不测，可以把胡先生保护起来。”

看到自己的提议得到汪主席的认可，蒋介石便说：“粤军多名将领涉案，而许汝为（许崇智）治军无方，又总倚老卖老，中正为其部下，可忍，可主席如何面对？如果不严惩涉案人员，我们的国民革命军无异于北洋军阀。”

汪精卫不置可否。

蒋介石微笑着上前，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以及许崇智部粤军的很多将领都被牵连进去。

8月25日，特别委员会下令拘捕胡汉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当晚。蒋介石派出50多个黄埔学生兵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胡“拒捕”，就地处决。

胡毅生外逃。胡汉民被软禁在黄埔军校，释放后为了安全起见，汪精卫便让他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以“出访苏联”的名义离开了广州这块是非之地。

这场权力之争，胡汉民彻底失败了！

很快，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地位也急转直下，被蒋介石关到了黄埔岛。原因很简单，他5个部下梁鸿楷、张国桢、谭启秀、杨锦龙、梁士锋都参与了“暗杀行动”。

后来，蒋介石派亲信陈铭枢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信，劝他暂离广东。信中附有两万块钱和船票，并允许他带走所有的家产。

许崇智无可奈何，悄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这位蒋介石的拜把兄弟，一手佩手枪，一手佩烟枪的陆军老大，从此沦为中国政坛上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蒋介石离登顶成功，只差最后一步。

廖案发生前，蒋介石的职务是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但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国民政府委员，因为廖案，蒋介石从此进入国民党最高权力核心。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

蒋介石迅速改编了粤军，密切与汪精卫及共产党合作，改革财政体制，进行军事整编。

1925年8月25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党军第一旅和部分粤军组成，下辖3个师、1个炮兵团，军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二军由谭延闿的建国湘军组成，下辖4个师、1个炮兵团，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由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改编而成，下辖3个师、1个宪兵营、1个炮兵营，军长朱培德；第四军由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下辖4个师、1个独立团、1个炮兵营，军长李济深；第五军由建国第三军扩编而成，下辖2个师、2个独立团，军长李福林。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兵员总数达到十二万人。

就这样，通过整编，黄埔军由原来1个旅扩张至3个师，蒋介石还将实力最雄厚的许崇智粤军拆分到第一、四、五军中，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都与蒋介石关系亲密。蒋介石对粤军进一步整肃，成功“收束粤军一切事务”，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军事实权派。

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党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时期。

汪精卫登上主席之位，遵照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要职。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局势里，1925年9月毛泽东到了广州，住在东山新河浦路24号——春园。

据附近居民回忆，当时春园的环境非常有诗情画意，门前两个大柱上，还“站”了两只石狮子，铁门上刻着“春园”两字。房子周围乔木高大，绿荫掩映，门前潺潺流水，可通机动船，涌边有一个茨菇塘，不远处还有码头和广九车站，交通便利。

1926年2月，雨季开始的时候，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提议任命共产党人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为第三军党代表，还提议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广州陪伴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